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小说新作《清纯博物馆》德文版上市前夕，土耳其大作家、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接受了德国之声记者赖纳·特劳贝（RainerTraube）的专访，谈及政治、土耳其与欧洲、个人生活，以及他的新书。
　　
　　他表示，两年来，诺贝尔奖的确改变了他的生活，“它让我更出名了，带给我许多新读者，也带来小小的麻烦——出乎我的意料，它让我做的每件事都变得更为政治化了。”
　　
　　土耳其的极端民族主义势力视帕慕克为卖国贼，一度谋划除之而后快。帕慕克承认，这种威胁影响了他的生活。“我差不多就是和保镖们一块儿过，而和保镖一起生活可不是什么乐事。”他在9月7日刊出的采访中说，“不过，我每年会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一个学期的课，我的书也要出版了，所以我很愿意到外面去开个会啥的。（每年）有大约一半，或更多的时间，我离开土耳其去旅行，教教书，这很不幸——咋说呢？也许还是很幸运的。”
　　
　　过去两年里，他大多游荡在外，“部分原因或许与诺贝尔奖有关。我的名气越来越大了，但我还是回到这儿。我看着伊斯坦布尔的人情。我是多么了解伊斯坦布尔的人情啊！我无法想像没有伊斯坦布尔的生活——不管是半夜和保镖们在一起，还是我独个一人。我仍然身处伊斯坦布尔的街巷，观察它，欣赏它，我会继续写伊斯坦布尔的真情故事。”
　　
　　即使如此，帕慕克也决不承认，或决不愿意选择流亡：“有人想把我归为流亡者。‘不，’我说，‘我不是流亡者。’是我自己要离开土耳其的，只要我想，只要我乐意，我还是能一年365天呆在这儿。在纽约教书，我就呆在那儿，旅行也不错，但我不想去破坏（这种生活），也不想变成我自己的牺牲品。原因之一，或许是因为我来自一个从未被殖民化、从未被戕害过的文化。我不喜欢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国际强权或土耳其国家的牺牲品。我走我的路，过我的日子，享受写作的乐趣。这就是我看待自己生活的方式。”
　　
　　他继而谈到自己的新作，以及在建中的博物馆：“《清纯博物馆》记录的是凯马尔的爱情故事，1975年，他30岁，回述着对两次失去的远房亲戚扶桑的迷恋。扶桑18岁，是个老铺子里的打工妹，可她非常美。他没能与她结为连理，作为补偿，就尽力去收集扶桑摸过的所有东西，最后弄个了博物馆，故事说的也就是这个。为了这座博物馆，我收东西收了大约六年。我买了座房子，把它变成了一座博物馆，所以，‘清纯博物馆’既是博物馆，又是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