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的一天，我坐在井然有序的哥本哈根机场的候机厅里，准备转机前往奥斯陆。我的目光穿越明亮的落地玻璃窗，停留在窗外一架挪威航空公司飞机的尾翼上。我被尾翼上一个巨大的头像所吸引，我知道自己过会儿就要乘坐这架飞机前往奥斯陆。为了消磨时光，我心里反复思忖：飞机尾翼上的头像是谁？

　　就在飞机从跑道上腾空而起的剎那间，我的思维豁然开朗，我想起来他是谁了。同样的头像就在一本中文版的《培尔·金特》里，他是易卜生。看着窗外地面的哥本哈根逐渐远去，我不由笑了起来，心想这个世界上有过很多伟大的作家，可是能在天上飞来飞去的，恐怕只有易卜生了。

　　我降落在易卜生逝世一百周年之际的奥斯陆，绵绵细雨笼罩着奥斯陆的大街，印有易卜生头像的彩旗飘扬在大街两旁，仿佛两行头像的列队，很多个易卜生从远到近，在雨中注视着我，让我感到他圆形镜片后的目光似乎意味深长。

　　我想起了我们的鲁迅。易卜生的名字最早以中文的形式出现，是在鲁迅的《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里。这是两篇用文言文叙述的文章。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在演讲里说：“走了以后怎样？易卜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责解答的责任。”然后鲁迅以一个读者的身分给予解答：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鲁迅认为，妇女要摆脱任人摆布的地位，必须获得与男人平等的经济权。鲁迅在此用他冷嘲热讽的语调说道：“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要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挪威航空公司飞机尾翼上巨大的易卜生头像，以及这样的头像缩小后又飘扬在奥斯陆的大街上，让我感受到了易卜生在挪威的特殊地位。当然这位伟大的作家在世界的很多地方都有着崇高的地位，可是我隐约有这样的感觉，“易卜生”在挪威不止是一个代表了几部不朽之作的作家的名字，“易卜生”在挪威可能是一个词汇了，一个已经超出文学和人物范畴的重要词汇。

　　就像我小时候的“鲁迅”，我所说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鲁迅”。那时的鲁迅不再是一个作家的名字，而是一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词汇，一个包含了政治和革命内容的重要词汇。

　　“文革”是一个没有文学的时代，只是在语文课本里尚存一丝文学的气息。可是我们从小学到中学的课本里，只有两个人的文学作品。鲁迅的小说、散文和杂文，还有毛泽东的诗词。我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十分天真地认为：全世界只有一个作家名叫鲁迅，只有一个诗人名叫毛泽东。

　　那时“鲁迅”已经从一个作家变成了一个词汇，一个代表着永远正确和永远革命的词汇。

　　我有口无心地读着语文课本里鲁迅的作品，从小学读到高中，读了整整十年，可是仍然不知道鲁迅写下了什么。我觉得鲁迅的作品沉闷、灰暗和无聊透顶。除了我在写批判文章时需要引用鲁迅的话，其他时候鲁迅的作品对我来说基本上是不知所云。也就是说，鲁迅作为一个词汇时，对我是有用的；可是作为一个作家的时候，让我深感无聊。

　　“文革”之后，鲁迅不再是一个神圣的词汇，他回归于一个作家，也就回归于争议之中。很多人继续推崇鲁迅，不少人开始贬低和攻击鲁迅。

　　鲁迅在中国的命运，从一个作家的命运到一个词汇的命运，再从一个词汇的命运回到一个作家的命运，其实也折射出中国的命运。中国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动荡，可以在“鲁迅”里一叶见秋。

　　时光来到了1996年，一个机会让我重读了鲁迅的作品。一位导演打算将鲁迅的小说改编成电影，请我为他策划一下如何改编。然后我发现自己的书架上没有一册鲁迅的著作，只好去书店买来《鲁迅小说集》。

　　当天晚上开始在灯下阅读这些我最熟悉，也是最陌生的作品。读的第一篇小说就是《狂人日记》，可是我完全忘记了里面的内容，小说开篇写到那个狂人感觉整个世界失常时，用了这样一句话：“要不，赵家的狗为何看了我一眼。”

　　我吓了一跳，心想这个鲁迅有点厉害，他只用一句话就让一个人物精神失常了。另外一些没有才华的作家也想让自己笔下的人物精神失常，可是这些作家费力写下了几万字，他们笔下的人物仍然很正常。

　　《孔乙己》是那天晚上我读到的第三篇小说。这篇小说在我小学到中学的语文课本里重复出现过，可是我真正阅读它的时候已经三十六岁了。读完了《孔乙己》，我立刻给那位导演打电话，希望他不要改编鲁迅的小说，我在电话里说：

　　“不要糟蹋鲁迅了，这是一位伟大的作家。”

　　第二天，我就去书店买来了“文革”以后出版的《鲁迅全集》。我沉浸在鲁迅清晰和敏捷的叙述里。我后来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他的叙述在抵达现实时是如此的迅猛，就像子弹穿越了身体，而不是留在了身体里。”

　　“文革”结束以后，我阅读过很多其他作家的作品，有伟大的作品，也有平庸的作品，当我阅读某一位作家的作品时，一旦感到无聊，我就会立刻放下这位作家的作品，让我没有机会去讨厌这位作家。可是“文革”期间我无法放下鲁迅的作品，我被迫一遍又一遍地去阅读，因此鲁迅是我这辈子唯一讨厌过的作家。

　　我告诉挪威的听众：当一个作家成为了一个词汇以后，其实是对这个作家的伤害。

　　(本文节录自余华即将在麦田出版的散文集《十个词汇里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