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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语出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1895年5月2日),收入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④参见拙作《康有为、章太炎与晚清经今古文之争(导言)》,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5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⑤语出章太炎《国故论衡》“原经”,《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第52页。 也就毫无意义。”①他那“夷六艺于古史”②的激烈主张，虽然是缘于对康有为等“神秘”化孔子的反动，但是一样深深依据了外来的学理，不仅“历史”的观念从日本转手得之于西人，且若无同样是借道于日本的以“进化”论为依托的“社会学”学理，他怎么能将在章学诚那里还是至高无上的“六艺”，视为“上世社会污隆之迹”，从而大做其将“六经历史文献化”(用王汎森语)的工作呢?而刘师培呢，是的，他的确写过《古学出于史官论》、《补古学出于史官论》等，而发挥了章学诚的见解，但刘氏论及“古代之时”“有官学而无私学”的情况时却说:凡专制之时代，不独政界无自由之权也，即学界亦无自由之权。(今文明国之宪法，莫不载明言论、思想、出版之自由，而宪法未定之国，臣民无此权利。)故威权极盛之世，学术皆定于一尊。(与欧洲宗教专制相同。)龚定庵日:“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古史钩沉论》一。)章实斋日:“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校雕通义》上卷。)则有周一代为学术专制之时代明矣。学术专制与政体之专制相表里，周代之政体渐趋专制，故学术亦然……(无识陋儒皆以学术定于一尊为治世，岂知此实阻学术进步之第一原因哉!观弥儿《自由原理》，此理自明。)③章学诚、龚自珍所称慕不止的周代王官之学，在刘师培那里适足成为周代“专制”“愚民”的证据!其间的取舍，真有让人恍若隔世之慨。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是因为有了世界“文明”史的比较(抑或比附?)视野，那是因为秉持了像“弥儿《自由原理》”这样的西方经典。真是见怪不怪，上述观点，与氏著《中国民约精义》“直以中国文化史上与西方现代文化价值相符合的成分为中国的‘国粹”’④相比，就算不得什么了。更有意思的是，三世传经的刘师培于1905,1906年间，在《国粹学报》刊有《读左札记》，谈到《左传》的精义时，竟说:挽近数年，皙种政法学术播入中土，卢氏《民约》之论，孟氏《法意》之编，咸为知言君子所乐道;复援引旧籍，互相发明，以证皙种所言君民之理，皆前儒所已发。由是治经学者，咸好引《公》、《毅》二传之书，以其所言民权多足附会西籍，而《春秋左氏传》，则引者阙如……以证君由民立，与《公》、《敦》二传相同……且《左氏传》所载粹言，亦多合民权之说……足证春秋之时，各国之中，政由民议，合于《周礼》“询危询迁”之旨……而遗文佚事，咸赖《左传》而始传，则左氏之功甚巨矣。彼世之诋排《左氏》者，何足以窥《左氏》之精深哉!⑤ 东汉章帝时，贾逵为争得《左传》的官学地位而发挥“《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乃“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认为《左传》高过《公羊》的中心理由，是所谓，’《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云云。⑥当年争执之要害主要看孰为更能贴近“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政治伦理标准,到刘师培之时,竞争的焦点却在于谁更符合“民权之说”,而刘氏所云,简直是要与今文经学家比赛谁更能“附会西籍”(如“卢氏《民约》之论,孟氏《法意》之编”)了!这真是比中国历史上佛教传入初期之文化格义时代走得更远的时代,这确是以西方的经典为经典的时代,这就是从一位当时中国最有希望的青年经学家意识深处传达出来的时代精神。经典地位之随时势之变而转移,还有比之更为极端的例子吗? ①汪荣祖著:《槐聚说史阐论五篇》，氏著:《史学九章》，第331页。 ②朱维铮编校:《章太炎全集》(三)，第159页。 ③刘师培:《补古学出于史官论》，刘师培著，邬国义、吴修艺编校:《刘师培史学论著选集》，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7页。 ④参见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1991年第6期，第22页。⑤刘师培:《读左札记》，《刘师培史学论著选集》，第24-25页。此文系年见该书第621页。 ⑥〔(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贾逵传》，收入《前四史》，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31页。 而“六经皆史”说更进一步的折变,是它寄身于“六经皆史料”的口号并继续发挥着更新观念的桥梁作用。现代学者像胡适、周予同等之所以在鼓荡其具有强烈自我作古色彩的奋发意气而高唱新口号时还不能不提到章学诚,正是因为“六经皆史料”说的观念前提之不可或缺者,正是“经史相通”这一内在逻辑,而章氏毫无疑问是这一架构的最伟大的建设者,这也是他们所能利用的最切近、最经典、最有用的思想资源。这是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的观念在现代的延展。另一方面,这一观念内部经历了深刻的裂变,或者说是自我否定,这集中体现在:“六经皆史料”的观念,对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的观念所蕴涵的重要思想——以“三代”为理想的黄金古代等等圣经贤传的观念的自觉扬弃,更严重地说是刻意打破上。 胡适是民初“大捧章实斋”的关键人物,他对章氏学问的去取就很耐人寻味。钱穆后来提到研究章学诚的正当取径,论及以胡适为代表的“近代学人”的有关见解说: 在我认为,研究他的学问,该看重他讲古代学术史,从《汉书·艺文志》入门,然后才有“六经皆史”一语……而我们近代学人如胡适之,他就最先写了一篇《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来反对《汉志》的“九流出于王官说”——引者据钱氏上下文)……胡氏又写了一部《章实斋年谱》,来提倡章氏史学。他不想,既是主张诸子不出于王官,则章实斋六经皆史一语又就无法讲。他既要提倡章实斋史学,而又要推翻《汉书·艺文志》,实把章实斋最有心得的在古代学术史上提出的精要地方忽略了。① 钱穆对章学诚的学问大体有着比胡适更为深刻全面的理解,所以他能一眼看出胡适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的内在矛盾。其中的关键之一就在于对经典的态度大不一样,换句话说,其分野就在于“尊经抑子”与“尊子抑经”的不同。如果我们对胡适也多一点同情的了解的话,这当然是这位新一代留学生立意掀起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题中应有之义,借助晚清经今文家打倒《汉书·艺文志》的激烈见解,又本乎从美国学来的文献高级批判学以及“实用主义”等西学新知,铸就了锋利的“疑古”剃刀,胡适操起它来就将章学诚念兹在兹的“王官之学”一把剃去了。②其历史效应恰如顾颉刚所说:“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③真不啻中国人历史意识的大革命!作为一股强大的动力,如此这般引导顾颉刚走上疑古史学之路。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胡适对章学诚“六经皆史”作“实用”解释,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的深层理由。 钱玄同那“离经叛道非圣无法的《六经》论”④就更激烈了:“‘六经’固非姬旦的政典,亦非孔丘 ①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第254—255页。 ②参见拙作《“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建立、影响与意义》,《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1期。 ③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自序》,北京,朴社1926年第3版,第36页。 ④语出钱玄同《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256页。 的‘托古’的著作……‘六经’的大部分固无信史的价值,亦无哲理和政论的价值。”①“‘经’这样东西压根儿就是没有的。”②这是晚清今古文经学相持不下而两败俱伤之必然结果,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把他们(指今文家与古文家——引者)的假面目一齐撕破”③的工作业绩。 被胡适视为观点“正统”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也肯定并采用章学诚那“古无私门之著述”的见解,但这是在“除去其理想化之部分”之后的事,而他指出的此论所含有的“理想化古代之嫌”,批评的正是章学诚对“三代”尤其是对“周”代的想像。④ 诸如此类对章氏“六经皆史”观念所持的分析取舍态度普遍地存在于现代学者当中,比如刘节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 照我们现在看,“六经”还只能说是史料,尚不能谓之史学。即是说六经也不过是古代史的史料而已。这样说法,就完全正确了。这一开宗明义,一方面是有贡献的,另一方面又是很模糊的。章实斋的缺点就是相信中国的黄金时代是三代,这仍旧是最古老的经生见解,与他自己的许多新发现是很不相称的。⑤ 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学者头脑中的“六经皆史料”的观念,与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是否拥有对“中国的黄金时代是三代”的信仰,后者旨在发挥其示范功能,而前者必欲置之于死地。有学者用“反历史主义的历史主义”去把握“六经皆史”说的深层结构,难免治丝而棼⑥,倒不如说,“赋诗断章”的传统、以至“断章取义”的习惯乃是像“六经皆史”这样富于诠释潜能的观念发展史的普遍运作机制;如果不局限于章学诚而是在该观念展开与流变的历史中来观察,那么我们不仅可从一个侧面看到传统世界观特别是历史观的崩溃过程,更可看到其集中反映了经学的衰败及其主导地位被史学取代,而经典自身不能不以“史料”的身份寄人篱下于“史学”的历史命运,这也正是这个观念受到如此经久不息的关注与讨论的根本原因。再也找不到另一个观念,比“六经皆史”说的沉浮史更能述说中国近代经学所面临的困境了。1910年,章太炎说: 这样说,经典到底是什么用处呢?中间要分几派的话。汉朝人是今文派多,不晓得六经是什么书,以为孔子预先定了,替汉朝制定法度,就有几个古人(“人”字疑为“文”字之讹——引者)派的,还不敢透露的驳他。宋朝人又看经典作修身的书。直到近来,百年前有个章学诚,说“六经皆史”,意见就说六经都是历史。这句话,真是拨云雾见青天!……若怕人说经典没用,就要废绝,也只要问那个人,历史还有用么?如果他说有用,那么经典是最初的历史,怎么可以废得!⑦ ①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238页。 ②钱玄同:《〈春秋〉与孔子》,《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261页。 ③语出顾颉刚:《序》(1954年12月),《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④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9页。 ⑤刘节:《章学诚的史学》,氏著:《中国史学史稿》,台北,弘文馆出版社1986年版,第418页。 ⑥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观念,固然充满了“流”变的“历史”观念,但是那回溯于“三代”的根源意识,即“史”本的观念,保证了再丰富的“历史”感也必须是统之有元会之有宗的。有学者用其极端难免不流入“相对主义”的“历史主义”来把握“六经皆史”,自然又要多一层“反历史主义”的纠葛,这些地方也许才见出我们这些“现代”人好玩漂亮的抽象概念(又曰“大词”,或者还是来自“西方”的?)叠加的游戏来把捉古人思想的削足适履吧。 ⑦章太炎:《经的大意》,章太炎著,陈平原选编:《章太炎的白话文》,贵州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2、87页。 “经典”的“用处”必须委身于“历史”,甚至,“经典”之“废得”还是废不得必须命悬于是否被判定为“历史”之一线,这是“百年前”那个章学诚梦想得到的吗? 无独有偶,1919年1月,顾颉刚在《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的变迁观》一文中也说: “道”、“礼”等名词原是抽象的,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善恶,经书原是史书,有何可燔之理?① 这是在表达与当时已经兴起的“用‘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专制手段”去打倒“孔教”不同的颇具历史感的温和态度,顾氏那多少意在为经书辩护的理由正与他的前辈章太炎一鼻孔出气:“经书原是史书”;而形势则更为严峻,已经到了必须抉择要不要将经书付之一炬的地步了。 假如章学诚能够穿越时间的隧道而看到他的“六经皆史”说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他会作何感想呢,幸乎?不幸乎?我们真愿意起章氏于地下而问之! 尤有进者,钱玄同在写于1925年的《废话——原经》一文中,更积极主张对于儒家经典“不必说现在,在商鞅、李斯时代,早就该将它扔下毛厕去了!”其中对于《春秋左传》,他说了一段发狠的话: 我们是主张“读书以求知识”的,本来就没有想效法书中的鸟道理,所以不管什么奸庶母,奸妹子,奸嫂子,奸媳妇,奸侄媳妇,交换老婆,国君奸大夫之妻,祖母吊孙子的膀子,儿子杀老子,老子杀儿子,哥哥杀兄弟,兄弟杀哥哥……种种丑怪的历史,既然有此事实,不必“塞住耳孔吃海蜇”,尽可以看看读读。他们是主张“读书以明理”,要以书中人事为模范的,像那种经书似乎还以不读为宜。② 看来钱氏确实是“动了感情”,要不怎么会如此口无遮拦呢。像《左传》这类经典确实记载了此类史实,但是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有种种所谓“义法”云云去规范它,是以此为戒而决不是以此为法的;像为钱氏所不齿的“那班卫道先生们”,再不济,也决不会公然提倡乱伦行为的。可钱氏连这些基本的事实都不顾,以新权威自居而极力用粗率丑诋之辞加诸经典,真不知其居心何在。还是他的密友黎锦熙对此类言论有同情的体谅:“这不是说孔子要不得,乃是说二千年来藉着孔子的招牌来开店作买卖的就非打翻不可,其意义也就等于反对‘崇拜偶像’。”③我们不能以其人之道还诸其人之身,所以对此也不必深责,但是我们终究不明白,既然可以“读书以求知识”,为什么就不允许“读书以明理”呢?钱玄同晚年评价乃师章太炎的话似乎告诉了我们更多的东西: 先师在学术上之地位,自可上媲东原。东原作《孟子字义疏证》,斥程朱以理杀人,有功于世道甚大。故挽辞云然。先师尊重历史,志切攘夷,早年排满,晚年抗日,有功于中华民族甚大。此思想得力于《春秋》,《国故论衡》之“原经”篇中说明此旨,去年所讲之“经学略说”亦及此义。故弟等即以昔人挽戴之辞,易“孟子”为“素王”,以挽先师也。④ ①顾颉刚:《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中国哲学编辑部编:《中国哲学》第11辑,第313页。 ②钱玄同:《废话——原经》,《钱玄同文集》第2卷,第234—235页。 ③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收入曹述敬《钱玄同年谱》,引文见该书第175页。 ④见钱玄同1936年7月17日致潘景郑的信,《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305页。钱氏殁于1939年1月17日,信中有关内容可视为他对章太炎学术、功业的晚年定论。 钱氏认为章氏“有功于中华民族甚大”的种种业绩,“此思想得力于《春秋》”,这是非常恰当的论断。有意思的是,钱玄同曾经在《废话——原经》等文章中不惜骂骂咧咧地极力如是主张过:“想知道孔丘的思想的人们,可以看看《论语》。若要以那里面的话为现代道德的标准,那个人就是混蛋!”①《春秋》无疑是类似《论语》的经典,如果以这类见解为评论标准,则章太炎也应该被归入“混蛋”之列,而决不是什么“素王”!因为按照引文所说,章氏分明主要就是以《春秋》“那里面的话为现代道德的标准”的。这是多么令钱氏尴尬的推论,然而却内含了不容辩驳的逻辑。这是不是历史的讽刺呢?也许是随着时势的变化,阅世渐深,他的观点也有所调整,也许是钱氏本来就是一个思想不周延而好随意说说“废话”的人,对此,我们在这里不能冒然论定,但是所有这些出自一人之口的话,不是同样振聋发聩,不是更加引人深思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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