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北年轻一代作家中，刘建东始终是一位不断探索、自觉选择有难度写作的作家。最近读完他的长篇新作《一座塔》（载《十月•长篇小说》2012年第1期），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一座塔》是一部很难解读的小说，这种难于解读，不是说它太晦涩，而是说它意蕴深广，刘建东野心勃勃，试图在小说中包容多层次多声部的主题思想，小说成为战争言说的复调式哲思。
　　
　　从表面上看，小说是关于抗日战争的。小说描写了一家两支在民族危亡之际对不同道路的选择：乡下的弟弟张洪儒在日本人占领了张家祠堂并改建为监狱的时候，选择了退守石屋的不合作，而他的儿子张武备则走上了武力抵抗的道路并成为传奇式的抗日英雄；城里的兄长张洪庭则顺应现实，为了维护自家的显赫地位，他的两个儿子——张武厉、张武通分别出任了伪警察局长和伪市府副市长，成为日本人的走狗。两家两代人的爱恨情仇就在这平原的广袤大地上次第展开。
　　
　　然而写抗战的小说多如牛毛，刘建东如果不另辟蹊径，将毫无建树。我看《一座塔》明写战争，实质上是在借战争反思传统文化。小说对大姥爷张洪庭和二姥爷张洪儒以及舅舅张武厉和张武备等形象的塑造，正是通过人物的性格与行为方式，展示传统文化在非常态状态下的蜕变机制。世事突变，大敌当前，张洪儒与张洪庭两个老人及他们儿辈的迥然不同的选择，并非偶然，而是中国固有文化的不同侧面的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始终纠结在“义利”之间，儒家文化讲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天下有道则现，天下无道则隐”，而道家文化则讲“顺变之道”、“变通之理”，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实用理性抑或就是由这种文化变来的。这样在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之中便始终有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两极并存。张洪儒和张洪庭就分别代表了传统文化的两极。乡下的张洪儒曾经是东清湾的灵魂，在乡亲们的视野中是最伟岸的人，“自信和坚毅是东清湾赋予他的唯一品质”。他恪守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古训，面对着日本侵略者，他曾天真地认为要回土地的谈判是一种对等的谈判，结果是自取其辱，他的失败是注定的，这是一种文明对野蛮的失败，在这种失败中他的自信和尊严都无可救药地轰然崩塌，他选择了逃避——把自己封闭在石屋中。从此，东清湾失去了权威，失去了引导，东清湾陷入集体失语之中，就像张彩虹被巨大的爆炸声震聋一样，东清湾人既分辨不出声音也不再有声音发出。
　　
　　与张洪儒一样，恪守着现实主义的大老爷张洪庭，在巨大的事变面前，同样感到了恐惧和不安，那个曾经呼风唤雨居高临下始终俯视着A城的老人，“仿佛不经意间，A城突然从他的手里溜走了。”于是，他要建塔，建一座全城最高的塔，“塔，必须拥有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瞭望、远眺、安宁、镇定，”还要“坚固”、“有充分的角度，南北西东，上下左右，能够顾盼自由。”可见这是一座希望之塔——安妥祖辈亡灵与今人灵魂之塔，也是欲望之塔——它更多的是血腥、伪善、耻辱、恐惧与毁灭。由此，塔在此获得了象征意义，它成为整部作品的关键词，它聚集了全部的宗教意义和世俗意义，甚至成为近代以降，中国人面对西方列强的蹂躏，在经典的儒家文化土崩瓦解之后，试图再造属于自己的新的传统文化的焦虑的一种隐喻。然而，这种再造由于其强烈的功力性目的，一开始就把这种文化置于一个十分复杂和尴尬的境地，塔的意思模糊而不清，它“可能只是一个标志，一个渴望，一个无法言明的概念。”“它只能成为一个空中楼阁，一个无法建成的巴别塔。”而塔的高耸入云，塔的淫荡阴鸷，塔的血腥可怖，……直至塔的最终毁灭，不正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文化历史演义的一个缩影吗？
　　
　　由此可见，刘建东在战争的言说中，并不只是在言说战争的过程，而是把战争作为一个非常态的外来文化的侵入的情势下，中国固有文化的自我分裂与溃败，以及由此所产生的重构文化的冲动，进而反思这种冲动的动因及可能性。
　　
　　从这一角度看，张武备和张武厉分别走上反抗与妥协的不同道路，完全是我们传统文化自身的原因。从个人性格上看，张武备羞涩、柔弱到成为从容赴死的传奇英雄，张武厉多疑、敏感到对职守的尽心尽力，都写得很有层次感。致于张武备与姜小红和丁昭珂的爱情，张武厉在梦游中与同父异母妹妹张如烟的不伦之恋都写得复杂多变惊心动魄。刘建东并不缺乏写实功力，他没有把小说写成一种直接的寓言化小说，而是多层级雅俗共赏地增容了小说的意蕴功能，让小说的深层次的哲思附丽在好看的故事中。
　　
　　第二层哲思是对超常生活中人性的复杂况味，以及特定历史文化条件下英雄神话的生成机制等重大问题进行的反思。张武备一个羞涩的男人，一个曾经活在父亲阴影下的男人，父亲的高大身影的坍塌，使他开始了逃离和寻找父亲的历程。可以说张武备的走向抗日的道路，并非主动而为，而是被动接受。但在传说中，张武备却成为著名的龙之队的队长。他带领游击队“穿平原、啸山林、打伪军、击日寇，并且来无影去无踪，令伪军丧胆，使日寇胆寒。”毛儿寨大捷、东清湾之行、暗杀之旅……关于他的传说越传越神，以至于引动无数个石匠去千难万险地寻找雕塑理想中龙队长的青石山，这种类似朝圣般的虔诚，更加增添了张武备的神圣与神秘的色彩。而实际的张武备却是个羞涩的人，一个英雄、威严、瞻前顾后、优柔寡断、疑虑重重的人，他是一个矛盾混合体：毛儿寨大捷显得偶然，主要起作用的姜小红却名不见经传，那次袭击监狱的行动，甚至由于张武备的慌乱而功亏一篑，而且还差点断送了姜小红的性命……传说中的龙队长与实际的龙队长判若两人，而人们却宁愿相信传说中那个神化了的龙队长。张武备的个人英雄主义行为，更加符合深受传统文化无意识影响的中国民众的心理：制造虚幻的神灵般的英雄和权威，“就像他们每家每户都供奉的灶王爷、关老爷，以及门上的尉迟敬德和秦叔宝。”由此可见，张武备是被制造出来的，他并不是他自己，这其实也不是他之所愿，正如姜小红所叹息的那样：“他成了一个神了。想要成为一个普通人都难了。”
　　
　　关于声音的哲思也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声部。声音是什么？声音就是说话，就是话语。在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就是由各种不同的声音复合而成的。在四十年代的中国，显在的声音来自于重庆、南京、北平、还有延安，隐匿的声音则随着张洪儒和他的《论语》躲到了石屋中，各种声音交织繁复，共同构成那个时代的历史。小说对革命者老杨的描写很有意味。老杨是一个有着强大声音的革命家，他的声音犹如上帝，激荡着像黄永年那样的狂热的热血青年。然而，假冒老杨的声音的出现，几乎毁掉老杨的政治生命。相对于假冒老杨的演讲天才，真的老杨则相形见绌，假老杨把语言发挥到极致，这种语言的迷惑性即便以生命为代价也不一定能够澄清。当然，历史中的声音是驳杂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对历史的叙述的声音其实也充满复杂性。谁来讲述，怎样讲述，这是能否展现历史真相的关键。小说采用美国记者碧昂斯与“我”——一个隔代人的双重视角，来叙述抗战年代的故事，为的就是拉开时间距离，客观地审视那段历史中的人和事。即便如此，历史的真相也是晦暗不明的，任何简单化的对历史的言说都是对历史的歪曲。于是，我们看到，刘建东在他的文本中，构筑了多重声音的牵连，小说把战争、革命、爱情、欲望、文化等等主题都纳入文本，就是试图还原多种声音交织的历史本相的一种努力。
　　
　　2012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