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8年1月,《大公报》发表了社评《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在中国思想界迅速引起了一场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这场讨论,内容涉及广泛,讨论的双方就个人自由与大众民主关系、计划经济与思想自由关系、革命与改良的关系、自由获得方式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国家命运面临抉择之时,《大公报》树起“自由主义”旗帜,显示了难得的道德勇气和批判精神,堪称中国自由主义的“绝唱”。
　　
　　1948年1月8日,《大公报》发表了曾留学英国的萧乾起草的社评《自由主义者的信念——辟妥协•骑墙•中间路线》。该社评发表后,在中国思想界迅速引起了一场关于自由主义的大讨论。尽管它对于当时实际的自由主义运动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但却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鉴于国内外学术界对这场自由主义讨论的认识较为模糊,尚未有专题论文发表,本文拟依据相关文献资料,对这场自由主义讨论作一初步梳理,进而发掘其宝贵的思想价值。
　　
　　一、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挫折
　　
　　殷海光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分为“观念人物”与“行动人物”。他认为,在自由主义运动初始的宣传阶段,由“观念人物”占主导地位,到进一步的组织阶段,行动人物则脱颖而出[1]。以胡适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多为观念性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是中国现代学术体制中的学院派人物,有着固定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他们虽关心政治,但又不离开自己的专业岗位,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资源,通过大学讲坛、同人社团和公共传媒等传播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对社会公共事务发表意见。这批自由主义者,以胡适为精神领袖,在二三十年代聚集在《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和《独立评论》等刊物周围,发挥着较大的舆论作用,在起初的宣传阶段更是功不可没。
　　
　　从1930年代以后,信奉拉斯基的社会民主主义之中国自由主义者,如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王造时等人,不甘心仅仅停留在自由主义观念和言论上,而是要通过建立政治组织推进现实的自由主义运动。1934年秋,张君劢、张东荪、罗隆基等人在北平组建了国家社会党;1941年,他们又在重庆创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开始了中国自由主义组织化的运作。从1943年底开始,围绕着国民党的“还政于民”、战后中国政治秩序的安排等政治热点问题,掀起了一股强大的自由主义运动。
　　
　　战后中国所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关于中国前途及出路的选择。无论是政治、经济或是思想文化领域,中国各阶级、各阶层、各政派的人们都在为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谋划着未来的出路。国共两党对此问题有自己的设想,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势力也有自己乐观的估计。1945年秋,民盟一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及其纲领,提出“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罗隆基起草这份纲领的指导思想,就是拉斯基的社会民主主义。其要旨为:战后中国应该仿效英国工党所施行的“中间道路”,在政治上实行英美式的议会民主政治,在经济上参照苏联的社会主义平等原则,就是所谓的“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2]。民盟纲领提出的这项方案,在1946年初召开的政协会议上被国共双方所接受,成为政协五项决议的蓝本。因此,很多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力图在国共两党之外走一条所谓的“中间路线”。
　　
　　政协会议之后,中间势力公开阐述了“中间路线”的主张。张东荪在天津青年会作了题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演讲,将中间路线的主张作了集中表述:“在政治方面比较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从消极方面来说,即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专政的革命。我们要自由而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斗争。”随后,施复亮在《时与文》上发表了《中间派的政治路线》一文,将张东荪的“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发展成了“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就是“一条企图用和平合作的方式来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经济工业化的政治路线”,其基本主张就是“调和国共,兼亲苏美”,其实质是要说明,中国既不能走欧美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只能走中间的、和平的、改良道路,也就是政协道路。
　　
　　中间路线追求的有三大目标:一是政治民主。其基本要求是,“每一个公民都有说话的自由,并要有容忍别人说话的自由;每一个公民都有选择生活的机会,并获得生活安全的保障;每一个国民都有选举政府决定政策的权力,并保有批评政府及政策的权力”[3]。二是经济平等,力求计划经济与自由经济相配合,“由政府站在全民福利的立场,对经济操有计划的干涉主义”。马寅初说道:“我们不完全采用英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制度,亦不完全采用苏联社会主义一切国营的制度,乃提出一种混合经济的制度,国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同时并进。”[4]三是思想自由,杨人楩说:“自由主义始终是这演化关系中的重要份子,决不因遭受左右夹攻而被消灭。自由主义者也能了解其他力量所能具有的历史使命,决不因所见不同而企图消灭其他力量。在历史演进中,各个力量都有其历史功能,当其功能完全丧失之时,即此力量不复存在之时,这一切只有让历史来决定。”[5]
　　
　　然而,政协决议的被撕毁以及国共内战的全面爆发,标志着中国自由主义运动遭到了空前挫折。1947年底,国共战争进入白热化,而国民党的统治也日趋专制化。1947年10月,主张走中间路线、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最大政党——中国民主同盟被迫解散,似乎说明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在中国行不通。这样,1947年底到1948年初,中国思想界围绕着中国出路问题再次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讨论。
　　
　　1947年9月,梁漱溟在《观察》3卷4、5期上发表的《预告选灾,追论宪政》一文,认为国民党进行的宪政选举是一场灾难,欧美“政党分立的选举竞争之一套”不合中国国情,只有“乡村建设”才是中国政治的出路。张东荪看了梁文后“深感共鸣”,在《观察》3卷7期上发表《我亦追论宪政兼及文化的诊断》,提出了与梁漱溟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中国不能有真正的选举是由于有“特殊势力在那里利用”,并不是西方民主制度不好,更不能因此放弃走民主主义道路。他得出的结论是:“所以外来的东西,如选举制度、警察制度、统制经济的办法,以及飞机铁路等,本来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而毛病还是出于中国本身。这诚如梁先生所说,是患的严重文化失调症。”[6]随后,北大教授樊弘发表《与梁漱溟张东荪两先生论中国的文化与政治》,对梁、张的观点作了批评,他认为民主政治在中国所以屡屡失败,“就是因为中国永远停留在农业的阶段,无论任何的阶级都不感在维持土地生产力一点上,有舍君主而取民主的必要”,中国将来如果发展经济,需要由“有计划的集体劳动来领导”。樊弘显然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明西方民主政治在中国失败的原因,并认为中国的出路在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接着,樊弘发表《只有两条路!》,认为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反动的路,二是革命的路。“反动的路,在把政权放在剥削者阶级手内”,指出“耶稣、孔子和今日教授们所倡导的第三条路便是这一条路”;革命的路就是“把社会上被剥削的阶层联合起来,向剥削者阶层以和平的或战争的手段,夺取政权,根绝或限制剥削者剥削的权利,予以保障被剥削者的生命、健康与自由”。他强调:“中国只有两条路,更没有第三条路。”[7]这实际上是对“中间路线”进行了严厉批评。
　　
　　在民盟为代表的第三方面力量受到国民党打击的情况下,中间道路面临着国共两党的打压,实践中的自由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面临着严重的分化。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出路在哪里?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公报》发起了一场关于自由主义问题的讨论。
　　
　　二、《大公报》社评引起的关于自由主义论争
　　
　　1948年初,伴随着国共内战的烽火,是飞涨的物价和前途未卜的国家前途。处于国共两大势力之间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被挤在夹缝里,左右做人难。在朝党嫌他太左,在野党嫌他太右”。1948年1月8日,《大公报》刊出带有宣言性质的社评。该文出自曾留学英国、颇受拉斯基费边主义影响的萧乾之手。文章鲜明地提出:“自由主义者对外并不拥护19世纪以富欺贫的自由贸易,对内也不支持作为资本主义精髓的自由企业。在政治文化上自由主义尊重个人,因而也可说带了颇浓的个人主义色彩;在经济上,鉴于贫富悬殊的必然结果,自由主义者赞成合理的统制,因而社会主义的色彩也不淡。自由主义不过是爱用的代名词。”该文接着列举了自由主义的五点基本信念:(一)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并重;(二)相信理性与公平,也即是反对意气、霸气与武器;(三)我们以大多数的幸福为前提;(四)赞成民主的多党竞争制,也就是反对任何一党专政;(五)我们认为任何革命必须与改造并驾齐驱。这篇文章所反映的不仅仅是萧乾的个人主张,而是代表了当时中国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和政治理念。《大公报》这篇社评刊出后,当时思想文化界有影响的报刊,如《观察》周刊、《正论》、《时与文》等,接连刊载了施复亮、杨人楩等人的文章,中国思想界立刻掀起了一场关于“自由主义”的热烈讨论。
　　
　　1948年1月23日,《时与文》第2卷第16期,刊载了署名“程桯”的《自由主义者与中国现局》,提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者也可以有他们的施政纲领,产生自己的共同组织,不仅仅是宣传自由主义理念,而且应该参与自由主义运动。1月31日,《时与文》第2卷17期发表了杜明的《评大公报对于自由主义的看法》一文;2月1日,《正论》新2期发表了《自由主义者的道路》的文章,响应《大公报》社评,指出该社评“为自由主义者长了不少气势”,但也提出“希望自由主义者,不要为任何个人自由的念头所支配,也不要为任何带有全体集权的自由意识所运用”,所争取的应当是真正的自由——大众自由。同时,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积极响应《大公报》关于自由主义的文章,集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自由主义的文章。杨人楩在《观察》周刊上发表《再论自由主义的途径》、《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关于中共往何处去?》等文,施复亮发表了《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等文,明确表示支持《大公报》关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及政治立场。2月7日,《大公报》又发表《政党、和平、填土工作——论自由主义者的时代使命》的补充社评。3月初,酝酿已久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正式在北平成立,公布了卅二条国是纲领,并创办《新路》周刊,提出了“政治制度化、制度民主化、民主社会化”的主张。
　　
　　随后,《时与文》第2卷第18期发表了冯契的《论自由主义的本质与方向》、孟坚的《施复亮先生的“自由主义者的道路”是什么》等文,对《大公报》及施复亮等人的自由主义观点进行了批评,对其鼓吹的所谓自由主义道路进行了质疑。5月1日,《正论》新5期发表了署名“成方”的《是“新路”还是旧路》的文章,对《大公报》主张的自由主义道路进行了更为猛烈的批判,对在北平成立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提出了严厉批评。该文认为,从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发表的政治经济纲领看,它显然是受英国费边主义学说影响的产物,名为“新路”,实则是一条国家资本主义的旧路。范承祥也在《时代》第8年第6期上发表《亟待澄清的几个问题——总评最近几篇论自由主义的文章》,杜微在《中国建设》5卷5期上发表《论一种自由主义》,胡绳发表题为《为谁“填土”?为谁工作?——斥〈大公报〉关于所谓“自由主义”的言论》,对《大公报》发起的这场自由主义讨论进行正面批评。这些左翼人士的言论发表后,立即遭到了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的反驳。一时间,处于困顿中的中国自由主义在思想界形成了讨论高潮。
　　
　　这场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从1948年初开始发起,到1948年秋随着国内战局的明朗化而逐渐消寂。这场关于自由主义问题的讨论,反映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国共两党决战之时的矛盾心态:当中国面临大变革的时候,他们对国民党“厌”,对共产党“怕”,而“怕”又多于“厌”;两种情绪糅杂在一起,于是形成一种恐慌、迟钝和沮丧的失败主义心理。在这种情形之下,“自由主义”这块招牌被抬了出来,作为号召团结中国“第三方面”自由主义者的思想旗帜。对此,有人明确指出:《大公报》所提倡的“自由主义”,实际就是抓住了中国知识分子讨厌国民党但又怕共产党的苦闷心理,企图在理论上用“自由主义”的旗帜来号召他们;而“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的成立,则是用行动来团结这批苦闷的知识分子继续走中间道路[8]。在这场关于自由主义讨论中,因参加讨论者之立场不同,观点也针锋相对。左翼人士庞欣在《总结关于“自由主义”的论争》中,对此作了集中阐述。他认为,《大公报》所代表的一批“自由主义者”是不承认政治的阶级性的,而左翼人士则是明白肯定政治的阶级性的。前者不承认政治有阶级性,所以认为可以在不推翻现政权的原则下,慢慢地进行社会改良;后者则认为历史上从来没有实现过特权阶级自动让步的神话,所以主张如果特权阶级不让步,那便只有推翻它。因为是基本承认现状并希冀以现状为基础徐图社会改良,所以《大公报》上所刊载的“自由主义者”的文章,都特别强调“反对意气、霸气与武器,相信理性与公平”,都提出“和平第一、自由第二”的口号,都衷心耿耿忧心如焚地希望政权者对“自由份子”予以较开明的待遇[9]。杜微批评《大公报》所声称的“自由主义本质上不崇信武力”的主张时说:“我所知道的历史上的自由主义者并不如此,他们是勇敢地参加正义的。譬如法国第三阶级革命,罗梭的信徒们都参加斗争。……当时革命即是为自由而战,自由主义者并不逃避历史任务,该流血时硬是慷慨悲歌地流尽最后一滴血。”程桯也说:“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应把自由放在第一,把和平放在第二,也可以说,自由主义者不到最后关头决不放弃和平,一到最后关头就必定毅然决然放弃了它。”[10]因为是一面讨厌旧秩序,一面又怕惧大变革,一面厌恶国民党的现实统治,一面又怕惧共产党的革命成功,所以像杨人楩、施复亮等那样的“自由主义者”,才提出“向两边统治者和革命者同时要自由”的说法[9]。
　　
　　在这场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中,以《大公报》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与左翼人士之间争论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关于自由主义的内涵。以《大公报》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哲学,是一种对人生的基本态度”。《大公报》社评指出:“自由主义是一种理想,一种抱负,信奉此理想抱负的,坐在沙发上与挺立在断头台上,信念得一般坚定。自由主义不是迎合时势的一个口号,它代表的是一种根本上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而且不是消极的。不左也不右的,政府与共党,美国与苏联一起骂的未必即是自由主义者。尤其应该弄清的是自由主义与英国自由党的主张距离很远很远。自由主义者对外并不拥护十九世纪以富欺贫的自由贸易,对内也不支持作为资本主义精髓的自由企业。在政治在文化上自由主义者尊重个人,因而也可说带了颇浓的个人主义色彩。在经济上,鉴于贫富悬殊的必然恶果,自由主义者赞成合理的统制,因而社会主义的色彩也不淡。自由主义不过是个通用的代名词。它可以换成进步主义,可以换为民主社会主义。”它还指出:“自由主义不止是一种政治哲学,它是一种对人生的基本态度:公平,理性,尊重大众,容纳异己。因为崇信自由的天赋性,也即是反对个性的压迫,它与任何方式的独裁都不相容。又因为它经济生活的平衡发展需要制度上的规划,它也不能同意造成贫富悬殊的自由企业。所谓‘中间路线’绝对不是两边倒,而是左右的长处兼收并蓄,左右的弊病都想掉除。正因为自由主义尊重个性,他们之间的意见也容有参差;同时,自由主义者既无意夺取政权,所以也谈不到施政纲领。但对人生既具有了坚定而鲜明的态度,对事情自然便有了观点。”杨人楩也指出:“自由主义是个创造的力量,因创造而求进步,要进步必须反静态,反静态即反现状,反现状必须反干涉,反干涉必有待于斗争,斗争的持续有待于教育,斗争可能暂时失败而教育不会失败,惟不妥协的精神始可发挥斗争之教育意义,而达到所当追求的进步。”[11]
　　
　　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内涵的解释,并不为参加论争的左翼人士所承认。范承祥、杜微、成方等人则认为,自由主义“由现实政治退到政治哲学,再退入人生态度”,这样把早期自由主义的革命性抽光。针对施复亮所说的“自由主义者可能不是革命主义者,但必然是民主主义者”的提法,范承祥反驳道:“当新兴资产阶级向封建领主要求自由的时候,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先锋和代言人的自由主义者是赞成革命的。在那个时候,政治民主(自由主义的民主)与社会经济民主(阶级平等或根本消灭阶级)是一个东西,而革命则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换句话就是说,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与革命是一家,并未绝缘。是在法国革命成功,新兴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领主,自己爬上了既得权益者的宝座的时候,新的既得权益者对于人民大众的潜在革命要求深感恐惧,这才硬把政治民主与社会民主隔离,把革命与自由主义分离。”庞欣也认为,今天谈自由主义,就必须继续过去的革命光荣传统,而不能学法国大革命后的既得权益阶级那样,把“自由主义”这个名词歪曲了来背叛革命。自由主义本质上就是战斗的,与现实政治血肉关联的,决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哲学和人生态度而已[9]。因此,自由主义者与左翼知识分子在关于“自由主义”之内涵的认识上存在着重大的分歧。
　　
　　第二,关于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的关系。以《大公报》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强调“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并重”,实际上是把政治自由(民主)与经济自由(社会主义)分开来看,认为英美等国有前者而无后者,苏联则是有后者而无前者,从而主张中国应采两者之长,兼容并收。这种观点,是反对《大公报》主张的左翼人士所不能接受的。他们认为,把经济与政治割裂开来,撇开经济问题来谈政治民主问题的思路,实际上是受了英美“伪装自由主义者”的流毒,是需要加以纠正的。范承祥指出:“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从现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取得其存在基本的。事实上,人类历史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经济制度是基础,政治制度是保育和代表这种基础的存在的东西。封建的经济制度必然产生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虽然也容许帝王的存在(如英国),但却决不能容许封建王朝的存在。同样,建筑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上的民主政治形态,与建筑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上的政治形态,基本上属于两个历史范畴,在逻辑上是不能拿来相提并论的。尤其不能把政治形态与经济形态割裂孤立起来比较,因为这两者制度(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各自成一整体,各有其具体的内容体系,各属于一个历史阶级。”因此,现代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密切相连的[8]。杜微也认为:“每个革命都有其政治经济等内容,是一体系的;问题要看政权落在谁人手里,谁浮起来,谁沉下去,实行的是什么社会制度。……离开政权的性质,而空谈理想,支解社会构造,美化为独立的抽象原则。这样‘中间’一下,挂着渺茫的空想”,是不对的[9]。因此,他坚决反对自由主义者坚持和鼓吹的英美式政治民主。
　　
　　第三,关于中国能否实行欧美式的多党制。《大公报》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民主的多党竞争制”值得中国仿效,1月8日的社评公开申明:“赞成民主的多党竞争制,也即是反对任何一党专政。”其根据有三:第一,自由主义与英雄崇拜是不相容的。自由主义坚持每个人的天赋自由,也即是承认每个人起码的平等。田纳西流域的农夫闻罗斯福之死而淌泪是由衷的爱戴,希特勒的党徒悬其领袖的照片令人举臂示敬是被迫的崇拜。我们反对那种崇拜,因为它是“君权神赋”的继续,因为迟早那位“超人”的威权必侵及手无寸铁的个人。第二,在多党制下,人民与统治者间是由招标而发生合同关系的。人民这个标主还保留检选货真价实的应征者之权,一旦条件不符也还可以更换。应征者间因为有了竞争作用,货色价码上一定得分外老实克己。如果这个作用不存在,标主的利益当然毫无保障。第三,就这个幅员广大,现代化基础几等于零的中国来说,事实上由一党专政统治全国有其根本的不可能处。其强调说:“我们必须承认政治理想是种籽,社会环境乃是土壤,单换种籽,不改良土壤,还是无裨于事的。尤其中国这个社会是特别富于吞噬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