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狄更斯是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的代表，他的文字直接对准当时西方人的精神状态和社会的阴暗面。在原始资本积累阶段，金钱冲斥着整个西欧世界。在财富面前，多数人道德堕落，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冷漠，缺乏关爱。政治被权贵操控，自由和人权得不到保障，底层民众生存艰难。曾经当过律师的狄更斯，很好地扮演了社会观察家的角色，用他犀利的语言和独特的构思，对19世纪西欧社会生活中的一系列丑陋和邪恶进行了体无完肤地鞭笞。
　　
　　《双城记》这本书以法国1789年革命为故事背景，以仇恨和爱情为主题，将大革命前后法兰西社会的状况和各阶层的社会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文中极力描绘法国贵族达内，露西曼娜和西德尼卡顿的三角恋，以曼娜医生的主要经历为轴线展开。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整体语言风格较为严肃，但布满讽刺和调侃，结局格外离奇。仇恨和报复是除了爱情之外，作者在小说里着力构思的。
　　
　　在专制和暴政地长期侵蚀下，贵族的荒淫和残暴令人发指，底层平民遭受的压榨和迫害无处不在。封建走向集权专制的过程中，由于统治者巩固权力的需要，在剥夺贵族政治特权的同时，还得保障他们经济上的利益。所以贵族的奢靡得以继续，但政治上的失势，让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风光，因此自身的压抑只能更多地发泄到醉生梦死的生活上来。农民不仅要向专制政府交纳繁重的赋税，还得面对贵族和各级官吏的盘剥。城市里的自由民和商人，同样基本的权利也得不到保障。他们统称为所谓的第三等级。在旧制度走向崩溃的过程中，中世纪仅存的那点温情和关怀也消失殆尽。原本社会的流动性就不强，当各方矛盾越积越深后，走向僵硬的旧制度已无法发挥调和的作用，各阶层之间的仇恨自然也就越来越大。
　　
　　文中的德发日夫妇原本是勤劳，朴素，善良的城市市民，在巴黎街头经营一家小酒馆，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他们本可以过上安宁的生活。但是无处不存在的压迫，让他们只能勉强维持最基本的生计而苦苦撑着。德发日太太的娘家在她很小的时候就遭到贵族埃弗瑞蒙德兄弟的戕害，姐姐和哥哥悲惨死去。在和德发日先生结婚后，他们的小本经营不仅要缴纳沉重的赋税，还要经受各路密探和警察的敲诈。仇恨早就在她心中埋下了种子。夫妇俩和其他巴黎普通市民，以及乡下的农民，都被卷入到时代的洪流中来。他们积极地参与革命，成为攻占巴士底狱的急先锋。随着专制王朝的垮台，原先旧体制下所遭受的一切不公平和摧残，终于将人性的阴暗和丑陋彻底释放出来，在暴政的废墟中不断升温。在“神圣的共和国”面前，每一个生命都有可能成为“叛徒”而成为“吉萝亭”（断头台）的化妆品。已经丧心病狂的德发日夫人，和“革命者们”对整个社会进行了全面的报复，居然连露西曼娜和她的女儿都不想放过，这仅仅因为她们是贵族后裔达内的妻女，即便露西父亲是蹲过巴士底狱的“共和国英雄”都不行。而她自己，最终也讽刺地死在自己的枪口之下。
　　
　　在洪流地肆虐下，爱情，亲情和友情这些人类情感中最纯粹的元素，只能通过鲜血来诠释。达内虽然是埃弗瑞蒙德贵族的后裔，但他心地善良，早就放弃了贵族的特权，将继承来的财富用于公益事业，且要求接受他爵位的加贝尔先生要遵守他定下的规矩，利用还剩下的多为邻里的平民多做善事，减租免息。达内本人则在英国靠自己的努力工作，过上了一段短暂的普通人的生活。可惜他依然无法脱身，先是在英国遭遇冤情，差一点因为“叛国罪”被盘死刑，幸好他生命中真正的贵人露西出庭作证以及情敌西德尼卡顿及时伸出援手才幸免于难。
　　
　　遗憾的是，离开了祖国，已经自食其力的达内也难以逃脱洪流的侵袭。“吉萝亭”散发出来的血腥从巴黎上空越过英吉利海峡，扑向这位真诚的赤子。因为他身上的贵族血统无法摆脱他“共和国敌人”的身份。尽管曼纳医生是前朝政治犯，进过巴士底狱，是所谓的英雄，他本可以凭借这一人身份救女婿一命，但医生年轻时曾经写下的对埃弗瑞蒙德家族的控诉信，几乎将达内送上了断头台。即使医生极力为他辩护，认为达内是个善良人，已经做了不少好事，他和埃弗瑞蒙德这个姓氏早就划清了关系，现在已经是一介平民，也依然无济于事。最后只能靠西德尼卡顿进监狱替换，为情敌献身而活下来。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在时代的风雨飘摇中，凭着卡顿的头颅和鲜血得以延续。
　　
　　可以说，19世纪的西欧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非常严重，人格的扭曲几乎和近一百年来很多批判家笔下的中国人“民族劣根性”一样。有位长期为中国人权和自由努力的著名知识分子曾经说，毛伟人的残暴政策得以落实，是要有土壤的，而这种土壤只有中国才具备。我很尊敬这位作家，但他这个观点的确有失偏颇。为了打碎整个社会结构，掌权者封锁一切消息，当社会与外界彻底失去联系之后，对国民进行疯狂地反常识教育，进行反人性的革命理论灌输，挑唆群众斗群众，鼓励亲人、朋友之间相互告发，为所谓的理想社会奋斗，永久性地做一颗螺丝钉。在这样的暴政面前哪有不扭曲的人格呢？
　　
　　《双城记》中还写到，17世纪的英国，法律还没有废除各种血腥的酷刑。当法院进行审判时，许多伦敦市民也是激情澎湃地聚集到法庭周围，他们巴不得犯人都被判处死刑而且最好用最残酷的死刑方式处决犯人，那样充当看客的他们就可以直接欣赏在他们看来是“精彩得无与伦比”的杀人方式。行刑的时候，几乎也是万人空巷，他们也看得不亦乐乎。这些现象似乎在鲁迅笔下，也有深刻的描绘。
　　
　　中古代专制社会的法律并非以保障自由和人权为基准。掌权者有颁布各项法律，但没有法治，是彻头彻尾的人治。很多刑律根本不是站在人性的角度设立，所以带着杀一儆百的思维，有非常多惨绝人寰的肉刑。处决犯人是完全公开的，将犯人装进囚车先进行游街，再押赴刑场处决，甚至呼吁群众到现场观看。这种逼着同类观看残杀同类的制度延续得过于长久，已经注入普通民众的骨髓，他们的价值观和人格自然也就会带上这种扭曲和变态烙印。
　　
　　孔乙己，阿Q等角色，的确是很形象的揭露了过去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但是这种国民精神状态并不是中国人独有的。柏杨先生习惯称中国垃圾文化为酱缸文化，其实每一种文化在走向衰落时，是何其的相似。他们都会受由死猫，死耗子，死猪以及各种垃圾的极度堆积而显现得浊臭逼人。中世纪后期的基督教世界，19世纪的西欧，奥斯曼土耳其就是如此。
　　
　　因此，对照狄更斯的批判现实主义和中国人在近现代中对自己的审视，可以说国民性决定论，或者民族劣根性这样的说法是荒谬的。制度虽非万能，但如果没有一个以人性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所有人的人格都会扭曲。在确立了文明的秩序之后，人身上的光明和美丽才可能在各种文化的洗礼之下得到绽放，邪恶和丑陋才能得到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