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开端，那么楚辞自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滥觞。自《诗经》，楚辞起“风”“骚”并举，上承上古歌谣，下启几千年灿烂的诗歌传统，在文坛的地位和意义可谓举足轻重。
　　
　　“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黄伯恩《东观余论》卷下《校订楚辞序》）黄伯恩的话表明楚辞是楚地文化的产物，楚辞就是在楚地文化的土壤上发育成长的，它的产生与楚声，楚歌有着直接的联系。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地方音乐就已经文明，《涉江》，《九歌》，《九辩》，《白雪》等乐曲在楚辞作品中都曾提到，楚辞是要用“楚声”来诵读的。《隋书.经籍志》集部《楚辞》载：“隋时有释道骞公之音。”同时楚辞的许多诗篇都有“乱”辞，这些“乱”辞都是乐曲的组成部分。楚地民歌一般是在单句末尾或句中加“兮”字。如《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这种句式结构后来便成为楚辞的主要句法形式。
　　
　　楚辞的产生与楚国的巫歌联系密切。楚国一向巫风盛行，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曲舞以乐诸神。”这种具有宗教性质的歌舞，对楚辞有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神奇的想象幻想孕育着丰富的神话故事成为楚辞的养料和特征。从《九歌》中的鬼神就可以找到巫风盛行的痕迹；其二是对屈原《九歌》影响深远，《九歌》就是在民间祭神乐歌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其三是巫歌的神秘浪漫而具故事性的歌舞有些像戏剧，对楚辞的构思和表现都有影响。如《离骚》里写巫咸降神的情节就明显受到了巫歌的启示。
　　
　　楚辞充满着楚地风物描写使用的是楚地方言，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但它的产生也受到了北方文化的影响：楚国国力强盛，长江流域基本并入楚国范围，土地的扩张必然会引起楚国与北方国家的交流，中原先进的文化渐渐被楚国文化吸收汲取。而战国时期北方纵横家的铺叙描摹对楚辞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指出：“楚辞形式文采之所以异者，…游说之风渐盛，纵横之士欲以唇吻奏功，遂竞为美辞，…余波流衍，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质朴之体式所能承载矣。”
　　
　　关于“楚辞”的名称。“楚辞”是屈原开创的一种新诗体。而在当时它并没有特定的名称。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中说：“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这里的“楚辞”专指屈，宋等人的作品。汉成帝时刘向校订古籍，编集屈，宋等并贾谊等人的骚体辞章辑为《楚辞》。东汉王逸在刘向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一篇作品并为全书作注，命名为《楚辞章句》，这也是流传至今现存最早版本。
　　
　　再来看楚辞的文体特点。就体式而言，楚辞有两种形式：一是受《诗经》的影响，如《橘颂》。《天问》基本为四言体，虚字较少，另一种样式比较典型，以《离骚》，《九歌》为代表，依“兮”而咏，语句参差错落，长短不拘。典型的楚辞诗风上铺排夸饰，想象丰富，以抒情，议论，描绘为主，主观抒发意味浓，多用楚语，楚声。
　　
　　讨论楚辞有一个人使不得不提的，那就是屈原。踏实楚辞诗体的开创者，也是发扬者。
　　
　　屈原（前340？--前278？），名平，楚国贵族。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中说屈原曾“为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屈原生活的时代诸国斗争十分激烈，屈原出身高贵“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有着良好的文化修养，美政理想与为理想献身的精神“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循而得路。”“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他主张内修法度，外联齐抗秦，而楚怀王昏聩无能听信上官大夫，子兰等人的谗言，疏远屈原，又听信张仪诱诈之辞与齐国断交并将屈原放逐汉北。后来他发现自己受骗只好重新召回屈原，出使齐国并与齐国恢复邦交，但又再次受骗入秦并客死异国。怀王的长子顷襄王继位后任命弟弟子兰为令尹并听信谗言将屈原流放江南九年，屈原最终自沉汨罗，一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就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据多数学者的意见，屈原的作品现存二十三篇：《离骚》，《天问》，《九歌》（11篇），《九章》（九篇），《招魂》。
　　
　　《离骚》是屈原作品中的杰出代表，也是整个楚辞最杰出的代表。刘勰《文心雕龙.辩骚》中有“不见屈原，岂见《离骚》？”这句话既表明屈原对楚辞的功绩，也说明了《离骚》在楚辞中的代表性。
　　
　　关于《离骚》的题旨。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离骚赞序》说：“离，犹遭也；骚，忧也。”王逸《楚辞章句》中说：“离，别也；骚，愁也。”后代学者的解释各有特点，但均为摆脱“遭忧”与“别愁”的释义，而这释义也是比较贴合作品旨意的。
　　
　　屈原一生被放逐了两次，那么《离骚》究竟创作于什么时候呢？《离骚》中反复出现这样的诗句“老冉冉其将至”“恐年岁之不吾与”可见当时屈原已近于老年，又因《离骚》中出现了“苍梧”“九疑”“沅湘”这些地名，可知当时屈原正在江南。由这两点可推知《离骚》创作于顷襄王初年。
　　
　　《离骚》是屈原自序生平的长篇抒情诗，他的感情与思想都熔铸其中。评价《离骚》与对屈原其人的定位是分不开的。刘安《离骚传》中说《离骚》“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嚼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也说：“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糜不毕见。”这些评价是贴切的，屈原《离骚》与他高洁的人品，美政理想，爱国感情，嫉恶如仇的批判精神，追求理想九死不悔的坚韧品格水乳交融。他在《离骚》中写了许多感人至深并广为流传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艺术上《离骚》也有自己鲜明的特点。首先表现在浓烈的激情与奇幻的想象。《离骚》前半部分回顾往事，追忆身世，理想和遭际，基本是实写，但又有“制荠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这样的语句。后半部分写对未来道路的探索与追求，将自己的激情，爱国情感通过上天入地的想象淋漓尽致地喷发出来。“吾另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写的真挚执着美丽感人。其次是俊洁纯美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出身高贵，才能非凡，品质美好，志趣高尚，追求理想坚贞不屈，九死未悔，受到责难不改初衷，理想破灭以死殉国。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表现了《离骚》的精神实质。第三是比兴手法的开拓。王逸《楚辞章句》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亦比谗佞，灵修没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比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离骚》把《诗经》片段的比兴发展成为长篇诗歌中的比兴连续使用，熔铸了浑融的艺术境界。并在《诗经》的基础上拓展了寄情于物，托物抒情的表现手法，形成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传统。最后在结构和语言方面，《离骚》是我国古代篇幅最长的抒情诗，全诗373句，2490字，诗分前后两个部分，一实一虚，回环往复，跌宕起伏，语言丰富多彩，方言入诗，双声叠韵，特色鲜明。
　　
　　除《离骚》外，《九歌》，《九章》和《天问》等诗歌也寄托了屈原的身世之感和规讽之意。屈原把自己对国家，人民的爱与希望写进了他的诗歌，他创造了楚辞，楚辞也成就了他，他伟大的爱国情怀将和楚辞一同留传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