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黎氏的看法盖得自钱氏之夫子自道,钱玄同曾在日记中这样提到其在“经学”(“经学”为其“副业”,“小学”才是其“正业”)上“与章公真正关系”: 止接受其经为古史之说耳,“古文经”我决不信也。⑤ 所以说,黎氏认为,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能奏摧枯拉朽之功”的“大胆说话”,“其基本观念”实本于乃师章太炎“六经皆史”的见解,这无疑是极有史识的精辟论断。问题是,严格来说,只有“六经皆史料”才能更确当地表述钱玄同的思想,难道是这位语文学家一时用词不当吗?不是的。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词能比“六经皆史”这四个字更能表述前后辈之间的学术“渊源”(!)关系了。章太炎从章学诚那里接过来的,钱玄同又从章太炎那里继承的正是前文已经点出的那个思想架构:经史相通的观念。这段话说于1939年5月,作为语文学家的黎锦熙还在使用这个毕竟显得笼统的概念,深刻地说明了提倡“民族主义”史学的章太炎需要依托这个架构,处于“新文化运动”时代的钱玄同也需要借助于这个架构,1939年的黎锦熙也还是认可这个架构的。当然,明智的读者不会认为他们的具体见解都是一致的。 在大张旗鼓展开“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像钱玄同那样把自己的思想与章学诚的观念区分得较为清楚的毕竟是少数,而像钱玄同所批评的“增字解释”与钱穆所批评的“误会”的例子却是时代的潮流。 ①语出钱玄同《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钱玄同文集》第2卷,第310页。 ②参见拙作《〈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学术背景与初始反响》,《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③钱玄同:《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256页。 ④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收入曹述敬《钱玄同年谱》,引文见该书第176页。 ⑤《钱玄同日记影印本》第12册(1937·11—1939·1),第6894页。 这种误解在熏染了西学新知的更为年轻一代的留学生身上尤为明显,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的下述议论就很典型: “史”之成一观念,是很后来的。章实斋说“六经皆史”,实在是把后来的名词,后来的观念,加到古人的物事上而齐之,等于说“六经皆理学”一样的不通。且中国人于史的观念从来未十分客观过。司马氏、班氏都是自比于孔子而作经。即司马君实也是重在“资治”上。郑夹是要去贯天人的。严格说来,恐怕客观的历史家要从顾颉刚算起罢。① 身在欧洲的傅斯年,此时拜倒在提出“累层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的顾颉刚脚下,这是在提出他对《春秋》的看法时说的话。他不认可“后人以历史”看待《春秋》,而视之为“当时贵族社会中一种伦理的设用”,诚然是富于历史感的高见。但是他如此援引章氏“六经皆史”为说,则充满了误解。章氏认为“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开之者为有德有位之圣王,掌之者为太卜、外史、太师、宗伯、司成、国史诸职官守(见《原道中》),又高倡“府史之史通于五史之义”,意谓高高在上的“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所存“先王之道”,就寄托于原本卑卑居下的“府史之史”——“书吏”所守之掌故中。其“尊史”的“经世”思想皆由此而来。章学诚所发明的“六经皆史”之“史”的观念,毋宁说是古义,而绝非“很后来的观念”。不用说,那种“十分客观”的“史的观念”或“客观的历史家”的念头,更是章学诚梦想不到的。在这里,“把后来的名词,后来的观念,加到古人的物事上而齐之”恰恰是傅氏而非章氏。而那“是很后来的”尤其是很外来的“实证主义”的(即所谓“客观”的)“史”或“历史”的观念,无疑使他更弄不清章氏的苦心孤诣了。 不过,“严格说来,恐怕客观的历史家要从顾颉刚算起罢”。这一句发自肺腑的品鉴,确能让人看到新一代“历史家”告别传统史学创建现代新史学的冲天豪气。告别那与“作经”的意图纠缠不清的、不独立的“史”的观念,告别那过于注重“资治”或“伦理的设用”的“习惯”,创建那由重建过去确如其实的“客观”观念所支配的、以严格审定的“史料”与努力搜求的“证据”为根据的新史学,这正是顾颉刚、傅斯年那一辈人的志业。 而更为明确地宣扬“六经皆史料”的主张以建设新史学的,以周予同的说法最具代表性: 中国经学研究的现阶段,决不是以经来隶役史,如《汉书·艺文志》将史部的《史记》隶属于经部的《春秋》;也不是以经和史对等地研究,如《隋书·经籍志》以来有所谓经部史部之分。就是清末章学诚所叫出的“六经皆史”说,在我们现在研究的阶级上,也仍然感到不够;因为我们不仅将经分隶于史,而且要明白地主张“六经皆史料”说……明显地说,中国经学研究的现阶级是在不循情地消灭经学,是在用正确的史学来统一经学。② 这一番话最足以反映新时代新史学以史御经的锐气,真不啻史学时代取代经学时代的宣言书。他显然是受到了章学诚先见之明的启发,所以才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看法,他也是意识到自己的工作与章氏不可等量齐观,所以在二十多年后周予同还要来辨析胡适等从“史料”角度来解读“六经皆史”说为不得章氏之旨: ①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原载1928年1月23、31日《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2集第13、14期,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57页。 ②周予同:《治经与治史》,原载《申报·每周增刊》第1卷第36号(1936年),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22—623页。 有人以为章学诚曾经说过“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从而认为章学诚所谓“六经皆史”的史,就是历史资料,这是不够恰当的。① 请读者注意,立论者是曾经明确主张“六经”为“历史资料”的这一过来人的特殊身份,是故,如此这般澄清章氏本意的努力,实际上仍然不正是为将他们自己这一代人的工作与章学诚划清界线吗?就比章学诚“进一步”(见前引胡适讲演语)这一点来说,周予同难道不是胡适最好的学生辈吗? 纵观上述讨论,大多取材于趋“新”人士的言论,这诚然是不得已的,因为这不折不扣是一股强大的“新潮”。为充分宣明论旨,本文愿再举一个这一潮流对颇有“旧”关怀学者的学术成果之看法的例子,以阐明它掌控了如何强势的话语权,具有如何巨大的形塑力量。 1936年1月王国华序《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论及其兄学术道: 先兄治学之方,虽有类于乾嘉诸老,而实非乾嘉诸老所能范围。其疑古也,不仅抉其理之所难符而必寻其伪之所自出;其创新也,不仅罗其证之所应有而必通其类例之所在。此有得于西欧学术精湛绵密之助也。并世贤者,今文家轻疑古书,古文家墨守师说,俱不外以经治经,而先兄以史治经,不轻疑古,亦不欲以墨守自封,必求其真。故六经皆史之论虽发于前人,而以之与地下史料相印证,立今后新史学之骨干者,谓之始于先兄可也。② 王氏谓乃兄之治学方法“实非乾嘉诸老所能范围”,诚是也,其比论王国维以及并世之今古文经学家,则颇有不得其情者。今文家轻疑古书,容当有之,说“古文家墨守师说”,则不确,如钱玄同所说,近代的今古文经学家“虽或宗今文,或宗古文,实则他们并非仅述旧说,很多自创的新解”③。说他们不外“以经治经”尤不当,如廖平所批评的康有为之《新学伪经考》,“外貌虽极炳……而内无底蕴,不出史学目录二派之窠臼”④,固已然“以史治经”矣,更不必说那执“六经皆史”之见以治古文经学,又且大做将“六经历史文献化”(用王森说)工作如章太炎者。王国华的看法很有一些替乃兄来自我作古的偏颇。但是,他以“二重证据”的业绩(即所谓“相印证”云云)来称誉乃兄为“新史学”之开山,并标以真正实现了“六经皆史”说富于历史意识之判语,则绝非泛泛出于亲情之私见,实代表了王国维沉湖之后学术界主流的评断。其著者如王国维的弟子吴其昌就强调,王氏并不以经学家自视,更不以明经卫道为己任,即使与经学遗留下来的问题有关之论著,无论就其实质或宗旨说,都属考史而非敷经之作。⑤马克思主义史学之祭酒郭沫若极推王氏为“新史学的开山”⑥,更是众所周知的。 此类看法虽有相当的根据,然实有拘泥于趋“新”方面定位王氏学术之偏颇。今试略申其作为①周予同:《章学诚“六经皆史说”初探》,《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第713页。②见《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第1册,商务印书馆1940年初版。③参见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217页。④转引自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646页。⑤说见吴其昌《王观堂先生学述》,《国学论丛王静安先生纪念号》,1928年。参见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88页。⑥参见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第82页。 经学家之怀抱,以见学者的自期与后人的取舍之不能尽合辙也。1922年春,北京大学研究所成立,其中的“国学门”内部分“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五个研究室,除本校教授讲师分任指导外,校外聘请罗振玉、王国维为函授导师。11月,王氏为研究生提出四个方面的研究是:一,《诗》、《书》中之成语;二,古字母;三,古文学中之联绵字;四,共和以前之年代。①依次分别是经学、“古字母之学”(属于小学)、“文学”兼“小学”、史学。由此可以略识其教学旨趣所在。1923年3月,其代表作《观堂集林》版行于世,所收诸文,依“艺林”(即经学)、“史林”(广义的史学)、“缀林”(序传、散记及诗词,可谓之文学)之秩编次,也是说经之作居首。②前有罗振玉之序,述王氏学术变迁之迹与“变化之故”甚精要,此序实为王氏自作,罗氏“仅稍易数字”而已。③结语云:“自兹以往,固将揖伏生、申公而与之同游,非徒比肩程、吴而已。”④意谓更要效法“伏生、申公”,致力于保存遗经的经学工作,而不以程瑶田、吴大式的古文字、古器物之学为止境。但此说颇不能为趋“新”之士所接受,比如许冠三就指出,前引“吴(指吴其昌——引者)的辩驳实针对罗振玉等人的论调。按《观堂集林》序文,罗曾期待国维‘将揖伏生、申公而与之同游’。”⑤今既知道此序为王氏自作,则“期待”固是事实,且绝非罗氏之一厢情愿也。1919年2月26日,王氏致罗氏信中说:“乙老(指沈曾植——引者)言,我辈今日须作孔鲋伏生藏书之计。虽系愤激之谈,或将有此日耶?”⑥可见此类说法亦出于沈曾植,这是遗老遗少之间常常挂在嘴边的互勉励志的话⑦,确实能代表其治学取向。序中又特举《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周制度论》为赞:“义据精深,方法缜密,极考证家之能事,而于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言之尤为真切。自来说诸经大义,未有如此之贯串者。”⑧此二文在《观堂集林》中虽列于“史林”,而作者之自负,却尤在于“说”“经”,这是至可注意的。他的故交樊少泉(抗父)也许能了解此种意态,所以推崇《殷周制度论》为“实近世经史二学上第一篇大文字”⑨。惟这篇大文字非由夫子自道,外人实难于领会其更深的“经世”怀抱:“……政治上之理想,殆未有尚于此者……此文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可几亭林先生。”10而此处虽直抒胸臆,对于圈外人来说仍嫌过于简约,也许下文可为之注脚:“时局如此,乃西人数百年讲求富强之结果,恐我辈之言将验。若世界人民将来尚有孑遗,则非采用东方之道德及政治不可也。”11先是经历了辛亥之变,又见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以后世界政治与文化的新动向,王国维坚信他所致力探讨的周孔之道等具有普世的价值,不仅当时的中国应实行此种“政治上之理想”,即“将来”之“世界人民”亦当以此等“东方之道德及政治”为唯一的指南针。这不仅是他的政治观,也是他的文化观,其《殷周制度论》最能代表这一主张,所以也就最为他本人所看重。 ①参见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1877—1927)》,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362—365页。 ②参见王国维著,彭林先生整理《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李学勤所撰《前言》。 ③参见1923年6月9日罗振玉致王国维信,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继祖审订《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570—571页;以及罗继祖之按语。 ④《观堂集林序一》,王国维著,彭林整理:《观堂集林》,第4页。 ⑤参见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第88页。 ⑥《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443页。 ⑦类似的话又见于《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使伏生、浮邱伯辈,天不畀以期颐之寿,则《诗》、《书》绝于秦火矣……若先生者,非所谓学术所寄者欤?”此处,则是王氏以传经之儒伏生、浮邱伯比拟沈曾植。参见王国维著,彭林整理《观堂集林》,第721—722页。 ⑧《观堂集林序一》,王国维著,彭林整理:《观堂集林》,第4页。 ⑨抗父:《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原载《东方杂志》第19卷第3号,1922年2月10日,罗志田导读,徐亮工编校,章太炎、刘师培等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87页。樊氏此论断,后被赵万里作《王静安先生年谱》所吸收,见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1877—1927)》,第225页所引。 10参见1917年9月13日王国维致罗振玉的信,《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290页。 11参见1919年3月14日王国维致罗振玉的信,《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447页。 这可以说最能反映王国维作为经学家的志趣的那一面了。但是“新”派的学人多能欣赏的是他的“考据”而非“经世”,是他的“史学”而非“经学”。比如傅斯年在对《殷周制度论》所作的眉批中,有曰:“殷周之际有一大变迁,事甚明显,然必引《礼记》为材料以成所谓周公之盛德,则非历史学矣。”①今按:关于“三代”之因革关系,自孔夫子以降的传统观点,认为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三代”一脉相承,有损益而无大变革。而《殷周制度论》则主张“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乃绝大创说②,傅氏接受王氏举证与论证之大体,所以才会说“事甚明显”,否则哪能有那么轻巧的话。惟傅斯年心目中之“历史学”,是前文已涉及之不必重“资治”也不必“贯天人”的颇需“客观”之新史学,他所批评的“非历史学矣”,正是王国维最意欲努力发抒之深“寓”“经世之意”之“经学”,即其颇为自负的“自来”“未有如此之贯串者”之“诸经大义”。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所以王国华用“六经皆史”之说来涵盖其兄长的学术业绩,颇有未达一间的隔膜;但就以此来说明王国维与“新史学”的关系来说,又有其合理之处。像王国维那样有强烈“旧”关怀的学者,其学术贡献也需要用已经颇富“新”意的“六经皆史”说来界定其地位,深刻地说明了“六经皆史”说已经成了一个时代潮流所铸就的思想架构,不可或缺。 三、“六经皆史”说的折变与经典权威地位之失落 由上述讨论,可知章氏“六经皆史”说影响之广远。“影响”云者,有发挥其说的,有误解其说而仍不能不援据其说的,亦有赋予其说以新意而不必举其名的,要之,章学诚实不必尽为后世所演诸“六经皆史”新义负责,即是说,“六经皆史”乃脱离其主阐者而成为了独立之新思潮也。其所以如此之故,乃晚近学术思想史所应当处理之重要议题,而章氏一人之得失高下,反而只居于边缘的地位,此不可不先明之。 近世学人批评章氏学术之失,余嘉锡《书章实斋遗书后》③可为代表,陈垣亦有此意。牟润孙援乃师之说并论及章氏之“六经皆史”云: |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