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的《踏着月光的行板》中的男主人公王锐在火车上被乘警误认为逃票。当王锐翻遍了所有口袋都没有发现车票后，便提出上厕所脱衣查找，却被乘警讽剌道：“你用不着去厕所扒光自己，就在这里扒吧……”。在警察看来，尊重农民工有些小题大做。

刘继米的《小米》中清纯的小米被强暴是因为人民警察乱作为所致。葛水平的《花开富贵》中的人民警察滥用手铐…………

《第四十圈》《托尔斯泰围巾》《踏着月光的行板》等名家名篇都是在隐性地宣传人民警察的负面形象，从而间接地加剧了社会矛盾，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威信，不利于国民人心向上、向善，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因为上述作者都是名人，作品都是名篇，名人、佳作效应会使警察的负面形象影响呈几何级数递增，可怕，真的非常可怕！

窃以为，上述作品中的警察形象都是由作家想象杜撰而成，正如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一样，并不真实。原因在于上述作家没有放下身段、没有深入警营去了解公安工作和走近人民警察。在大力倡导意识形态安全的今天，在全球化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加紧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多层面的文化侵略，以实现其“和平演变”的战略图谋。因此，有民族责任感的文艺工作者必须提防后殖民主义，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宣传好中国警察形象。在下仅奉劝作家们在讲警察故事时，一定不能主观臆断、胡编乱造，而应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否则漏洞百出，笑话连篇，不利于警察形象的建构，不利于中国形象的传播。同时，我谨希望文学期刊在刊发涉警题材作品之前请人民警察审核把关。

再看看《第四十圈》小说中来看牛光荣怎么了？她“被锁在铁笼子里。这是一间囚室。”“齐光禄被塞进一辆黑色囚车。”如此叙述，说明邵丽真的不懂公安工作，不了解办案程序，不知道刑事讼诉法已经修改了。派出所里从来就没有设过囚室，以前叫“留置室”，后来改为“问讯室”，更没有“囚车”这一说法。“囚车”是经过人民法院依法审判，且认定有罪的人才有“资格”“享受”，正在接受公安系统人民警察调查、羁押的犯罪嫌疑人都没有“资格”乘坐。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而存在并非已经发生的，存在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所有人类可能成为的，所有人类做得出来的。”（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P54）据此，《第四十圈》只能算作是一个隐喻的文本，并不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如此说来，我心稍安。作家顾艳说“文学作为对抗现实的一种方式”。在此，我只能借顾艳教授的话换一种表述：《第四十圈》是作者邵丽怀着悲悯的情怀直指当下功利世相和势利人心，并用“局部”来映射整个当下。

目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国内社会转型又处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环境大变动的背景下，经济全球化助长了西方文化霸权主义，致使我国意识形态面临空前的危机。为了争取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理性、平和、恰到好处地讲好中国故事，宣传中国形象，宣传中国警察形象刻不容缓。

以上就是我《第四十圈》之后的一点感言和希翼。

张友文简介：鲁迅文学院公安作家研修班学员、全国公安文化理论研究专业委员会（协会）理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供职于湖北警官学院；出版三部公安文学评论专著：《点击公安文学》（全国首部公安文学评论专著）、《聚焦公安文学》（湖北警官学院院级重点项目）和《盘点公安文学》（2011年湖北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主办公安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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