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堡特说：“飘浮在山顶的云朵，只有从远处眺望才有确定的形状，而一旦我们走进其中，便化为一片灰蒙的雾气；与此相仿，各种语言的作用和特性虽然整个说来可以清晰地认识，可是一旦我们着手考察与其特性有关的具体细节，我们的对象便仿佛会从手中溜脱。”
　　
　　也许，阅读2011年的散文，也难免不坠入这么两难的境地，走近她，也可能失去她。我一直认为散文是最人间的最世俗的，但也是最贴近精神的部分。纵观古今，无论东西方，人类的智慧和思索的记录，多是散文体，从《论语》《庄子》《史记》到苏格拉底的谈话、培根的隽语、卢梭的忏悔、左拉的控诉。
　　
　　洪堡特说诗歌不是每时每地都存在，而散文则是每时每地都陪伴着人，这样的观点我是认可的：
　　
　　“诗歌只能够在生活的个别时刻和在精神的个别状态之下萌生，散文则时时处处陪伴着人，在人的精神活动的所有表现形式中出现。散文与每个思想、每一感觉相维系。在一种语言里，散文利用自身的准确性、明晰性、灵活性、生动性以及和谐悦耳的语言，一方面能够从每一个角度出发充分自由地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则获得了一种精微的感觉，从而能够在每一个个别场合决定自由发展的适当程度。有了这样一种散文，精神就能够得到同样自由、从容和健康的发展。
　　
　　“如果一个民族的智能特性不够有力，不足以上升到这一高度；或者，如果一个文明民族在智力方面走上了下坡路，其语言脱离了精神，即脱离了它的强大力量和旺盛生命的唯一源泉，那就绝不可能构造出任何出色的散文；而如果精神创造变成了一大堆平淡无奇的学问，优秀的散文就会濒于崩溃。”
　　
　　散文不能都在书斋穿越而凌虚蹈空
　　
　　人离开土地怎么办？这是贾平凹的迷茫，也应该是散文思索的根基所在。贾平凹在今年推出了散文《定西笔记》，他说:“定西是真正的贫困地方，农耕氛围很重，在那里能看到齐全的传统农具，手工耕作的牲口，牛、马、驴一应俱全，对传统农业保持得比较完整。中国好多地方虽然也贫困，但是农具、牲畜很多都没有了。”
　　
　　贾平凹以他特有的怪异的笔法记录了定西乡村风土人情，让人仿佛在20世纪80年代读他的《商州初录》，贾平凹说:“在我的认识里，中国有三块地方很值得行走的，一是山西运城和临汾一带，二是陕西韩城合阳朝邑一带，再就是甘肃陇右了。这三块地方历史悠久，文化纯厚，都是国家的大德之域，其德刚健而文明，但同样的命运使它们长期以来被国人忽略甚至遗忘。”在今年的“十一”，我到了临汾洪洞一带，感觉就是特异，贾平凹《定西笔记》是直面人生直面现实的文字，如今底层的生存状态、社会情绪被某些人有意无意忽略了，好像城镇化就是一切。有人对贾平凹说：“没有比土地问题更让人关注的，您敢于直面这个问题，把一块土地的命运，写得荡气回肠，用土地本身表明了这个时代最深的伤口。”这是评价他去年的散文《一块土地》的。贾平凹对当下是忧心的，他希望官员能够看到他的文字。
　　
　　小说的意味
　　
　　刘亮程的散文《杨树》《黑狗》，好像是从他的小说《凿空》里扒拉下来的。其实也可这样说：《凿空》就是一部和《呼兰河传》一样的散文集，他写了南疆阿不旦这样神奇的地方，这里的一切都仿佛是有生命的，这个村里有驴师傅，说的是那些最擅长养驴并最懂得驴的人；还有狗师傅，有羊师傅，有鸡师傅，还有拖拉机师傅，坎土曼师傅，而《杨树》和《黑狗》写出了树和狗的命运，但其中狗和杨树的意象，在刘亮程原先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也出现过。《杨树》《黑狗》这样的散文有了很多的小说的要素，看似荒诞不经幽默滑稽却真真实实饱含泪水。刘亮程对狗有着很深的感情和体认，他曾说狗耳闻目睹，见证了村庄的变化。狗能做到的就是一成不变，因为再变它也变不成人，安心做狗。那是村里的狗，白天四处觅食，给人看门，受人打骂。晚上人睡着后村庄成了狗的，“一犬吠形，百犬吠声”——那是夜晚的狗，坐在草垛或土堆上，后腿卧地，前腿立起，腰挺直，脖子朝上，嘴朝上，眼睛望着高远处，汪汪地叫，这时候的狗一下变得不一样，从白天的低下生活中脱身而出，它的叫声不再为一口狗食，为一点动静，那是一种纯粹的叫，对着我们不知道的茫茫夜空。
　　
　　读刘亮程的散文，很多的时候读到的是诗意和乡间，而《杨树》《黑狗》让我们读到了小说的某些元素，这也为散文写作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布衣诗篇
　　
　　孙犁是大隐，解放后并没有借势飞黄腾达，而是隐居在津门一角，甘于寂寞，默默劳作。孙晓玲笔下的布衣父亲从日常生活细节中来，让人温暖，让人心动。《片断忆母亲》是孙晓玲写父亲孙犁和她母亲的文字，让我们看到一个传统美德丛集的可敬的家庭形象：“文革”动荡，孙犁几度轻生，一次触电被灯口弹回，是妻子的劝说——“咱不能死，咱还得活着，还要看世界呢”——让孙犁挺了过来。妻子住院，孙犁从干校赶到病房，无处可坐，“一直贴着床边弯着腰和我母亲说话，宽慰着她”。妻子去世后，孙犁带着女儿回老家，离村口一段距离，孙犁让车停下，对女儿说：“下来吧，走着去！”当天中午，村支书请吃饺子，孙犁默默地吃，一言不发。第二天清晨，孙犁在村头的钻天杨树下沉默地走，又让晓玲到母亲的娘家村里去看看。孙晓玲不是专业从事写作的作家，但她的这篇文章可以与孙犁的《亡人逸事》媲美。
　　
　　孙犁老人是一个生活在繁华都市的布衣，他像一个清贫而带泥土气的书生——布衣书生。孙犁的为人为文给散文创作诸多启迪：其一是散文不要矫情，我们读过很多的文字，很多让人不忍卒读，原因就是凌虚蹈空不着边际的矫情，大多是酸腐气，少有清新，陈陈相因，陈词滥调，而孙犁的文字忠实于自己的感受，不酸腐，未见自作聪明的老朽气。其二散文也是有力的，孙犁的文字多忧患之风，这是传统文人的忧患血脉的流传，在这布衣老人的背后有刚烈的品性，他对人性之恶的批判，对时弊的抨击，犹如暗夜里的星光，给人以温慰。其三，散文不是热闹的文字，在孙犁的散文里，他厌倦凑热闹，把心扎到泥土里，接通到历史的深处，这样的文字是人书俱老，炉火纯青。
　　
　　塞壬的歌声
　　
　　塞壬是海妖，她的歌声迷惑人，那是古希腊的神话，而散文家塞壬的文字也是那样迷惑阅读者的阅读经验。塞壬的文字属于别样的生态，她与那些软媚的甜腻的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滑翔的散文区隔，丰富的独特经历使她的语言生活化又个人化，贴近灵魂，贴近人的感受。《托养所手记》读后令人震撼，如短铁击人。塞壬根据自己被当地教育部门派到残疾人托养所的经历，写下了这篇文字。她为我们呈现了智障部孩子还有精残部成人痛苦、麻木的原生态的模样，让我们可以看到塞壬痛苦的灵魂，从起初带着揭弊曝光的心态到最后以一个人面对另一个人的平等心、平常心去看待那些人。写这样的文字塞壬是犹豫的，塞壬说犹豫是因为这个题材表达的是人类之痛。这个东西应该保存在自己的内心，不应该为了自己的作品去渲染它，那是不道德的。
　　
　　塞壬的散文是生活的恩赐，打工生活的磨砺。在许多的事件中，塞壬能发现人性的弱点，能看到人的潜能，而在安逸的生活中，是无法体会到这一点的。《托养所手记》获2011年度“茅台杯”人民文学奖散文奖，颁奖词说：
　　
　　《托养所手记》里，没有为文造情的矫饰，没有泛滥化的抒情，真实触目的场景令人震动，那些粗糙的颗粒磨蚀我们的神经，刺痛我们的良心。塞壬以冷调的理性分析人类弱点的同时，也让我们重新去思索“体恤”、“信赖”与“诚意”这些温暖的词语所应具有的重要价值。
　　
　　确实塞壬的文字以尖利直抵人性的深处，让我们审视自己灵魂的渺小。
　　
　　火炭上的一滴糖
　　
　　人们说柴静是“中国最好的女记者”,她的文字也许可看做她的采访手记和思考的实录，人们评价她的文字——有柴的如常,诚实,质朴,简素。柴是能燃烧的，那就有了热烈，然而她又是清凉入骨的平静、冷静。她文字下的人与事如艺术家雕刀下的物件，兔起鹘落，“草枯鹰眼疾”，那么精准；“回望射雕处，千里暮云平”，让我们的心灵久久回放。
　　
　　柴静写冯唐的散文《火炭上的一滴糖》，她说冯唐是杂种。柴静看冯唐，“久远滋滋地响，翻腾不休，就像火炭上的一滴糖”。是啊，有才气的人，生命时刻滋滋作响。王峰让柴静为《GQ》写冯唐的文章。柴静问怎么写？王峰说，你不要从一个文艺女青年的角度去写，你要从一个女流氓的角度去写。于是就有了《火炭上的一滴糖》。柴静写叛逆的冯唐做着最世俗的工作，写着最高贵的文字。柴静写叛逆的老罗骂着最粗俗的语言，含着最温柔的善良。柴静说：一开始冯唐的小说我不太喜欢，一股元气淋漓，但横冲直撞不知所终，在我们姑娘家看来，这是由男性荷尔蒙驱动的写作，是另一种动物的呓语……
　　
　　冯唐是狂，在他少年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句子：“我没有下体，也能把你燃烧。”冯唐看不起苦吟派的做派，他看到董桥六十岁的时候的感慨：“我扎扎实实用功了几十年，我正正直直地生活了几十年，我计计较较地衡量了每一个字，我没有辜负签上我的名字的每篇文字。”（《锻句炼字是礼貌》）冯唐说：“这些话听得我毛骨悚然，好像面对一张大白脸。听一个日本艺妓说，‘我扎扎实实用功了几十年，我正正直直地生活了几十年，我计计较较地每天画我的脸，我没有辜负见过我脸蛋上的肉的每个人’。”
　　
　　哈哈，董桥是我所喜欢的散文家，笔底有传统的风致，是晚明小品和英国随笔的传人，是往雅致路上走的绅士，与冯唐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但柴静写冯唐的文字确实是好，如在小时候吃了一块糖。
　　
　　民间的写作
　　
　　从某种意义来说散文是门槛最低的写作，她多是散养在民间的文字。我喜欢读一些闲适的东西，可以涵养心地，但散文不只是文人的事，散文更应是百姓的事，所以我更喜欢一些有痛感的东西，多年前的《天涯》杂志《读者来信》里有篇文章说：“一切在苦难中的底层,他们的话语、情感都应该得到疏通、表达，形成底层自身真实、质朴的话语空间……但面对他们这个完全无声的世界，我们的经验一片空白。这么大的社会盲区,这么深的社会阻隔,我们竟然生活得如此从容，心安理得，熟视无睹,这是多么危险啊!”是啊，在现代的中国是什么硌痛了这位作者，让他对“痛”刻骨铭心：“时事仍如坚冰,虽必将融化,却总也打不通它的入口。”
　　
　　是啊，谁替穷人写作？那些打工者，那些留守的孩子，那些上访者，那些黑煤窑——这些穷人只是这个社会的影子和沉默的大多数，这个世界没有他们的声音，散文在今天的力度与代言不应是缺席的：散文在风花雪月之外广有空间，散文在绵软之外也应是有力的，散文在肉的丰盈外也可以是有骨头的，散文在弦歌不辍外也可以是解救的声音，在袖手谈心性外也可以是声援的手势，在短笛外可以是短铁，可以骨中加钙血中加盐。散文不可有媚骨，也要少些媚态，散文不可没有狼性，也要少些猫性。记得曾读过这样的诗句：
　　
　　我的年代扑倒了我/斜乜着眼睛/把脚踏在我的鼻梁上/撕着/咬着/啃/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我可憎年代的喉咙
　　
　　勒克莱齐奥说：“笔和墨有时候比石头还重要，可以对抗暴力。”散文岂止是对抗不义和暴力，散文更多的应该是与良善、悲悯结成兄弟，给苦难以抱慰。
　　
　　——写于牙疼时，以文字来缓解
　　
　　2011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