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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章氏“六经皆史”说留给后世最大遗产,是为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最为重要的“大事因缘”——“经学的史学化”提供了不可或缺也许还是别无选择的和最为合体的观念构架或概念工具。 晚近古文经学之领军人物章太炎在清末曾揭橥其学术旨趣说: 参见夏长朴《王官学与百家言对峙——试论钱穆先生对汉代学术发展的一个看法》,收入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编印《纪念钱穆先生逝世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5—80页。孔氏之教,本以历史为宗,宗孔氏者,当沙汰其干禄致用之术,惟取前王成迹可以感怀者,流连弗替。《春秋》而上,则有六经,固孔氏历史之学也。《春秋》而下,则有《史记》、《汉书》以至历代书志、纪传,亦孔氏历史之学也。10 这是明白主张以“历史之学”贯通经史,其“历史”的观念或别有假借于西人○11,其“沙汰其干禄致用之术”之主张为对今文经学之“通经致用”流弊痛下针砭,在精神上均大大有别于章学诚之所谓“史”,但是他以“前王成迹”视经,实本于章学诚“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之论,他以《春秋》上下推演“孔氏历史之学”,亦继乎章学诚以“六艺本书,即是诸史根源”之所见。其间之演进脉络,岂不明哉! ①《伍崇曜〈文史通义〉跋》,收入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附录”之一,见该书第1081页。 ②魏源:《学校应增祀先圣周公议》,收入《古微堂外集》卷1,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校:《魏源全集》(全20册)第12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魏氏本于章说,参见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57页。 ③关于龚自珍诸篇的撰著时间,参见樊克政《龚自珍年谱考略》,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④参见樊克政《龚自珍年谱考略》,第295页。 ⑤语出梁启超,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3页。 ⑥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92页。 ⑦语出康有为著,朱维铮、廖梅编校《新学伪经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1页。 ⑧参见拙作《〈教学通义〉与康有为的早期经学路向及其转向》,《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 ⑨此文原载《学衡》第24期(1923年12月),收入存萃学社编集,周康燮主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论集(六编)——章学诚研究专辑》,香港,崇文书店1975年版。 10章太炎:《答铁铮》(原载《民报》第14号,1907年6月8日),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9页。 11来自西洋的“历史”观念与中国之“史”的观念之间的差别及关联,可参见岛田虔次《六经皆史说》,刘俊文主编、许洋主等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7卷(思想宗教),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86—190页。 后有新史学“疑古学派”的主将顾颉刚,也曾于民初极推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说云: 自从清代的朴学施下了实地的功夫,考究一番,始晓得“垂教万世的经书”乃是“一代典章的史书”,既然是部史书,则所做疏解、考证的功夫当然与史学无异。章学诚处此潮流,奋其裁断,所以说“六经皆史”;“集六经之大成者不在孔子,而在周公”。看六经是学问的材料,不拿学问当做六经的臣仆;拿从前对于经学的界说根本撤消,做经学的人只是考古,并非希圣,说得明明白白。① 顾氏所谓“清代的朴学”“所做疏解、考证的功夫当然与史学无异”的看法足以与后来柳诒徵所持乾、嘉“诸儒治经,实皆考史”的见解②相互发明,颇能明了“经学史学化”已经萌芽于乾嘉时代经学③。到了晚清,“国粹学派”在与廖平、康有为等今文经学派分道扬镳的过程中,普遍接受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念,并改造为“夷六艺于古史”的主张,他们所要保存的“国粹”是“以历史为主”的④,他们的经学主要也就是史学,诚如上文章太炎所指明者。顾颉刚的看法其实多少反映了经“国粹学派”过滤后的经史观念,而他又身处前所未有的打破圣经贤传的时代,所以他能斩钉截铁地说:“看六经是学问的材料,不拿学问当做六经的臣仆;拿从前对于经学的界说根本撤消,做经学的人只是考古,并非希圣”!我们当然能够品尝到此处所论已非复章学诚观念的原汁原味了,但是我们似亦不能在两者之间来一个彻底的分断,正像侯外庐对“六经皆史”说的评论⑤给我们造成的印象一样,因为很显然地,顾、侯诸先贤是在传述章学诚的见解,所以若说此类观念完全为“现代人”所“赋予”,则不免对这些“现代人”过于轻慢,而对于章学诚也太不公了。 事实上,类似的观念正是时代的意见,而非少数人的特见,或者说“现代人”正需要这样的观念套子。稍后胡适、梁启超等都有程度不等的以章说为“六经皆史料”的见解。⑥惟需引起特别注意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他们的观念与章氏的见解其实有很大的距离,而每每极愿牵引章氏“六经皆史”为说。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①顾颉刚:《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中国哲学编辑部编:《中国哲学》第11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7页。王煦华据顾氏日记定此文写作时间是“一九一九年一月”。参见该文所附之“后记”。 ②说见柳诒徵编著《中国文化史》下,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版,第747─748页。 ③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戴震向章学诚道及的治经路数:“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即不敢读元亨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雎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见章学诚《与族孙汝楠论学书》,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00页。将这与章学诚后来根据邵廷采引用《孟子》的话来批评戴震(参见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39—41页)等做法略做比较可知,戴震的治学方法颇具历史感,而章氏的论说反而上纲上线更具“经学”精神。参见章学诚《又与正甫论文》,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07—808页。 ④参见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版;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收入氏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⑤参见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09—510页。拙作《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源与意蕴》作了引述,此处不赘。 ⑥参见拙作《〈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学术背景与初始反响》,《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63—64页。 以胡适为例。在撰著《章实斋年谱》期间,也正是在发起轰轰烈烈的“整理国故”运动的1921年,胡适在东南大学作了“研究国故的方法”的演讲,其中提到研究国故要运用“历史的观念”时说: 现在一般青年,所以对于国故,没有研究兴趣的缘故,就是没有历史的观念。我们看旧书,可当他做历史看。清乾隆时,有个叫章学诚的,著了一本《文史通义》,上边说,“六经皆史也”。我现在进一步言之,“一切旧书——古书——都是史也”。本了历史的观念,就不由然而然的生出兴趣了。① 胡适这段援引章氏的话,最足与他所作的年谱对“六经皆史”的解释相互发明,有丰富的内涵。年谱强调的是,章学诚所谓“六经皆史”的“本意只是说‘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其实只是说经部中有许多史料。”②此说开了从“史料”扩展的角度加以诠释的先河,有绵延至今的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力,可以说是20世纪最具势力的经典诠释。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年谱所谓的章氏“本意”恰恰就是“我(胡适)现在进一步”的主张,“一切著作,都是史料”与“一切旧书——古书——都是史也”有什么原则性的分别吗?听者的笔记也许不能精确传达讲演者的观念,但只要不以辞害意,思路是绝不会记错的,尤其所谓“进一步”的提法绝不可能是听者加上去的。那么,胡适为什么会有此混淆呢?也许只有一个解释:胡适出于“整理国故”的需要,有意无意地把章学诚的观念解释成自己的思想,而章学诚那明快响亮(至少在字面上来说是如此)的主张,经过一翻改造后成为“整理国故”运动的强大支援意识,当然,它的影响绝不会以此为限。更值得注意的是,章氏的观念被赋予了做梦都想像不到的新意义。我们知道,胡适所谓“历史的观念”本于乃师杜威之“历史的方法——‘祖孙的方法’”,是具有特定内涵的学术观念③,扼要地说,这种观念的最大特点是一方面给所处理的对象以一定的地位,但也只是限于历史上的地位,另一方面则将其价值相对化,极端的时候甚至是虚无化(比如胡适后来就说“整理国故”旨在“打鬼”等等),总之是历史化。从上文来看,当年的语境是,“现在一般青年”“对于国故,没有研究兴趣”,而胡适的说法是给予“国故”(当然包括“六经”)以一定的地位,并想方设法让他们对之感起“兴趣”来,所以他的“历史的观念”有这方面的积极肯定它的妙用。但是从“国故”之中“六经”的地位来看,他们原来具有的崇高地位,在“历史的观念”系统中,被彻底颠覆。在中国历史上,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正因为是圣贤所述常道之所寄托,是普世性的或超历史的——历经检验而持久有价值与效用的东西,才备受尊奉。现在它们不但要与其他“古书”并列,甚至认为经书只配有“史料”的价值;而成为“历史”或“历史”上的东西,既不必成为研究的重心或主张不要成为研究的重心,且要打破“儒书一尊”的成见。那么它们凭什么成为“经”呢,它们还是“经”吗?“经学”不过是“历史”上的名词而已。章学诚虽然在当年因感受到“襞绩补苴”的“经学”的压力,为提升“史学”的地位,提倡另类的对“经”的研究与致用取径,将之包容于“史学”,而用推本溯源的方法,将“史学”归宿于周代之官“史”乃至黄帝之“史”,但是他恰恰是为了发挥经典的普世价值而不是打倒它们。胡适在演讲中引用了章学诚的话头而不作解释,反而赋予了它绝不曾有过的意义,不过是运用口号作宣传罢了。这可以说是他的“实用主义”运作的一个极端例子。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胡适之所以如此的根由,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像胡适等既然有志于用外来的“比较参考的材料”或观念来解古书,若解得不好,则难免有将古人思想现代化的毛病。胡适所谓“史料”与章学诚所谓“史”的一字之别,折射出的却是经过了欧风美雨洗礼后的现代“史学”观念与中国传统的“经史”观念,尤其是特别的章氏之“经”、“史”观念的遥远距离。更重要的恐怕是,章氏所提供的思想架构太适合当事人(开创新史学)的需要了,以至于他们无心去分辨自己的主张与他们所好援引的章氏那朗朗上口的口号之间的深层裂痕。无怪乎他们会坚定地宣称自己的主张是在章学诚的基础上“进一步”呢。诸如此类,也许是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在生前默默无闻,反而与现代人有纠缠不清的亲密关系的原因吧。 ①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在东南大学演讲,枕薪笔记),原载《东方杂志》第18卷第16号,发表于1921年8月。收入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引文见该书第683页,经校核。 ②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10月再版,第105—106页。 ③参见拙作《“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建立、影响与意义》,《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89—90页。 当然有明达之士,在此等诠释甫兴起之初就指出它的不当了。1922年12月11日,钱玄同在日记中就批评胡适的解读法说: 适之据章氏《报孙渊如书》中“……”数语,谓“六经皆史”是说“六经皆史料”。此说我不以为然,不但有增字解释之失,实在和《文史通义》全书都不相合。今天我想研究之后来做一篇——《述章实斋的六经皆史说并且评判它的得失》。① 钱玄同后来并没有写出《述章实斋的六经皆史说并且评判它的得失》一文,因此我们很难了解他对章氏“六经皆史”说的正面看法,但是他对章氏的学术有深刻的认知。他经历了由注重其“文”论到欣赏其“思想”的过程,又经历了从因迷于康有为、崔适、廖平等的今文家说而“对于‘六经皆史’之说弃之如遗”②,到对此说与晚清经学今古文争议之纠葛有超越门户的卓越见解③的过程。他曾高度评价道:“清代学者中思想高卓者,实有二人,一戴震一章学诚也。”④钱穆若见此说,当许为英雄所见略同了。钱玄同在1930年1月6日又精辟地指出: 章实斋决非“……史料”,但他也是托古改制,因为他要“方志立三书”,因托“志”于《尚书》、《春秋》(合二经为一),托“掌故”于《礼》,托“文征”于《诗》耳。而《易》无用,故曰:“上古治详天道……”也。⑤ 看来钱氏一直不能接受胡适式的误读。他显然看出章学诚的方志编撰计划还是要借助于经典的权威来“托古改制”,所以在章氏心目中还是把经典当作崇高的标准与规范,这与现代学者所谓“史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一论断很合乎章氏思想的实际。钱氏也确能当得起“学有本源,语多‘行话’”⑥的称誉,他用“增字解释”⑦四个字真是点到了胡适之“失”的要害。如他经常调侃并略 ①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钱玄同日记影印本》第5册(1922·9—1923·12),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412页。 ②参见《钱玄同日记影印本》第5册(1922·9—1923·12),第2407—2411页。 ③参见拙作《〈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学术背景与初始反响》,《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从援今文义说古文经到铸古文经学为史学——对章太炎早期经学思想发展轨迹的探讨》,《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④参见《钱玄同日记影印本》第5册(1922·9—1923·12),第2403页。 ⑤参见《钱玄同日记影印本》第7册(1927·1—1930·12),第3738页。 ⑥语出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收入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170页。 ⑦已有学者注意到上引1922年12月11日钱玄同这段日记的重要史料价值,见刘贵福《论钱玄同的疑古思想》,《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第66页。但是,把“增字解释”认作“增高解释”,不确。恐怕是因“字”与“高”两字草书字体形近而误,何况所谓“增高解释”甚为不词,绝非钱玄同所能用。今正之。 带自负地宣称的那样:“我所研究的学问是‘经学’与‘小学’”①,他看惯了“增字解经”的例子,所以能一眼挑出胡适增一“料”字解“六经皆史”的毛病——即将“六经皆史”误释为“六经皆史料”。 话说回来,钱玄同虽是很能分辨章学诚的观念与胡适的思想,但他本人对于经的成熟见解是极近于胡适而远于章氏的,对于他,“六经皆史料”恰是确当的概括。②他甚至认为从“史料”的观点来看,六经的价值远不及《史记》、《新唐书》: 到了近代,章学诚和章炳麟师都主张“《六经》皆史”,就是说孔丘作《六经》是修史。这话本有许多讲不通的地方,现在且不论。但我们即使完全让步,承认二章之说,我们又应该知道,这几部历史之信实的价值远在《史记》和《新唐书》之下,因为孔丘所得的史料远不及司马迁、宋祁、欧阳修诸人,“夏礼殷礼不足征”之语便是铁证。③ 钱玄同的挚友黎锦熙似颇能明了这一类见解的渊源: 一般人只看见钱先生并不和他老师一样的反对“今文”经学,而且研讲“今文”,表章南海,就以为他于章氏的“古文”经学竟无所承,殊不知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大胆说话,能奏摧枯拉朽之功,其基本观念就在“六经皆史”这一点上,不过在《新青年》上他的文章中,一般人不易看出这个意识上的渊源来耳。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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