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应该算是借题发挥了。读方元先生大作《清史耕读》，真的让我变成一个关心史学的人。前边斗胆说到了怎样把历史写得有滋有味，引人入胜，甚而至于讲到了戏剧创作如何才能不违背历史。今天益发忘了天高地厚，谈一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历史人物。
　　
　　我们中国人喜欢绝对化地评价历史人物，好就好到九重天上，坏就坏至十八层地狱，所谓“胜者王侯败者贼。”到了现代，不但要把人分为“好人”、“坏人”，还要做出一定的决议，予以盖棺论定。以为这样便成为翻不了的铁案，事情就好办了。
　　
　　其实，时光隧道永不停歇，历史不会定格在某一个时段或某一个场景上。在一定时期掌握着话语权的人们，总有一天也会作古。他们说的话，作的决议，也会作古不算数的。因此，没有哪一个人或哪一些人是可以把自己的意志永远强加于后人的。
　　
　　我主张，对于历史人物，不要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应该历史地、客观地、公正地、恰如其分地予以评价和对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功是功，过是过。有功劳，就要给予肯定；有过失，也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不要简单地把他们分为“好人”和“坏人”，“忠臣”和“奸臣”，“功臣”和“罪人”。
　　
　　而我们恰恰相反，一个人一旦大权在握，或者被掌权者器重看好，他便没有了丝毫缺点，一切都是正确的，别人的功劳也可以加在他的头上。假如一个人犯了错误，或者在内部斗争中失利，倒台了，他便没有了任何优点，是“混进来”的，从娘胎里就是坏蛋。于是，他打过的胜仗也是错误的了，要么那一仗干脆不是他指挥的了。于是，他的固有身份和功劳、荣誉也就“一风吹”了。
　　
　　中国人学习历史和研究历史，也是如此。凡是历史上的“忠臣”、“好人”，都是“忠心耿耿”、“死而后已”高风亮节、完美无缺的。而那些被定为“坏人”、“奸臣”的人，是绝对没有功劳和成就的。所有记载乃至戏剧，对于他们都是绝对的、全面的否定，甚至于丑化和侮辱。这是很不公正很有害处的。这样一种历史观和方法论，导致我们的史学家们不能正确地研究历史。自然，我们的人民也就很难从这样的“历史”中汲取有益的营养。而那些“好人”、“忠臣”、“功臣”的后代传人，永远可以趾高气扬，修故居，建祠堂，登报纸，上电视，搞旅游……享用着他们的老祖宗给予的荣耀。相反，那些“坏人”、“奸臣”、“叛徒”的后人则永远背着先人的“黑锅”……
　　
　　近些年来，有研究表明，被我们唾骂多少辈子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物，其实也有其非常了不起的才干、品德和贡献。真是令人瞠目结舌。哎呀呀，值得庆幸，中国人走出这样一小步，多么不容易呀！
　　
　　于是，我想到了秦桧。秦桧算得上最大的奸臣和坏蛋了吧。他做的最大的坏事，就是杀了岳飞父子。但是，我们不禁要问，是秦桧的武艺高强呢还是他手下的兵将胜得过岳飞呢？其实，岳飞之死源于多种因素。其中，最主要的，乃是宋高宗赵构要杀他，导致岳飞必死无疑。我认为，岳飞自己也有重大责任。这里我们不去多说。秦桧可能在谋杀岳飞事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不是决定作用。这笔账不应该算在秦桧头上。
　　
　　本人对秦桧没有专门研究，不了解秦桧一生中都做了些什么。但是，我想他不会是个只做坏事不做好事的人。如其不然，他能做到宰相的位置，岂非咄咄怪事！正如当今，一个人已经坐到了副统帅的位子上，后来竟然说他是一个一无是处、混进党内的坏人，那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我们自己混账——这么大的坏人都看不出来，还把他当做接班人！所以，我臆断，秦桧应该也做过一些或者不少好事甚至贡献。这样才符合逻辑。只不过中国人历来喜欢“墙倒众人推”，小人物不敢说他好，史学家能说他好罢了。
　　
　　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历史观，无非是“阶级斗争”理论闹的。“阶级斗争学说”虽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大创造，但是，它的确切合了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
　　
　　中国人有意无意地强化了“冤冤相报”的思想，崇尚“报仇雪恨”，所谓“无毒不丈夫”，“此仇不报，誓不为人”。纵观中国历史乃至中国戏剧，无不被“仇恨”充斥着。你整了我，我决不放过你；今天你弄了我，我总有一天要弄死你！
　　
　　如此这般，中国历史上的知名人物便被分成了两大部分：好人和坏人。
　　
　　我想，这也许与中国人的正统观念不无关系。而正统思想则很好地体现着统治者的意志。因此，越是“正史”，越是充满着主宰者的偏见。平民百姓则很难摆脱正统思想的影响而不人云亦云。
　　
　　但愿我们的史学工作者能够摒弃那种绝对化的是非观，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不要主观武断地给人定性、下结论。
　　
　　……
　　
　　（来源：张梦亭的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