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邱仰林在中国民营资本高峰论坛暨首届中国村镇银行创新峰会上演讲

　　垄断保护使得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三大评级巨头瓜分了全球大部分的评级业市场。在评级机构背后，多重复杂的利益链条始终存在。
　　
　　从19世纪开始，美国就开始大量发行国债、州债以及铁路债，投资者对债券统计信息与分析的需求激增，为商业信用评级机构的发展提供了环境条件，逐步演化成现代的信用评级业。现在，各种复杂的金融工具层出不穷，第三方的信用评级机构的重要性日益明显，对其公信力的信赖直接降低了金融交易双方的沟通成本，从一个侧面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
　　
　　中国进出口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建业等专家认为，信用评级机构被视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至关重要的枢纽之一，掌控着全球债券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定价权。美国在“二战”后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一直保持着全球最大资本输出国的地位，信用评级是美国评定投资风险、选择投资项目的重要参考依据。
　　
　　由于对世界经济影响深远，信用评级业的壁垒十分明显。对此，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说：“信用评级业是美国少数采取垄断保护的行业。”
　　
　　1975年，美国联邦证券法的出台，促使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证券监管中采取资信评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开始运用取得“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简称：NRSRO)资格的信用评级机构的证券评级，来决定上市公司的净资本要求。标准普尔、穆迪、惠誉均在1975年取得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认定的NRSRO资格。
　　
　　这样的垄断保护使得三大信用评级巨头瓜分了全球大部分的评级业市场，一直在全球信用评级机构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标准普尔、穆迪所占的市场份额各为40%左右，惠誉约为14%。
　　
　　三大评级机构通常依赖于公司的信用评级模型来评估风险。除了按照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趋势、政治因素、对外贸易、国际收支情况、外汇储备、外债总量及结构、财政收支等影响国家偿还能力的因素进行分析以外，还要考虑到金融体制改革等所造成的财政负担。
　　
　　对分析师来讲，评级过程相对固定。打开评级模型软件，输入被评级产品的基本数据，然后点击一下，软件就会自动运行，经过上百万次的运算，将每次得出的评级结果综合得出平均值，一个评级结果就产生了。
　　
　　专业人士说：“但问题是，选取何种模型，用哪些参数，仍旧是由人决定的。”这就无法排除人为因素在评级过程中的影响。实际上，评级公司的“过失”乃至“错误”并不少见。
　　
　　2001年，安然因造假破产倒闭。但直到公司倒闭前五天，三大评级巨头才将其债权从投资级别降低到垃圾级别，严重的滞后和迟缓使全球哗然；2008年，雷曼公司倒闭当天，雷曼公司发行的债券仍维持在投资级别，引来全球质疑声一片。
　　
　　事实上，在2002年至2007年间，三大评级机构就已将美国华尔街制造出的数千种创新债券评为最适宜投资的“AAA”级，而这其中有很多“有毒”债券，直到2008年5月，他们看到了国际市场出现危险的苗头才开始降低新发行次级债的评级。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指出：“更离谱的是，在这些金融产品和债券中，有一部分是评级机构直接参与设计事后又负责评级的，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
　　
　　时不时地看走眼，使得评级公司常常需要寻找机会为自己正名。2011年10月标准普尔下调美国评级，在不少专家眼里就是一例。
　　
　　从2008年开始，三大信用评级巨头标准普尔、穆迪以及惠誉开始轮番对冰岛、希腊、葡萄牙等欧洲国家下调评级，一系列动作带来市场预期的一路走低，冰岛早早宣布破产，葡萄牙、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都深陷债务泥潭无法自拔。
　　
　　而把评级机构推上风口浪尖的，则是对美国的调低评级。2011年8月5日，标准普尔将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由“AAA”降至“AA+”，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失去AAA信用评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评级调低影响深远，有可能使得美国融资成本上升、美债收益率提高，对债券市场造成负面冲击。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指出，投资者对美债情况悲观的预期将进一步加强。
　　
　　欧债、美债危机四伏，背后的国际三大信用评级巨头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对此，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认为，“此举虽然颠覆美国历史，看似颇具勇气，但它是在美国两党已经决定妥协，放宽债券发行上限，而且，市场也已经通过股价暴跌的方式，表达了人们对美国政府没有更多的手段来缓解经济和财政赤字的极大失望情绪的情况下才推出的。”
　　
　　标准普尔这一招致多方指责的举动，其最终结果是引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启动对它的大范围审查，内容包括其下调美国评级时使用的数学模型，以及是否存在内部人员泄密。此前，美国财政部曾称，标准普尔对美国评级的计算存在2万亿美元的错误。
　　
　　2011年8月7日，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在接受电视媒体采访时首度发声，称标准普尔降低美国主权信用评级是“极其糟糕”的评判，标准普尔的计算方法“令人震惊地缺乏常识”，且作出了完全错误的结论。
　　
　　此后，标准普尔承认了这一错误，并从分析报告中删除了这个支撑降级的相关指标，但评级下调仍未改变。对此，市场人士指出：“我们无法知道标准普尔的这个举措事前是否得到了美国政府私底下的‘认可’，但可以看出，它在时机的选择上完全是事后诸葛亮，丝毫没有给投资者带来任何的积极意义。”
　　
　　而在评级机构背后，多重复杂的利益链条始终存在。
　　
　　一方面，政府与企业需要发行债券融资，三大机构对其的评级就至关重要，因为发债人都希望获取一个更高的价格，这就要求给其的评级水平能尽可能地高。分析人士指出：“如果给我的评级很好，使我获取了利益，那么我就可以通过大量购买原本并不需要的评级报告等手段来实现利益输送，这是很难被察觉的。”
　　
　　另一方面，为了避免自身信息搜集的成本，美国监管部门希望信用评级机构能够给它以清晰的标准，以便它制订监管措施。而反过来，监管部门又通过设置门槛、限制竞争等手段维护了评级机构的利益。对此，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认为“当然，美国监管部门的理由也很冠冕堂皇，过多的竞争会影响信息的质量。”
　　
　　此次2008年美国华尔街金融海啸中，美国政府宽容了信用评级巨头作出的过度乐观的判断。美国众议院虽有措辞严厉之声，批评评级巨头辜负了投资者的信任，“结果令我们整个金融体系陷入危机”，但美国政府对机构的惩罚与限制却始终未见踪影。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巨大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需要大量的海外资金来弥补，而信用评级机构这种乐观的评价正有利于其吸引资金来填补缺口，提高市场流动性。“美国在这中间获得了巨大的金融利益，所以对评级机构此后的反应，也不难理解。”
　　
　　面对三大评级机构的屡次犯错，世界各国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俄罗斯总理普京已宣布建立本土评级机构；韩国加强双评级管理，规定发债主体必须选择韩国的国家信息和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作为双评级机构之一；日本政府出资支持其控制的亚洲评级协会扩大日本评级机构在亚洲的影响。
　　
　　在中国，信用评级行业起步较晚，1987年才出现专业信用评级机构。初始时鱼龙混杂，评级机构逾百家，经过几次整顿，评级机构数量减少并开始规范化。中国国内约有80家评级机构，但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许可的仅有5家，债券市场不发达、市场规模受限以及利润模式单一，都是阻碍国有信用评级机构发展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