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今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大陆经济崛起，连年保持高速增长，自鸦片战争一百多年来几代中国人为之奋斗的“强国梦”似乎正在实现之中。然而人们在兴奋之余，发现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贫富分化加剧，农民、农业、农村的“三农”问题严重，社会矛盾增多，社会道德恶化，社会心理失衡等等。这些现象反映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在资源短缺、人口过多、相当多的人仍然处于生存经济状态下的当今中国，怎样求得社会与经济的平衡发展？整个社会体制应当建立在怎样的社会经济理念之上？是应当偏重增长发展还是偏重公正平等？这些成为摆在中国人面前的紧迫问题，近年引起学术界的激烈论争。学者们谈论这一问题所凭借的主要知识资源，是近二百年来西方围绕发展与公平的各种学说。但人们也发现，中国的这一问题并不只是简单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历史问题，是怎样的理念才更适宜由历史积淀演变而来的中国现实社会的问题。要认识这一问题，还必须从生活于本土的我们的先人，特别是近一百年来思考和处理这一问题的先驱留下的知识遗产中，寻找本土产生出来的知识资源。
　　
　　回首百年，20世纪早期的梁启超和孙中山，堪称是近代思考这一问题最早、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们两人沿着不同理路提出的社会经济学说，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对近代社会经济理念的早期思考和选择。同时，他们学说中的诸多思想元素，曾经对中国社会发生过重大影响，甚至已经成为深植于中国人社会心理的文化积淀。因此，回顾并反省他们的社会经济理念，应当是我们今天思考这一问题的一个起点。
　　
　　近百年前的清末民初时期，中国社会正处于内忧外患、方生方死、前途未卜的剧变时期，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是国家贫弱、人民贫困。这种普遍的贫困化，是导致中国内忧外患加剧的一大根源，而且在列强环伺之下，成为关系民族存亡的关键问题。如何解决贫弱问题？如何使中国人民摆脱贫困、走上富裕幸福之路？这是摆在当时立志救国的仁人志士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也是关系到建立何种新制度的一个关键问题。梁启超和孙中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自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社会经济理念，作为改造中国、建设新制度的立国方针。梁启超主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他创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发表的系列评论，包括与孙中山等革命派的论战中，集中阐述了他的社会经济理念，与他当时的其他新说一起曾风靡一时。孙中山则是在20世纪初革命派创办的《民报》上首先提出他的民生学说，经过不断阐发，最后在1924年发表“民生主义演讲”中作了完整阐述，并作为国民党指导思想的“三民主义”核心内容之一，他的三民主义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梁启超和孙中山的社会经济学说虽然面对的是同一命题，也几乎酝酿于同一时期，且都是吸收西方学说、融合中西思想资源而建构的，但他们各自提出的理念却截然不同。对于他们二人的这种不同，以往史家曾有诸多解说。就大陆学界而言，以往主要是以两种范畴来予以评判的。第一种是革命史观下“两条道路”的范畴，认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工农利益的民主主义道路，虽然有“唯心主义”缺陷，但总体是革命的、进步的，是代表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而梁启超的社会经济观则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资本主义道路，反对社会革命，因而是反动的、落后的，也是不合乎中国发展方向的。在这种范畴中二者的关系是对立的，而且在价值评判上明确肯定孙而否定梁。这种评判框架在1950-1980年代大陆学界一直是主流，几乎所有的史学论著都循是说。1980年代以后此说受到一些质疑，或有所修正，影响趋减。第二种范畴是1980年代以后兴起的现代化史观，以中国现代化发展为主线对前一范畴进行了修正。对孙中山的民生学说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工农利益，代表现代化的方向依然肯定，但指出其理想化——即主观社会主义的缺陷；对梁启超的学说虽仍批评其缺乏阶级基础而无实行的可能性，但对其发展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理念的正面价值予以一定的肯定。[1]“现代化史观”的解说对二者的对立评价有所消解，对二者的相对价值有所肯定，但由于仍以最后中国大陆社会的实际走向结果为标准，因而使二者作为知识资源的价值有所遮蔽。有鉴于此，本文拟超越上述两种范畴所带有的线性观和目的论的唯一性思维方式，以“知识资源”这一更具相对性的范畴，对于二人社会经济学说的一些基本理念重新作一比较解析，以期为今天关于增长主义与公平主义的讨论，挖掘一些可资参考的本土知识资源。
　　
　　本文将以梁启超和孙中山阐述社会经济问题的主要文本为依据，以其中所表述的理念取向与中国社会历史状况的联系为坐标，从二人社会经济理念的立场、价值观、实践规则等方面作一梳理和分析，看看他们分别代表的不同理念有怎样的社会历史内涵，有何种不同的结构与价值取向，以及对中国社会历史具有何种意义。
　　
　　一、应对内外生存危机的两种立场
　　
　　清末民初时期，中国社会经济贫困的症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西方列强通过索取战争赔款、不平等贸易等手段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外国资本势力控制着刚刚出现的近代工商业命脉，并依靠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对中国进行经济榨取，形成中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的外部生存危机；另一方面是长期以来土地资源短缺与人口过多的矛盾日益尖锐，广大民众处于难得温饱、甚至艰于生存的普遍贫困状态，形成内部的生存危机[2]。因此，寻求如何解决对内与对外的双重生存危机，在世界发展大势中确立怎样的立国方针，是梁启超和孙中山思考社会经济问题的出发点。但由于他们对世界大势有不同的认识，所关注的问题点各有偏重，因而，他们建构社会经济学说的立场也各有不同。
　　
　　首先来看梁启超对世界大势、中国所处境遇及应采取的立场有何种认识。
　　
　　梁启超认为，当时的世界大势，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以经济实力为主要依托的国际经济竞争。他认为，西方诸国经过工业革命而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并向世界范围扩张，由此使人类进入了各民族国家以经济实力激烈竞争的时代。他屡屡疾呼，反复提醒国人经济竞争时代的到来：“世界生计竞争之风潮席卷而来，而今乃始发韧也。”[3]“二十世纪生计竞争之世界”。[4]在梁启超看来，这一潮流是人类进化的必然趋势，不仅来势迅猛，而且势不可挡：“呜呼，世界竞争之运，至今日而极矣！其原动力发始于欧洲，转战突进，盘若旋风，疾若掣电，倏忽叱咤，而遍于全球。”[5]“今日列国并立、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时代”。[6]他还曾径用“国民竞争之大势”、“民族竞争之大势”为题展开论说，呼吁国人要清醒地认识这一时代潮流。他认为，在这种时代大势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成为决定该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优胜劣败，难逃其运。如他所说：“今日生计竞争之世界，一国之荣瘁升沉，皆系于是”[7]。民族国家间的经济竞争，确实是17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和殖民扩张给世界带来的突出特征，特别是在梁启超提出这一问题的19-20世纪之交，中国适撄其锋，正面临被列强猖狂掠夺及瓜分之危，以民族救亡为志业的梁启超自然更痛感其来势之猛之烈。
　　
　　基于对世界大势的这种认识，梁启超认为当时中国所处境遇，就是以贫弱之国而处于国际经济竞争的潮流之中，面临被西方富强之国鲸吞蚕食的危险。因而他认为中国应对之策，就是激发全体国民的竞争之心和竞争之力，统合国民，以全体国民争生存的联合之力求得国家的富强，与他国展开经济竞争。他认为首先要激发全体国民为求自己生存的竞争之心，目标则是要联合全体国民的竞争之力而与他国国民展开竞争，因而他提出“国民竞争”的口号，指出：“国民竞争者，一国之人各自为其性命财产之关系而与他国争者也”，“以国民之力，抵他人国民竞争之来侵”。[8]依梁启超之见，在这个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激烈竞争的时代，中国首先面临的是民族整体生存问题，必须整合全体国民的力量，起而与外国展开生存竞争，才是求得民族生存的道路。他的目标，就是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富强国家，只有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而富强了，才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争得民族的生存，而只有民族整体的生存，才谈得到国民个人生存问题的解决。因此他标举国家主义理念，批评孙中山“以排斥资本家为务”的民生主义社会革命论，是“与国家全体利害相反的”，是“不适于国家生存”的。他针对孙中山等革命派的主张而提出：“今日欲救中国，惟有昌国家主义，其他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皆当诎于国家主义之下。”[9]这种基于民族整体生存意识的国家主义，成为他建构社会经济学说的基本立场。
　　
　　再来看孙中山对世界潮流、中国境遇及应对方策有怎样的认识。
　　
　　孙中山也承认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经济生产的巨大发展，如他所说：“这几十年来，各国的物质文明极进步，工业很发达，人类的生产力忽然增加。”[10]但他没有像梁启超那样关注于由此形成的国际竞争，而是更多地关注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给人类生存带来的后果。他注意到西方国家的工业化以机器代替人工，使人民的生计被机器所夺，资本主义私有化造成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因而造成了许多人失业、贫困、难于生存等社会问题。他指出：“机器发明了之后，世界的生产力便生出一个大变动，这个大变动，就是机器占了人工，……便有许多人一时失业，没有工做，没有饭吃。……因为有了这种实业革命，工人便受很大的痛苦。”[11]“机器发明以后，大部分人的工作，都是被机器夺去了，一班工人不能够生存，便发生社会问题。”[12]他更多地接受了西方19世纪后半叶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想，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造成了贫富分化及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对立，造成了工人生活痛苦的严重社会问题，现在的世界大势，就是要解决这种社会问题，解除人民生活的困苦，也就是民生问题。如他所说：“因为要解决这种痛苦，所以近几十年来，便发生社会问题”。[13]他在1905年最早提出三民主义时，就指出民生问题是20世纪的潮流。他在《〈民报〉发刊词》中说：进入19世纪以后，“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14]特别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孙中山更坚定地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阶级冲突和多数人的痛苦，这是对人民生活和人类生存的威胁。当今世界大势，就是要消除这种威胁，解决社会问题，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就是这种潮流的体现。他由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来看待时代趋势，因而得出结论说：“欧战发生了之后，社会的进步很快，世界潮流已经到了解决社会问题的时期。”“民生问题，今日成了世界各国的潮流。”[15]因此在他看来，如何解决贫富分化和保证多数人生存的民生问题，而不是梁启超所说的国际竞争问题，已经成为当时的世界潮流。应该说，资本主义发展带来贫富分化、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的冲突，也确实是19世纪以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由此而形成的社会主义思潮也在日益高涨，特别是一战以后更成为热潮，这一时代潮流自然也为正在构思新中国蓝图的孙中山所关注。
　　
　　在这样对世界大势认识的基础上，孙中山认为中国所处境遇就是，一方面固然是贫穷，一方面也由于资本主义还未充分发展，故还未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弊端，因而应当一方面致力于消除贫穷，一方面还要防患于未然，避免使多数人遭受像西方那样的痛苦。因此，要建立避免贫富分化、保障人人享有衣食和生存保证的社会经济制度。他关注的重心，始终在广大人民的生存。他认为人类求自身的生存，是古往今来永恒的追求，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和重心问题。他认同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威廉的观点，认为：“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古今人类的努力，都是求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人类求解决生存问题，才是社会进化的定律，才是历史的重心。”[16]因而他认为，一切社会制度的重心，应当是解决广大人民的生存问题，只有解决好了民生问题，才能使社会文明发达。他指出：“社会的文明发达，经济组织的改良，和道德进步，都是以甚么为重心呢？就是以民生为重心。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因为民生不遂，所以社会的文明不能发达，经济组织不能改良，和道德退步，以及发生种种不平的事情，像阶级战争和工人痛苦，那些种种压迫，都是由于民生不遂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社会中的各种变态都是果，民生问题才是因。”[17]他认为中国现在的重心就是解决民生问题，他的目标，就是要造就一个人人有饭吃、有工做，人人丰衣足食，全民均足的理想社会。他说：“我们要实行三民主义来造成一个新世界，就要大家对于这四种需要（指民生的衣食住行四种需要——引者注），都不可短少，一定要国家来担负这种责任。……我们研究民生主义，就要解决这四种需要的问题。”[18]就是使人民“丰衣足食，家给人足”。[19]孙中山这种以求全民均足为目标，以人人生存为本位的认识，表现出鲜明的民本主义立场[20]。
　　
　　由上可见，梁启超思考解决社会经济贫困问题，是基于对国民竞争为世界大势的认识之上，以富强国家为目标的国家主义立场；而孙中山则是基于对社会问题为世界大势的认识之上，以均足社会为目标的民本主义立场。梁启超的国家主义立场，主要针对的是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生存危机，主张以国民整体而与他国竞争，谋求民族的生存；而孙中山的民本主义立场，主要针对的则是中国的内部生存危机，即全体人民的生活生存问题，谋求的是人人生活的均足。他们二人可以说分别对应了中国当时所面对的内部和外部的生存危机，因而都有合理性。但是，这两种立场作为社会经济的核心理念，在中国当时的社会基础却有相当的差异。
　　
　　从应对外部生存危机的角度看，梁启超的民族国家意识和国家主义立场，在理论上应是符合当时国际情势的。但是，它却缺乏内部支撑的资源。首先，国际竞争中的民族国家意识，是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由经济的国际化而造成的国际新关系的产物，由此形成了民族国家间的竞争这一新格局，这是中国以往从未遇到过的新局面。这种新局面使民族国家成为组成世界和展开国际竞争的基本单位，这与中国历来以自己为天下的格局是完全不同的，因而中国人缺乏这种国家意识的认同。梁启超正是明了这一点，因而他这一时期强调树立国民意识和国家意识，在其同时期发表的著名系列评论《新民说》中就有许多这样的文字。但是，人民的国家意识这种新观念并不会凭空产生，只有凭借现实的制度实施才可能逐渐培养而成，当时的国家政权却不可能担当这一任务，所以梁启超的民族国家竞争意识缺乏本土的社会文化基础。其次，他提出的“国民竞争”理论和富强国家的目标，由于不能直接与民众的个人生活相连，而难以得到广大民众从自身利益出发的认同和拥护。所以说，梁启超的国家主义立场，在当时无论是政府方面还是民众方面，均缺乏社会基础，但是，作为当时中国应对外部生存危机的一种立场，却是理性而明智的。
　　
　　孙中山的民本主义立场，主要面对内部的生存危机，实际上面对的是中国长期以来的老问题，因而具有较多的内部资源。首先，他的均平观念，就是千百年来下层民众平均要求和儒家民本观念、传统大同理想的沿续，他自己就明确指出民生主义与太平天国理想有直接承继关系，因此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易于得到下层人民的认同。其次，他立足于全体人民的生活需要，提出人人有饭吃、有衣穿的均足社会的理想，与处于生存艰难中的广大人民的急迫需要直接相连，容易得到人民的响应和支持，具有更为深厚和广阔的社会基础。但是，这种理想有一定的空想性，尤其难以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国际经济竞争的环境中实现，历史经验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应该说，梁启超的国家主义与孙中山的民本主义，作为分别对应中国内外生存危机的两种立场，都有其合理性，如果将二者予以适当协调，或以阶段性的调节来使二者互救其偏，应是更为合理的一条思路。但他们二人都将二者对立起来，只执一端而欲同时以一主义而解决内外两方面的问题，由此形成了他们各自大不相同的两套社会经济观念。
　　
　　二、偏重功利与偏重公平的两种价值观
　　
　　价值观念是社会经济理念的主干，以怎样的价值观来解决贫困、发展经济、建构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关系到确立怎样的基本伦理来引领整个社会生活。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和孙中山也有明显分歧，这种分歧主要反映在他们二人关于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生产与分配的关系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认识，他们二人提出的对这些关系的处理原则，构成了他们各自社会经济理念的价值取向。
　　
　　首先来看梁启超的价值观念，主要反映为以下三个倾向：
　　
　　第一，个人利益原则。
　　
　　梁启超强调以利益为重心的原则，这是以他对人的利己心的认识为基点的。对于人的利己心，中国主流传统一直视为人性之恶，倾向于抑之。但梁启超认同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认为人首先求一己生存的利己之心、自谋其利的欲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存竞争，都是人类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本性，他说：人们“时时为其性命财产而争，终古无已时焉。”[21]正是这种人争其利的本性欲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盖经济之最大动机，实起于人类之利己心。”[22]这种人争自存的欲求，也是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最基础的动力。他说：“盖人道之所以进步，皆起于有所欲望，而汲汲设法贯达之。”[23]而作为人最急迫和最基本的欲望，就是维持生存的物质需求，“衣食住，最急者也，无之则一日不能自存”的经济生存欲望，是人生存所必需的“下级直接之欲望”[24]，是进而能够追求政治和道德文明等一切上级欲望的基础。他认为正是这种利己心，推动着人追求物质利益，推动人们从事经济活动以获取更大利益，人同此心，概莫能外。这种人人自争其利的本性欲求，能够汇聚成巨大的力量，“人人为其性命财产而争，万众如一心焉。”[25]因此，中国要建立的社会经济制度，就是应当顺应和利用人的这种利己心，以个人利益的原则来激发人的经济活动能力，这样就会使人人为求个人利益而争，同时也使得整体利益最大化，个人利益也会因此而得到长久保证。他说：“吾非敢望我同胞将所怀抱之利己主义划除净尽，吾惟望其扩充此主义，巩固此主义，求如何而后能真利己，如何而后能保己之利使永不失”。[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