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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个时期，我对余华的两部作品《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颇有微词。在我看来，这两本广受赞誉的回归传统现实主义的力作正是作家创作力开始衰竭的象征。因为如果文学和现实之间没有差距的话，我们还要文学有什么用 当然，现在反观当时已经觉察到自己有些刻薄了。对作家来说他只能写下他熟悉的和他能写的东西，而不是相反。对有些作家，比如雷蒙德·卡佛来说，写文学中的希望和救赎根本不是他的现实，反而是对他现实生活的反讽。卡佛老老实实地承认：“对于我写的那些人物和那些境遇来说，优雅地解决困难不仅不合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能的。我承认我非常羡慕那些以经典模式展开的小说，有冲突、有解决，有高潮。但即使我尊敬那些小说，有时甚至有点儿嫉妒，我还是写不出来。”
村上春树在《大教堂》的序言中吹捧卡佛“无疑是一位天才作家”。这个捧场的话好像有点过了，让我有种啼笑皆非的感觉。谁见过像卡佛这样随时都可能陷入窘迫的天才？这位无时无刻不担心身下的椅子随时被人移走的作家，这位无时无刻不在焦虑因为交不起房租只能停止写作而去找工作的作家，这位“只能写短篇小说和诗歌，写那些我能一坐下了就写，快速地写，并能写完的短东西”的作家。他不是天才，是“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写作苦行僧。而且最好不要高估卡佛短篇小说取得的成就，他的文学生命力过于受制他的现实生活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学真的是富裕的产物，或者说文学是势利眼，倾向于贵族式的生活。卡佛几乎赔上了他的一生想证明这一文学贵族论的荒谬，但事实说明，他的一生反而为这一荒谬提供了最佳实例。比如1967年他的小说被选入《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但那一年他的父亲去世，经济破产；比如1968年，他的第一本诗集出版，但他不得不去好莱坞卖电影票维持家境；比如1970年，他的第二本诗集出版，他却被公司解聘，靠失业救济金生活；比如1974年，他第二次宣告经济破产，待业两年；比如1976年，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出版，但他却不得不卖掉他的房子，去付他因酗酒住院的医疗费。这种生活的恶劣直到1980年卡佛有了在大学教书的固定工作之后才逐渐得到改观。1983年对卡佛是重要的一年，他终于可以不为经济发愁了，辞掉了工作成为了职业作家，而短篇小说集《大教堂》出版后马上就被提名普利策奖。可惜这样的好景不长，5年之后的1988年，卡佛正好50岁，对一个作家来说正是创作生命力迸发的时候，他也因为长期的酗酒和抽烟而遗憾地去陪上帝了。
我说不要高估了卡佛的短篇小说的成就，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文学的主流是玩弄各种形式创新文字迷宫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文学中的繁复美学颇受推崇之余反而步入了一种极端，产生了阅读的审美疲劳。某种意义上说，卡佛所代表的极简主义小说是对美国主流文学的“拨乱反正”。换句话说，卡佛在短篇小说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只有被搁置在具体的时代语境中的时候才可能获得公允客观的评价。
我读《大教堂》之前，翻阅的大都是繁复美学著称的大部头，倒是很少接触如此简约小品文一样精致的作品。所以初读之下，卡佛的小说犹如扑面而来的阵阵清风，令人欣喜沉醉。但读过了全书之后的感觉，反而很难清晰地指出集子中有特色的篇章。卡佛总是截取生活中的一个片段，而且基本都是毫无意义的片段组成他的作品。村上春树在序言中继续吹捧说，读卡佛的小说，一旦捧上手，会有一种强大的驱动力，“让你不由分说一口气读到最后”。而我的阅读体验恰好相反，读卡佛的小说，有种淡淡的平和的力量，不是驱动力，是一种“姑且看看”的随意性支配。读一页觉得没有味道可以放下，什么时候想起来从那一页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依然完整，仿佛卡佛写到那里的时候也驻足停留了下来，等你有耐心重读的时候他再陪你一起走完剩下的路。
卡佛的小说中没有精彩的故事，也没有希望和救赎，它有的只是再平淡不过的句子，再常态不过的生活。我想在这里不妨给读者提个醒，如果你有疑问的话最好不要去读卡佛的小说，他不会给你指引和答案。因为对生活，他其实和你有一样的困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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