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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师很少批评人,时常诵“不薄今人爱古人”这句诗。五四以后,梁任公、胡适都大捧章实斋,我曾问过先师“章实斋学问如何?”先生笑说“乡曲之士”!我当初不明白为什么说他是乡下人?后来看到章氏著《史籍考》,自称仿效朱彝尊著的《经义考》,却不知朱氏之书是仿自僧的《出三藏记集》。所见不广,岂不是乡下人?先师时常说,“读书少的人,好发议论”。我读了钱钟书的《谈艺录》,才知道六经皆史之说除袁枚持论与章氏类似之外,认为经即是史的,早于章实斋者,有七人之多,在钱钟书所举之外,我更找到明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其中也有“史之与经,上古原无所分”的话。先师说读书少的人好发议论,其意或指章实斋。④ ①转引自王森《一个新学术观点的形成——从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到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81页。 ②随着大批新卜辞的不断出土以及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发展,后学者又纷纷质疑王国维的看法,反而与传统观点趋近。 ③余嘉锡:《书章实斋遗书后》,《余嘉锡文史论集》,岳麓书社1997年版。 ④牟润孙:《励耘书屋问学回忆——陈援庵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感言》,陈智超编:《励耘书屋问学记》(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76页。 今按,牟氏之言诚能启人新知,陈垣所谓“读书少的人,好发议论”,后学者尤当置之座右,时时自警。其实,即使深受章学诚熏陶的章太炎,亦曾批评章氏道:“凡说古艺文者,不观会通,不参始末,专以私意揣量,随情取舍,上者为章学诚,下者为姚际恒,疑误后生多矣。”①这可以说是学界的共识。惟不论发明权归属为谁,也不能局限于“五四以后,梁任公、胡适都大捧章实斋”诸情实,章氏之“六经皆史”说为近世学人争议之焦点,乃为不争的事实,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对其一人思想之评骘。“ 六经皆史”说的内涵在后世经历了复杂深巨的被接受与被改造的过程,一个重大关节是晚清的今古文经学之争与之发生了密切的关系。郭斌有一段评论已指涉及此: 实斋推原《官礼》,以周公与孔子并重。谓孔子述而不作,经之与史,仅为程度上之区别,而非性质上之区别。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此六经皆史之说,与古文学家相近。然其主通今致用,重思想,重发挥,不仅为个别事实之考订,而为原则原理之推求,又与今文学家有暗合之处。② 余英时有更为简约的说法: 早期今文学派的龚自珍从“经世”的观点宣扬“六经皆史”的深层涵义,晚清古文学派的章炳麟则用“六经皆史”的命题来摧破廖平、康有为关于孔子“托古改制”的论点。所以到了《国粹学报》时期(一九○五—一九一一),《文史通义》与《校雠通义》两书早已脍炙人口。③ 两氏之说,纲举而目张,而尤有未尽也。今更当明者,章氏之“六经皆史”说所蕴含之“周孔”论述,实不必牵合古文经学以为说。章氏“以周公与孔子并重”,甚至以周公为高过孔子之权威,远则批评并改造亚圣孟子的“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诸说,先将“集大成”之冠转戴诸周公;复以周孔一道而分辨说:“周公其玉振之大成,孔子其金声之大成欤!”一为承前一为启后。章氏证之以制度与圣言曰:“故隋唐以前,学校并祀周、孔,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盖言制作之为圣,而立教之为师。故孟子曰:‘周公、仲尼之道,一也。’”④今按,据叶瑛注引《礼记·文王世子》郑注、《新唐书·礼乐志》以及黄进兴对孔庙祭祀制度的研究⑤,章说实有所本而略有夸张。而其中涉及的尊周抑孔之义理根据,则如黄氏所说:“惟后世今文学家往往归罪刘歆以下古文学家长远之影响,此说能否确立,犹待详考。”⑥章氏此处援引孟子之言以证周孔一贯,更有多处援据孟子所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⑦,以证章氏所谓史家之“独断”, ①章太炎:《国故论衡》“原经”,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之《章太炎卷》(陈平原编校),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5页。 ②郭斌:《章实斋在清代学术史上之地位》,《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第1集,1941年,第57页。 ③见余英时《“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中译本代序》,收入倪德卫(DavidS.Nivision)著,杨立华译《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台北,唐山出版社2003年版。 ④章学诚:《原道上》,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94—97页。 ⑤参见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29页;黄进兴:《权力与信仰:孔庙祭祀制度的形成》,收入氏著《圣贤与圣徒》,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⑥黄进兴:《权力与信仰:孔庙祭祀制度的形成》,《圣贤与圣徒》,第40页。⑦语出《孟子·离娄下》。 惟不如“后世今文学家”好引“《春秋》,天子之事也”①,以宣腾其孔子“为汉制法”、“托古改制”诸说,此岂亦为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别乎?又章氏之“周孔”论述,近则实为针对唐代大儒韩愈著名的《原道》篇的下述观点而发,此又不可不知。韩愈在此文中拉出一长串道统系谱后,指出:“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②众所周知,韩愈《原道》为宋明道学道统论之张本,章学诚以他那种独特的推论原始的思维方式很自然地意识到,韩愈那“君”之“行”与“臣”之“说”分判过严的论调,造成后儒长于空“说”而短于实“行”的流弊,此不可不正也。所以他自己的《原道中》开篇即引韩氏《原道》中的这段话,并批评道:“夫说长者道之所由明,而说长者亦即道之所由晦也。夫子尽周公之道而明其教于万世,夫子未尝自为说也。”由此才引发出六艺为“周公之旧典”、孔子“述而不作”等一套理论。③其中的关键是,章氏自居处于道统与治统合一的时代,而对宋儒过分偏执于“说”“教”的道统说提出了有力的批评,这就更不是什么今古文之争了。 当然,诚如章学诚的公子章华绂所称扬的,其父“大抵推原《官礼》,而有得于向、歆父子之传,故于古今学术渊源,辄能条别而得其宗旨。”④学者服其中肯,许为“知言”。章氏之“推原《官礼》”,立论深本于古文经典《周礼》,乃为不争的事实。但是,他的学术争议的对象为流于破碎的“汉学”与夫流于空虚的“宋学”,他更没有经今文古文壁垒森严乃至你死我活的意识,如果有学者以后世愈演愈烈的经今古文门户之见将其划归古文经学一派,这是他所不能承受的。章氏连“经史门户之见”⑤都在所必弃,更何况如此不合体的高帽呢? 是故,如章太炎所言,章学诚“专以私意揣量,随情取舍”容或有之,若以后起之今古文经学门户之见纠缠之,则不免如傅斯年所说“实在是把后来的名词,后来的观念,加到古人的物事上而齐之”。在考察此类问题时,似不能不具备一点历史感。循着这一视界,我们还能看到的重要信息是,如郭斌、余英时所触及到的,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见解对后世经今古文两派均有深刻影响,尽管影响的方式可能不同。进而论之,像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之今文经学的立场之确立与接受“六经皆史”的观念并不是同步的,但是“六经皆史”的“经世”涵义对他们都有很强的吸引力,在他们走向具有强烈“通经致用”精神的今文经学的路上也不会不发生作用。然而,在明确今文经学立场的康有为、皮锡瑞等人那里,“章学诚乃谓周公集大成,孔子非集大成矣”⑥的见解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关键在于“六经皆史”所内涵的“周孔”论述妨碍了他们那孔子作六经、“孔子‘托古改制’”等观念。因为他们的主旨是要让孔子去包融西学新知,去统摄东西一切文化的,所以不容别有创制者。而章氏之“周孔”论述,原本是意在对“宋学”、“汉学”流弊均施批评的“经世”观念,到章太炎、刘师培那里,却成为古文经学家打破今文经学家上述观念的最有力的历史根据。比如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第四课:西周之《六经》”有曰: 故周公者集周代学术之大成者也。(用魏源《学校应增祀先圣周公议》说。)六经皆周公旧典。(用章学诚《校雠通义》说。)足证孔子以前久有《六经》矣。⑦ ①语出《孟子·滕文公下》。 ②韩愈:《原道》,〔唐〕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页。 ③章学诚:《原道中》,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00页。 ④章华绂:《大梁本〈文史通义〉原序》,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080页。 ⑤语出章学诚《上朱中堂世叔》,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60页。 ⑥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新1版,第2页。 ⑦刘师培著,陈居渊注:《经学教科书》,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由前文可知魏氏之说亦取于章学诚,是故刘氏乃全本章氏之说以敌今文家言。“六经皆史”的观念又被章太炎视作判分今古文经学立场的基本标准,①此类说法还影响到周予同等现代学者对经学分派的理解。②此为章学诚“六经皆史”说之一变。 在此等变化的历程中,经典的意义非复神圣,经典的地位可以说每况愈下。 让我们还是从章学诚对经典的态度说起。我们已经讨论过,章氏的“六经皆史”说之孕育,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或时代根据,这就是学者所艳称的“乾隆盛世”以及章氏所执迷的“唐虞三代”之郅治将复现于“本朝”的狂想。《周官》所设计的各种制度“美备”而又带有很强的统制色彩的宏伟蓝图,正是章氏的政治理想与文化理想的最好寄托。所谓“治教合一”、“政学合一”、“以吏为师”、“周孔一道”等等都是这种政学观念的反映。他以“书吏”的身份而能非常自信地以道自任,表明在他的心目中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也是经典能焕发青春光彩的时代。然而,从乾隆晚年到嘉庆初,国家多事,非复昔日之盛。作为底层幕僚,多悉民生细故的章学诚对时世认识得更清醒了,在嘉庆帝亲政、权臣和赐死的嘉庆四年(1799),62岁的章学诚终于按捺不住济世之心,在一年之内向上上下下的有关当局连呈六篇论时政书,事关财政之亏空、吏治之坏、谏官之法的整顿、贡举之改革等等。③两年后,章氏就殁了。从论时政书的有关内容来看,此时他对“本朝”与“唐虞三代”的距离的认知,绝不会像过去那么乐观了,但是从生命终结前大放异彩的议政之举来看,他是非常忠实地实践了“六经皆史”的经世主张的,尤其是以自己“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言行,为他所用心阐发的“府史之史通于五史之义”作了最好的注脚。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经典在那个时代仍然具有权威的地位、自足的功用。因为这是一个在传统的“天下”观里安之若素的世界,是一个与日益咄咄逼人的西方尚无实质性接触与较量的国度。在这样的“天下”里,作为“唐虞三代”之郅治的结晶的“经”典,仍然是士大夫发挥政治与文化理想的宝藏,仍然高居于万民言行之最高标准地位,那是毫不奇怪的。 是故,当康有为早年的重要著作《教学通义》深受章学诚的影响而对周代“美备”之“教学”制度称述不已之时,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象征着:中国的士大夫在整体上还没有走出日后“新学小生”所批评的“理想化古代”——在政治与文化观念上习惯性地不能不依托于“黄金古代”的格局。正如康氏之自白: 吾谓古今递嬗,不外质文递更:前汉质,后汉文;六朝质,唐文;五代质,宋文;元、明质,国朝文。然对三代较之,则二千年皆质也。后有作者,其复于文乎?④ 所谓“质文递更”、“复于”“三代”,正是尚未步入或尚未被纳入民族国家体系的新世界的士大夫们最典型的思维方式。而当确立了今文经学立场后,康氏便对曾“酷好《周礼》”这一点讳莫如深,而对章学诚复痛下针砭,又高倡“孔子改制”之说。其高徒梁启超揭示其底蕴曰: ①参见拙作《从援今文义说古文经到铸古文经学为史学——对章太炎早期经学思想发展轨迹的探讨》,《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②参见拙作《〈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学术背景与初始反响——兼论钱穆与疑古学派的关系以及民国史学与晚清经今古文学之争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0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36—739页。 ③胡适著,姚名达订补:《章实斋先生年谱》,存萃学社编集,周康燮主编:《章实斋先生年谱汇编》,香港,崇文书店1975年版,第186—190页。 ④康有为:《教学通义》,姜义华、吴根梁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页。 有为谓孔子之改制,上掩百世,下掩百世,故尊之为教主;误认欧洲之尊景教为致强之本,故恒欲侪孔子于基督,乃杂引谶纬之言以实之;于是有为心目中之孔子,又带有“神秘性”矣。① 这不仅仅是康氏一人之“误”,一定意义上也是西人威逼与眩惑的结果,是中西之间有所接触而又未能充分了解之时的看朱成碧,也是国人面对“西潮”的冲击某种不得已的反应方式。这当然是晚清以来有识之士“开眼看世界”(用范文澜语)之后才有的事,古来“三代”的理想在今日之西方已然至少有部分的实现,则吾人必须先自认“夷狄”才能进至于“夏”。无论如何,这是从向“三代”汲取郅治之方一变而为“向西方寻找真理”(用毛泽东语)。康有为那影响深远的“大同”构想,在这方面更为典型。一向好涂抹文稿倒填年月以超圣先知自居的康有为,有时在弟子们面前也会坦坦荡荡地倾吐家底道: 美国人所著《百年一觉》书,是大同影子。《春秋》,大小远近若一,是大同极功。② 不难理解,“美国人所著《百年一觉》”之类的西学新知,正是曾经迷恋过的《周礼》之类经典的替代品。身处“值四千年之变局”,身处“列国并立”、“并争之世”,而非复天下“一统之世”③,身处美轮美奂的种种治国方案夹枪带棒地进入禹域之际,康有为自不能也不必像章学诚那样“故今之学士,有志究三代之盛,而溯源官礼,纲维古今大学术者,独汉《艺文志》一篇而已”,也不必并不能像龚自珍那样“药方只贩古时丹”了。古文经典主要因为无用(即不足以救国)而被康有为开除“经”籍④,当然,在康有为那里,经典并没有彻底崩坏,他要用公羊《春秋》去融会诸如美国人的“大同影子”,他把孔子的权威反而树得更高,让它沉重地去担负统摄那“体制改革”、“进步”、“平等”等等新价值的历史使命。 从康有为告别此说的过程可以看到,他与前辈已有很大不同之处:西力东侵与西学东渐,使经典的权威地位大为动摇,它们不复是中国士大夫寄托和构筑政治和文化“理想国”最高的资源了。 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经学立场与之大异其趣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身上。章太炎是晚清大张旗鼓宣扬章学诚“六经皆史”说并用以建构其古文经学的代表人物,后学者中很多人、尤其“新学小生”们,是由章太炎而获知章学诚此说的。然而他对经典的态度与章学诚相比也是不可同日而语。“挽世有章学诚,以经皆官书,不宜以庶士僭拟,故深非扬雄、王通。”⑤章太炎对此持批评态度,如学者所说:“经的价值只是提供历史知识,遂把经的作用完全限于史。这样才能说,用史来取代经,才能说把经从神圣的宝座上拉下来。正因为如此,实斋所谓六经乃先王政典不可拟作之论,对太炎而言， ①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65页。 ②吴熙钊、邓中好校点:《南海康先生口说》,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页;又见康有为《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楼宇烈整理,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33页。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已经引“美国人所著《百年一觉》书,是大同影子”一句,来说明《百年一觉》对康有为等中国士大夫的影响。1891年12月至1892年4月,《万国公报》连载了李提摩太翻译的《回头看纪略》。1894年,广学会出版了此书的单行本,改名《百年一觉》,发行两千册。此书原作者毕拉宓(1850—1898),今译贝拉米,是美国19世纪著名作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原书是一部幻想小说,出版于1888年,书名LookingBackward,2000—1887,凡28章,出版后风行一时。见熊书第409—41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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