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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境与魂镜之旅——评嘎玛丹增散文集《神在远方喊我》

时间:2015-05-08 18:02来源: 作者:苍耳 点击:
在众神逃逸、信仰缺失的现当代,有关宗教、神性的话语或主题并没有消减。以文学写作而论,神性写作在八九十年代一度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重要路向之一,在莫言、马原、扎西达娃等先锋小说中也弥漫着神性元素。然而在散文写作中,或许是因这种文体与世俗、日常

在众神逃逸、信仰缺失的现当代,有关宗教、神性的话语或主题并没有消减。以文学写作而论,神性写作在八九十年代一度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重要路向之一,在莫言、马原、扎西达娃等先锋小说中也弥漫着神性元素。然而在散文写作中,或许是因这种文体与世俗、日常的天然关联,神性的倾向或元素一直处于稀缺状态。最近读嘎玛丹增的散文集《神在远方喊我》,则改变了这一印象。作者以丰满而灵幻的文字,力图在现实、历史和宗教的三维缠绕中,迹写漫游、徘徊青藏高原时对于神性和人性的独特体悟与私人剖白;与此同时,通过灵与肉、生与死、人性与神性、汉文化与藏文化的擦击与碰撞,传达对现代文明和当下困境的忧思与揭蔽。这种写作,在作者那儿可以视作一种自省、渐悟、修行;在我看来,它已经具备了当代启示录的性质。

嘎玛丹增并非那种走马观花、喜好猎奇的旅行者,本集中的大多数散文既非通常所谓的游记,也非那种哲理散文。我以为,它更像是一次次回旋曲式的精神漫游,带给读者的感受如同一次精神洗礼和心灵历险。读这样的散文,扑面而来的是青藏高原的酥油气味和雪融般的灵魂气息。可以这样说,抵达心灵的神性光束,在他的字符里转化成一种天启般的悟性和忧思——他用那根在神境点燃的灵炬从内部照亮文字,为当下提供一面灵魂之镜,然后传递给他的读者。

在我看来,作者首先是带着个体的精神迷惘和对文明的质疑上路的,并在路上产生新的困惑与追问,诸如:“我们的心灵病了,这是一个事实”,“天堂这个名词,已经被人当作一种无力相信又无法抛弃的形容,并一再被滥用”,“信仰的缺席,就像很多真相和事实的毁灭一样,得到了时间和财富的默许”,等等。这种困惑和质疑,为探求与描叙青藏高原的雪山、寺庙、树林、民居、唐卡,向后拉开了一抹幽蓝的精神纵深。与此同时,对藏地生态环境的受损和工商文明的侵蚀所传达的焦虑,则向前辟出一片峻切的时代开阔地。而这,正是一般游记和哲理散文所匮乏的。

然而,作者从不摆出居高临下、咄咄逼人的姿态,而是拿自己的灵魂透视、剖析,裸露内心的卑琐与私密,足以见出一个写作者的坦荡与真诚。“我每次仰望佛像、菩萨和护法神像,好像被人脱光了外衣站在法庭,等待接受精神审判,难免惶恐。这种慌乱只在内心瞬间显现,别人难以从我的表情中觉察。我在长期的世俗活动中,学会了掩藏和虚饰,很少直面自己的心灵。”(《站在过去城堡的门口》)这种难得的自审、忏悔的精神,也是一般观光客所不具备的。

我还看到,作者在藏地的游历与追寻,日渐融浸于立体呈现的藏地的历史与文化,反过来又加深了对生存于斯的文化生态和精神状态的关注与关切。他移动在高原的脚似乎生出了根须,具有观光客或旅行者所不具备的“生长性”——他虽然不是出生在那儿的藏人,但他的“灵犀”是与藏人相通的,并因此交上了不少相契相印的藏族至交。在这个过程中,作者说他“皈依了‘嘎玛丹增’这个名字”——嘎玛和丹增这两个词,一旦组合便产生很深的宗教意义。因此,这次更名在他的精神旅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象征意味。在我看来,“嘎玛丹增”这名字,更像是他这棵移植之树开出的一朵格桑花。

众所周知,一般游记是写景不记人的,尤其不会以人为核心来写。集子中有不少篇什将“人”置于神性背景的前台,他要观察、探求的是藏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秘密。他与藏人打交道之广泛,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诸如牧民、喇嘛、沙弥、匠人、朝圣者、奇人、向导、阿妈、康巴汉子,以及叫丹增、格敦伦珠、尼玛措的孩子们。例如,在《泽戈兄弟》、《海子山雪雾》、《佛在一切正确之上》和《高山仰止》中,作者多次写到一个叫泽戈的藏族汉子,那是在一次车祸中偶然结识的朋友。显然,与泽戈的深度交往不是一个游客,也不是一般汉人所能做到的——那是两种不同成长经历、不同文化心灵的碰撞、对话与交契,而无法融合的“冰点”一直潜存着。“多少年来,我和泽戈一次次重逢,又一次次告别。在聚聚散散的人生中,完成了我对一个兄弟、一个民族从陌生到接受、融合、崇敬的过程。信仰的缺席,决定了我不能深入泽戈的世界。不同的文化背景,把我们安排在不同的道路上颠沛。”与一个藏人朋友交往,不仅关涉对藏文化的了解,细微到对诸如酥油味道的接受,更关涉对精神信仰的体认与尊重。

与之相对照,他看清了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灵魂生态,并加以拷问与揭蔽:“我们的心灵病了,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物质帝国难以掩盖的真相。……各种灾难、杀戮、争斗、不明瘟疫和有毒食品,频频以推陈出新的奇怪面孔出现,让我们时时惊恐不安。我们的世界病了,并迅速殃及社会环境、自然生态、人文地理和精神价值体系。这种文明的疾患,最终导致人们对一切本真事物的不可信、怀疑,并坚决拒斥,把我们追寻真、善、美的人生理想彻底剥夺和颠覆。”

从文本写作角度说,作者避开了通常游记那种单线条的时空架构,多以精神凹镜透视藏地的一切,将描述、具象、隐喻和箴言复合一体,由境入镜,以镜证境,尤其将价值判断置于二元互否之间从而使叙述具有了复调性,表层的空间述它因此转化为深层的形上述它。在《毛垭大草原》中,作者抓住并颠覆了“新”与“旧”的主流观念,意味深长地写道:“一切都是旧的。只有路是新的,比大地上的一切都新。……‘要致富,先修路’,已经成为世界奔行在文明尾部的六字谶语,正在不计一切后果地改变和清扫道路前方,那些越来越窄的传统空间。……对文明的入侵和必然,我们应该满怀感激,还是应该谨慎抵抗?只有时间清楚。但很显然,如果没有这条道路,我确实走不到毛垭大草原,走不到这么旧的地方。”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夹叙夹议产生了思之张力,准确把握了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双向特征。又如在米玛家的“土掌房”里作客时,他再次描述了那种“旧”——原始、简单的自然环境和生存方式,顺势与现代城市畸形之“新”加以对照。作者最后写道:“我们的汽车带着米玛和阿妈拉,奔向了朝觐的道路。也许,这就是一条古代的朝圣路,……只是那个时代还没有水泥道路。我们也不应该坐在汽车上。于坚说,‘汽车的速度,无法通向神灵。’”这种肯定和否定的颠覆与循环,呈述了人类所处的无奈的两难困境,比起单向的肯定或否定来得贴切、深刻。

与此相应,作者还擅长在虚与实、叙与议、此与彼、天界与尘界之间腾挪、闪跳或并置,将个人体悟和理性锋芒像砂粒一样嵌入其间。例如,作者抵达扎日沙巴神山后写道——

我走到了灵魂的入口,天神不愿意让我进入。满以为西穹菩萨可以加持我,让我见见过去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虽然我没有宗教信仰,似乎一直在关心精神,满怀希望地想在神的怀抱,聆听神的低语,顺便看看灵魂的去路。温柔的云团,把我挡在了门外。我很失望。边巴温和地看了我一眼,并吝啬地笑了笑。那笑容就像在我心里划亮了一根火柴。“嘎玛老弟,看来,你的一生无缘西穹咯。”

……出现在扎日沙巴,已是我人生旅程里,最正确的一段线路。那是一个离我很远的地方。下山时,我暗自寻思,可能比死亡更远。这个念头,让我感到了沮丧。我无法不沮丧。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我可能再也走不到扎日沙巴了。

无缘神谕,自然不是神的错误。

(《 扎日沙巴以北 》)

他勾勒的图景决非平面描摹那一种,也与哲理散文通篇灌输玄思相区别。作者意欲达到的是多维性的、充满张力与反讽的立体呈现的效果。

概言之,嘎玛丹增具有精神自省和文体自觉的意识,并初步形成了颇具个性色彩的文体。这是一个作家成熟或走向成熟的标志。但我的探讨止步于此,显然是不够的。在我看来,这部散文集呈现了个人精神的漂泊史和皈依史,并与剖析当代人的精神困境相互参照、相互扭结。如前所述,它提供的是一面灵魂之镜,在这面镜子的正面,刻着一个核心词——“神”和“神性”;在它的反面则刻着与之相对的核心词——“人”和“人性”。嘎玛丹增在青藏高原朝圣、礼佛、攀山、游湖的过程,可以视作是向这两组核心词的逼近、体悟和追问——撇开那些有关“神”或“神性”的现成意义,用个体的血肉和灵魂去拥抱、辨析、还原它的丰富内涵,甚至修正、簸扬单向、片面的宗教教义。这触摸宗教具象和符号的神境之旅,其实也是自审与反思人间和精神的魂镜之旅。

也许只有描述人与神的关联并从人性的角度,才能发现神性的另一面。嘎玛丹增所理解的神灵固然有高“人”一等的一面,但那是对人的无知狂妄、不计后果的一种制约:“到过贡嘎山的人都明白,作为一座座孤绝于世的伟大山峰,它只适宜于人的低伏和仰望,对于普通游人,任何攀登、穿越或者征服的愿望,都是一种妄想。在众神面前,人类当不了英雄,也成不了传说。很多人想站在峰顶挥舞的那个手势,只想跟焦虑和恐惧告别。而工业革命的企图,暂时还很难在贡嘎山实现。”(《鹰翅背影》)在作者看来,高居雪山之上的众神渺远、秘不可及,不仅可以通过喇嘛与人间交流,而且神灵还被作者赋予捍卫绝域家园的使命。“尼玛和扎西喇嘛站在陈旧的贡嘎寺门牌楼前,目送走了我们。他们站立的地方,距离现代文明和生态侵略还有很长的路程,它是贡嘎山的神谕,将以绝对神圣的姿势,长久驻留在旅行者的心底,只适用于心灵的低唤、耳语和吟诵。”(《鹰翅背影》)

在作者笔下,神灵如同某一种天然生长的高原事物,它们与人类相伴、共栖、同行,正如“草原生长牛羊,土地种收粮食,雪山居住神灵,每一个地方都是神性的,都是诸神住地。格聂山住着藏传佛教十三女神,肖扎神山住着海螺女神,海子山住着度姆女神……。……严酷的生存环境,有神灵世代相伴,高城不再寂寞苦寒,心灵不再黑暗无依。”在作者看来,那些寺庙也并非神祇,没有设置什么才是绝对真理。“信仰者自信,觉悟者自悟。……它是一座活着的博物馆、大学堂、研修所,关于世界本源的觉悟地、天体宇宙的象征世界”(《春科尔神祇》)。事实上,在青藏高原,人的居所和神的居所是混在一起的:“高出居民建筑很多的格尔底寺、赛赤寺和清真寺,属于神的居所,房顶上升腾的炊烟,缭绕的依然是人间烟火。”(《落在甘南的羽毛》)而且,人与神交流也并不困难,神灵就显现于藏民念动咒语的气息之间:“走在这片神性的大地,我听得最多的语言,就是六字大明咒和莲花生心咒。人们一生都在念叨它,从未停止跟神灵交谈。巴特玛萨木巴瓦,我在心里观想着莲花生圣尊,跟着边巴唱诵起来:‘唵嘛呢叭咪吽’。‘嗡,阿,吽,班渣,咕噜,贝玛,悉地,吽。’”(《扎日莎巴以北》)

不管怎么说,神灵或神性毕竟是一种古老的宗教观念;但当神、神性与家园、家园性达成某种契合,在我看来便具有了某种“现代性”——在可见的将来,上帝只给了人类一个地球家园。说到底,人和神其实共栖于这唯一的家园。作者写到杰玛央宗冰川附近的仲巴县和一个叫嘎久的村庄,“透过车窗,我看到一个荒凉世界,村庄被沙丘围困其中,没有看到一个人,连惯常可以看到的狗和飞鸟,也没了踪迹。房顶上的经幡、经幢经过风沙污染,已经难辨本色。村边有几棵核桃树应该很古老了,皱眉凹眼地阵列在村边,枝叶有点像刚刚拧干的拖布条,灰不溜秋地耷拉在树干上。……嘎久依然还在坚守。它能坚持多久?”(《杰玛央宗的眼泪》)这样一幅家园损毁的惨象,象征并警示了人类在当下和未来的命运,如同一道谶语。谁破坏家园谁就是反人性,更是反神性。而这正是最现代的“现代性”!于此也就可以理解,“神就是生,就是开始,就是真善,就是光亮和火把,就是天就是地。”(《春科尔神祇》)换句话说,神或神性的实质就是对人或人性的终极关怀,就是如何善待众生、慈悲天下,无论他蜿蜒在人生的路上,还是颠簸在一次日常的旅途中——

在青藏高原的很多地方,高山顶上总有写满经文的嘛尼堆和飘飞的五色幡,它们既是信仰的物证,也是人间烟火的象征。如果你在旅途中,看见了白塔或煨桑炉,表明附近一定有人的居所。人们把经幡和嘛尼石放在最为险要的垭口和山顶,不仅能给孤独的旅人指引方向,还能给人以勇气和安慰。一个人孓行高原,看见它们,旅途就会变得不像事实上那样空旷和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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