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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当这河灯，从上流的远处流来，人们是满心欢喜的，等流过了自己，也还没有什么，唯独到了最后，那河灯流到了极远的下流去的时候，使看河灯的人们，内心里无由地来了空虚。 “那河灯，到底是要漂到哪里去呢？” 多半的人们，看到了这样的景况，就抬起身来离开了河沿回家去了。于是不但河里冷落，岸上也冷落了起来。 这时再往远处的下流看去，看着，看着，那灯就灭了一个。再看着看着，又灭了一个，还有两个一块灭的。于是就真像被鬼一个一个地托着走了。 打过了三更，河沿上一个人也没有了，河里边一个灯也没有了。 第一次读《呼兰河传》，至此处，头皮发冷。我也就知道鲁迅为什么那么青睐萧红了。确实是一个天才。两萧都“经过”了鲁迅，但真正获得鲁迅精髓，脱胎换骨的，只有萧红。萧军还是天资差一点。看他延安时期日记（《萧军全集》最后四卷，出版后没有公开发行），也就知道他虽然性格倔强，有对自由的追求，但骨子里的渣滓太多，专制的烙印是如何也磨不掉的。但萧红，就完全不一样了。她太敏感了，她骨子里对自由，对爱的追求，是那么纯正而深切。什么都无法阻挡，她也知道自己不需要什么。不像萧军到头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 电影里最后在萧红临死之时，由端木蕻良朗诵放河灯这一段，画面出现河灯。我觉得无论摄像，还是情感，都表达得比较到位，是电影里的精彩段落。有爷爷、河灯这两个镜头，而且那么唯美，那么深情，那么感伤，我们就知道导演还是懂萧红的。 李建军批评电影《萧红》说，“电影《萧红》从一开始，就找错了方向。它没有将焦点对准人物的精神世界，对准她的文学世界，没有致力于研究和探索萧红之所以优秀的精神特点。像当下许多流行的电影一样，它将注意力放在了作家的私人生活方面，放在了男欢女爱方面。”电影《萧红》确实有这个毛病，但这也是电影这种视觉艺术的局限所在，它毕竟不是文字的。 他接着说：“本来，萧红与鲁迅的交往，是电影应该着力表现的一个事象，鲁、萧的交往中，也有很多的细节和故事，可供采择和利用，但是，导演完全没有这样的自觉意识。在这部电影里，鲁迅给观众留下最深印象的，似乎就是那句近乎轻慢的“你怎么谢我”的话——这简直是对鲁迅的亵渎。无论导演处理鲁迅和萧红交往细节的初衷何在，它留给人的感觉都是消极的、倒胃口的。”李建军的批评，后面一部分我同意，那句“你怎么谢我？”确实不雅。但电影不表现鲁、萧交往的过程，我感觉还是没有一个演员能演出来。鲁迅，太难演了，他的强烈的个性，高不可攀的精神高度，当下中国有哪个演员可以演出来？导演粗线条处理这一节，我想也是藏拙吧？ 文学，与电影，真是一对冤家，他们之间的关系处理，真的极难。我看电影表演作家，或者名著，一般都是看看而已，从不抱很高的期望，因为这本来是两种艺术。所以，优秀的电影，必须从文学里超越出来，竭力发挥电影的潜力，而真正的作家，他们的创作也从来不想如何改编影视。当下，一些作家在创作小说之时，就想如何更有利于改编，这样的作家从来不是好作家。同样，一个导演、演员，在从事电影艺术时，想着如何完整真实地表达原著的精神面貌，那么，也拍不出优秀的电影。因为，一开始你就已经成为了别人的奴隶。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电影就是文学，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不过，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且打住。 2013年4月12日写于北京海淀区大有庄 （兰州市安宁区甘肃省委党校文史部7300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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