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晚清以降,国势衰危,随着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经典不再是士大夫发挥政治与文化理想的最高思想资源,“六经皆史”遂成为流行的时代思潮。本文主要联系晚清今古文经学之争与民国新史学家提出的“六经皆史料”的口号,扼要勾勒了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在晚清民国的影响与折变。从“六经皆史”,到“夷六艺于古史”,再到“六经皆史料”,此说之备受关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经学的衰败及其主导地位被史学所取代,而经典自身不能不以“史料”的身份寄身于“史学”的历史命运。经典之权威地位的丧失与“六经皆史”说之提升齐头并进、恰成反悖而有密切的内在关系,尤为深刻地反映了时势的变动。
　　
　　近代史学经典日趋丧失其权威地位而至于要被“扔下毛厕去”①,经学日趋败落而至于“终结”②,乃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之主旋律,也可以说是一部较之敦煌学史毫不逊其沉痛度的“伤心史”。描述其过程,揭示其所以然之故,是一个关乎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巨大系统工程,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倾力于此。③本文拟以晚近学人对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的接受与再诠释为视角,切入此题。晚清以降,尤其是民国以来,学术界流行着一种对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的独断论调,即认为此说蕴含着夷经于史甚至尊史抑经的意义,具有打破经典权威的思想解放作用,还兼备了以六经为史料的史学观念。虽有学者对此加以辨正,但是占主导地位的看法形成了时代潮流,或者争颂“六经皆史”的口号而不自知其借用与章氏之原意本不相合,或者在章氏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六经皆史料”的主张以建设新史学。从打破经典与经学的权威为理所当然的观点来看,章学诚自然很容易成为现代新史学的先知先觉;从对经典与经学怀抱较为宽容与建设性的立场,尤其是从拉长时段的历史理解的角度来审视,则结论就会有所不同。问题是如此尖锐地摆在那里:孰谓能得章氏之本意?何以喧哗之众声皆会聚焦于本题,致使章氏生前的寂寞与此说日后的堂皇之间形成如此强烈的反差?这些
　　
　　①语出钱玄同《废话——原经》,《钱玄同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页。
　　
　　②语出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第八章“经学的终结”,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③有关经学在近代式微的原因的探讨,陈以爱从思想、制度等层面,综述有关研究成果较详细,可参看。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1999年版,第265—266页。
　　
　　都有待于深入探讨。此议题之特殊性,使探讨的正当途径竟有类如诠释之循环:如果对“章学诚学术的百年来研究”不作深入的反思,则很难了解“六经皆史”说的缘起与本旨,反之亦然,若不考实此说之发生演变以及后世影响,其意义就无从谈起。这自然使得此项研究,虽本于章学诚而绝不能局限于章学诚。尤其是对章氏是否抑经以及章氏是否卑视六经为史料等问题的探讨,牵扯出来的实在是中国经学的近代命运这个母题,就更不仅关乎对章氏一人学术思想的评骘了。本文之所以要将他联系起来讨论,也是为探得此论题之深层意蕴而不能不设置一个略为方便的比较向度而已。怀抱同情的历史理解也许比满怀乡愁的感伤要有力一些。本文只能围绕着“六经皆史”说所涉及的方面来探讨经典、经学之沉浮与变动的时代之间的关系,好比是从海面上冰山一角的浮动,试探深隐在海中的庞大冰体之挪移。
　　
　　笔者为此已草《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源与意蕴》一文,先试作正本清源的梳理,大意谓:章学诚循着“文史校雠”之学的取径建立起“六艺皆官礼之遗”诸说,实为“六经皆史”观念之根源。从该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其丰富的意蕴:由“六艺为周官掌故”与“古无私门之著述”所指涉的“道器合一”、“官师合一”、“治教合一”的价值观念;由与经学的抗争而激起的从“述作”角度诠释的“以史明道”的主张;由《史籍考》的编纂而突显的“尊史”的专业思想;由修志实践而悟到的以“府史之史”(即“书吏”)的卑微身份以道自任的主体意识;从以史通今的立场出发,既将经典视为“一代之实录”,又深深维护其为“万世之常法”的思想。章学诚对六经的新认识与他应对当时“汉学”、“宋学”交攻的学术风气密切相关,更与如何发挥经典在他所处时代的作用这一问题有关。正因为他对六经采用的是“师”其“意”的态度和必将当前的文事治道溯源联结于“唐虞三代”的做法,竟出人意料地起到了模糊或打破六经神圣性的媒介作用,此非出于主观,而实势有必至。①
　　
　　上述研究或可为评骘章说之“流变”及其与近代经学之命运关系,提供较为切实之张本,然而,此等工作乃建立于对前贤研究成果的“反思”之基础上,而“六经皆史”议题的凸显实在章氏之殁后而非生前,是故,此说在近代之流传与播迁,即此问题意识之张扬历程,反而是本源,亦为笔者关注之缘起。要之,如果说《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源与意蕴》一文为笔者讨论“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来龙去脉”问题之前篇,此文自然为后篇,而后篇之重要固绝不在前篇之下,希望有兴趣的读者诸君合而观之。
　　
　　一、“六经皆史也”:在《文史通义》位列首句之迷案
　　
　　本文首先要探讨的是,章氏“六经皆史”说发生影响的偶然性问题。章学诚在他那个时代多少有点异类,他虽然自负才学,而生前确乎是寂寞的。但当时就有翁方纲向其友人刘端临征询章氏“学业究何门路”②,又有阮元在给洪亮吉的信中问及:“会稽有章实斋,所学与吾辈绝异,而自有一种不可埋殁气象,不知是何路数,足下能定之否?愚意此亦一时之奇士也”云云③。可知章学诚在当时也并非湮没无闻,但他的学问“路数”无疑成为不被人知的障碍。不过他的身后也着实是光彩夺目的。1928年姚名达订补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在书末说:“十一年(1922)春,本书初版出版,国人始知章先生。”
　　
　　①此文刊于《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②章学诚:《家书二》,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17页。
　　
　　③章学诚:《与朱少白书》,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87—788页。
　　
　　越来越深入的研究表明,这话未免夸张①;论者所谓“其身后大名,主要还是由于日本学者在20世纪的新发现”②,就更过分了。事实上,他的著述之影响颇为深远③,这大致可以章太炎的一句话概括之:“会稽章学诚为《文史》、《校雠》诸通义,以复歆、固之学,其卓约近《史通》。”④他的学术声誉正得力于迥异乎侪辈的学术取径及其卓识;从更长的时段来看,则与其由“文史校雠之学”所获致的“六经皆史”的大论断息息相关。不过,这一观念在章氏的学术思想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赢得如此广泛的声誉,却也有出人意外的缘由。多少具有传奇色彩的是:“六经皆史也”很可能不是章氏自拟《文史通义》开门见山第一句话。
　　
　　学者多认为,今本《文史通义》第一篇《易教》第一句话“六经皆史也”不仅是《文史通义》的中心思想,也是章氏学术思想的纲领。史学研究是难容假设的,但是我们要在这里提出一个对本论题的存在价值及其重要性也许构成严重威胁的质疑,如果《文史通义》的第一句不是“六经皆史也”的话,那么,这个命题还会受到如此经久不息的关注吗?它在学术思想史上还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吗?无论如何,我们要论证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以这一句话开宗明义的《易教》⑤,很不可能是章氏自拟中的《文史通义》的第一篇。学术界近来的研究,逐渐逼近于对这个问题作彻底的清查。嘉庆元年(1796),章学诚曾选取《文史通义》中少数篇章编刻出版,此即《文史通义》自刻本,也是《文史通义》的最早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现藏华绂抄本中就附有《文史通义》自刻本,篇目中包含有《易教》、《书教》、《诗教》等诸篇,梁继红在钱穆的有关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认为,“恰是因这些文章入选自刻本而说明这些文章并非十分逆人视听,也并非章学诚论学最为核心的文字”。而乾隆五十四年(1789),“此年所作《原道》、《经解》、《原学》等集中言道的文章当是章学诚论学中心之中心,故而按照章学诚编纂《文史通义》的原则,《原道》诸篇当代替《易教》诸篇居于《文史通义》全本之首。”⑥
　　
　　我们认为,由于章学诚的“文史校雠之学”的理论出发点,乃建立在从“三代盛时”的官师合一到“三代以后”政、学分离的“学术”分野之上,而《原学》实属发挥《原道》见解、分析私学兴起后的发展状况而非“集中言道的文章”,是故《原学》似未必定居于经“教”各篇,如《易教》等之前,相对而言,从章氏一贯“尊史”的立场来看,《史释》在《文史通义》中的排序会比较靠前,无论如何,《原道》、《经解》确有可能位列头排,而《原道》之为《文史通义》全本之第一篇,更是勿庸置疑的。我们知道,“原道”是章氏一生治学的终极关怀。他在《和州志·艺文书》序列之第一部分标题就是“原道”。《续通志校雠略拟稿》中的相关内容题名为“著录先明大道论”,今本《校雠通义》恢复标题为“原道”,从广义的
　　
　　①除了余英时批评其“夸张”之外(余说见氏著《论戴震与章学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62页),吴天任早就批评“这句话未免大言不惭了!”并进一步以王宗炎、谭献等人对章氏学问的了解为据,指出:“实斋不为一般汉学家所欢迎,原是事实。但说汉学家使实斋事迹埋没了一百二十年无人知道,这又是一段笑话了!……总之,实斋事迹,后人虽非全部了解;也断不至有埋没一百二十年无人知道;而必须等到胡谱出版后才知道的道理。”参见吴天任《胡著姚订章实斋年谱商榷》,氏著《章实斋的史学》,台北,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93—294页。
　　
　　②汪荣祖:《槐聚说史阐论五篇》,氏著:《史学九章》,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版,第312页。
　　
　　③关于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对后世的影响,钱基博较早有颇为细致的讨论,参见氏著《〈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上海,龙虎书店1935年增订版。有学者以刘师培《国学发微》、张尔田《史微》、柳诒徵《国史要义》为例,专章讨论“章学诚对后世的影响”,朱敬武:《章学诚的历史文化哲学》第七章,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6年版;又有学者从“六经皆史”说、治学合一论、方志学思想等方面讨论章学诚对龚自珍、魏源、李慈铭、谭献、郑观应、康有为、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影响,陈鹏鸣:《试论章学诚对于近代学者的影响》,收入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章学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④章太炎:《检论》之《清儒》篇,朱维铮编校:《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4页。
　　
　　⑤如今通行的大梁本与嘉业堂刻《遗书》本《文史通义》,皆以《易教》居全书之首。⑥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24—427页;钱穆:《记钞本〈章氏遗书〉》,原刊于1936年12月《北平图书季刊》第3卷第4期,收入氏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8,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梁继红:《章学诚〈文史通义〉自刻本的发现及其研究价值》,收入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章学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引文见该书第206页。
　　
　　《文史通义》独立出来的《文史通义》(该书名有广、狭两义,用余英时说)更必须有他颇为自得的《原道》篇(拙作《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源与意蕴》一文已经交代过,其宗旨是要解决自与戴震初晤以来就未曾释怀的重大问题)。它的重要性,自然要使得它在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文史通义》中必然是稳居首席的。另外,章学诚是那种对著述体例在意到几近苛求的人,他在《立言有本》中对汪中《述学》体例的指摘,证明他在这方面正是不屑假借的严厉君子。而他本人早就声言他的《文史通义》是要“下该《雕龙》”的①,刘勰《文心雕龙》的第一篇为《原道》、第二篇是《征圣》、第三篇才是《宗经》,这样的排列次第怎么能不让他效法!因此,章学诚自拟的《文史通义》的第一篇只能是《原道》而非《易教》。这一点的澄清对本论题有什么意义呢?由于章学诚遗稿的编纂者,或者不明章氏之“义例”,或者出于某种忌讳,而把最重要的《原道》篇往后挪,而造成了《易教》为今本《文史通义》的第一篇,从而也就很偶然地造成了“六经皆史也”成为今本《文史通义》开宗明义第一句话的事实。
　　
　　这一事实提醒我们,现有的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动辄将《文史通义》乃至《校雠通义》诸篇什笼统视为“六经皆史也”一句五字的注脚的做法,颇有夸张之处。
　　
　　二、“六经皆史”说的传延:章氏的影响与新时代意识建构之间的互动
　　
　　这样,自然产生一个问题:百年来其辉煌的被接受史,被一再诠释的故事是否也是偶然的呢?事情绝不那么简单,消解此惑,不但要求我们溯自章学诚的生前,更须征之于其身后。片言不足以解纷,容笔者进一步从传延与折变两个大的方面来探讨它在后世的播迁。这两方面当然不能简单剖判开来,为了讨论的方便起见才有必要如此,希望本文所做的学术思想史的个案分析,能跟得上该观念发展史的自然流程。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蕴含了从“王官之学”与“百家”“私学”分野的角度讲中国古代学术的取径与卓识,颇为难能可贵。钱穆因此将章氏的这一见解推崇为是“极大的创见”②。此种评论堪称的当。章太炎在《书》重订本《清儒》中明确主张“六艺者,官书,异于口说”③。显而易见,此为近承自章学诚以六艺为王官学的见解。又如顾颉刚认为:“中国的古籍,经和子占两大部分。普泛的说来,经是官书,子是一家之言。或者说,经是政治史的材料,子是思想史的材料。”说穿了,也是在发挥章学诚的“官学”“私学”两分的见解,而以“材料”论之,则难掩其“时代精神”。④至于钱穆,更是擅用“王官学与百家言对峙”的观点讲中国学术思想史。⑤如此等等,从一个侧面,我们可以说,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获得了光辉的下场。此说还涉及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学术思想的源头是否可以追溯到史官文化的问题,且不说别的,我们看龚自珍如何发挥“古史钩沉论”,刘师培如何在《论古学出于史官》后复作《补古学出于史官论》,以及“后来之扬其波者,如张尔田、江、金兆丰,皆谓诸子百家,莫不原本人事,共出于史官。”⑥尤其是,刘氏宗主在古文经学,龚、张氏则倾向于今文经学,而均愿意为章说作注脚,如此等等,真足让人感喟见识之长竟有非琐琐考证所能望其项背于万一者,岂得谓此等命题“显然没有多少知识上的意义”呢?
　　
　　①见章学诚《与严冬友侍读》,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06页。
　　
　　②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54页。
　　
　　③朱维铮编校:《章太炎全集》(三),第160页。
　　
　　④顾颉刚:《古史辨》(4册)《顾序》(1933年2月12日),第15—16页,罗根泽编著:《古史辨》(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⑤参见夏长朴《王官学与百家言对峙——试论钱穆先生对汉代学术发展的一个看法》,收入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编印《纪念钱穆先生逝世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5—80页。
　　
　　⑥语出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29页。
　　
　　“六经皆史”说内含的经世大义,亦颇不乏解人。“谓集大成者周公而非孔子,学者不可妄分周、孔。学孔子者不当先以垂教万世为心。”此说既为伍崇曜所激赏①,魏源复采入《学校应增祀先圣周公议》②。龚自珍25岁时作的《乙丙之际著议第六》,以及言经颇及今文后撰于42岁的《六经正名论》等,都在深沉地发挥章氏这一核心观念。③道光六年(1826)魏源还把《乙丙之际著议第六》收编入《皇朝经世文编》“一卷《学术》”④,看来,龚、魏均深赏章氏那“治学”合一、“官师”合一的学术观念及其经世致用的意蕴,这一点很可能启迪了他们那“喜以经术作政论”⑤的学风。又诚如钱穆所说:“章氏六经皆史之论,本主通今致用,施之政事”,影响及于包世臣等人。⑥在更为年轻一代的康有为身上,我们也找到了影响的踪迹。章学诚在《经解上》中有云:“《易》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经纶之言,纲纪世宙之谓也。郑氏注谓:‘论撰书礼乐,施政事’,经之命名所由乎?”此说引起康有为的极大关注并采纳于《教学通义》一书:“四者(指《诗》、《书》、《礼》、《乐》——引者)为先王典章,故称为经。经者,经纶之谓,非有所尊也。(章实斋尝有是说。)”后来确立了今文经学立场的康氏在《新学伪经考》中批评章学诚说:“近世会稽章学诚亦谓周公乃为集大成,非孔子也。皆中歆(指刘歆——引者)之毒者。”⑦但是这绝不能掩其曾深受章氏“六经皆史”说影响的事实⑧,毋宁说章氏注重经之“经纶”功能的态度既成为康氏走向具有强烈经世精神的今文经学的桥梁,最后亦与之合流了。甚至到民国年间,也还有像孙德谦的《申章实斋六经皆史说》⑨等文章仍然在发挥“六经皆史”说这方面的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