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就进入一年一度的高考了，今天我们谈谈有关中国古代科举的话题。我们知道，古代科举近似于今日的高考制度，尽管其中有许多不同，但就明朝以后的分地域录取考生做法，却极为相似。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及轰动明朝一时的明初科举考试中的重大事件----“南北榜”事件。洪武三十年（1397）丁丑科，二月会试，以翰林学士刘三吾、王府纪善白信蹈为考试官，取录宋琮等51名，是为春榜。因所录51名全系南方人，故又称南榜。北方人一名未取，为历科所不见。会试落第的北方举人因此联名上疏，告考官刘三吾、白信蹈偏私南方人。明太祖朱元璋命于落第试卷中再择卷复阅，增录北方人入仕。但经复阅后上呈的试卷文理不佳，并有犯禁忌之语。有人上告说刘三吾、白信蹈等人故意以陋卷进呈。朱元璋大怒，对考试官严加治罪。六月，朱元璋亲自策问，取录任伯安等61名，是为夏榜。因所录61人全系北方人，故又称北榜。此事件开明朝分南北取士之先例，至洪熙以后遂成定制。（为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于洪熙元年设立南北卷制，南卷取60％，北卷取40％，后来还发展成为南北中三卷制，不再详谈。）
　　
　　对此事该如何评价呢？笔者细细分析事件起因、经过、发展及结局后，私以为：朱元璋之所以制造了这桩奇案丑案，不仅是他在文化领域贯彻执政理念的一次实践，还是对政治格局与人才选拔问题的一次深刻考量，并受着历史因素和现实环境的制约。
　　
　　其一，事件发生的历史原因。自科举制度开始实行以来，虽发挥了巨大的人才选拔作用，但负面作用也影响深远。“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用人体制，让“名落孙山无人问，一朝金榜天下知”成功之路变为狭隘的现实状况，逼得上万学子不得不左三年、右三年地往返于家乡与贡院之间。科举对考生心灵的扭曲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范进中举”就是其中的集中表现。
　　
　　可以说，每次科考过后，贡院都会遭受一番不大不小的损失，或考场号舍，或士人所住旅店均会遭恶意破坏，皆源于十年寒窗苦读却一朝落第之人为发泄心中郁闷导致的行为结果。甚至于出现诽谤、造谣考官的报复行为，成了当时科场案的一种典型现象。
　　
　　其二，事件发生的现实根源。古代中国曾经出现经济文化中心南移现象。它自唐王朝安史之乱时开始，到南宋时期进一步扩大。北宋灭亡后，大批的北方文化精英南逃，使南方文化开始了长足发展。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在历经了金朝、元朝几百年的异族统治后，无论经济还是文化，早已大大落后于南方。明朝建立后实行的教育体制和考试制度，非但没有弥合这个差距，相反则继续拉大。据资料显示，从洪武三年明王朝第一次科举考试开始，南方考生的成绩，就一直在北方考生之上。比如洪武三年的科举乡试，南方的录取名额是350人，北方仅有250人。“南北榜”案之前的明王朝6次廷试，状元清一色都是南方人。即使从录取比例看，也有南方中榜者逐渐增多，北方中榜者日益减少的趋势。“南强北弱”的大格局，在明王朝时期已是不争的事实。
　　
　　其三，事件发生的政治需要。在“南北榜”事件发生前不久，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借口凉国公蓝玉谋反，株连杀戮功臣宿将的重大政治案件，史称“蓝玉案”。这个案件，持续数年，株连人数达到10万人，其中尤以各级官吏居多。因蓝玉常年镇守北方，案件爆发后，因他而遭株连的官员，也多为北方人，其中科举出身的北方官员甚多。血雨腥风下，许多读书人甚至视做官为畏途，纷纷逃避科举考试。故在“南北榜”中出现的“南榜”皆为南方人就不是很奇怪了。
　　
　　那么，何以朱元璋会对此榜会雷霆大怒呢？作为颇具政治谋略、统治手腕的朱元璋，在“蓝玉案”结束后，为安抚北方官员、鼓励北方学子，以利稳定局势、加强统治的需要，不得不采取了“恩威并重”的做法，其中科举就是最好的突破口。于是乎，不管开始的考试官刘三吾、白信蹈，还是后来的监卷的张信等人，哪怕是毫无错误，也都被朱元璋当做“替罪羊”抛弃，受到无情惩处。（史载，白信蹈、张信以及同科试官二十多人，全部凌迟处死。刘三吾因年事过高，发派充军，以老戍边。所选52名南方贡士全部罢黜，名列榜首的考生陈某以行贿罪问斩，至于受牵连者不下千人。）
　　
　　通过分析，不难看出，“南北榜”不啻是一起冤假错案。但我们能够责怪朱元璋吗？恐怕很难。客观上讲，明朝的“分榜”制度，确实有其积极作用的一面，比如普及文化教育(提高落后地区考生的学习积极性)，平衡政治关系，合理选拔人才，乃至维护国家统一(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科举制度)等等。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该事件的负面作用不容回避，既有明显制造冤假错案的不公不正，也有对文化建设的非理性粗暴干涉，更有对明朝官场“老乡政治”弊病产生和蔓延的推波助澜。
　　
　　历史是一面大镜子，我们该怎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举一反三，创造性推进事业，改善环境，合理用人，都是值得探讨和深思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