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年之夜上海外滩发生踩踏事件，已造成36死47伤。平均年龄20来岁的遇难者们竟然死于找寻欢乐的跨年活动中，沉痛莫过于此。幸存者惊魂甫定，全国的目光都投向了上海，一些当地市民已自发前往外滩为逝者献花。然而痛定思痛，踩踏事件也催人反思我国安全教育的现状。

经济观察报记者复盘踩踏事件的九大致命细节，诸如劝不动的外滩成群“跨年一族”、没有安排单向通行的狭长楼梯、不懂得避让晕倒者的推挤人群、新旧举办地名称雷同易引混淆、汹涌人潮让规划设计者猝不及防、人群过于密集时未及时疏散现场等等。的确，致命细节或多或少都折射出我国安全教育的短板。

数据显示，中国人的应急避险能力远低于国际水平。以急救普及率来说，美国国民有25%接受过急救培训，东京是15%，中国香港是10%。北京在2008年奥运会前是0.6%，2008年通过政府推动达到1.6%，这一比率在中国各城市中还算是最高的了。从国际上横向对比，我国安全教育的现状并不理想。

应该从家庭、学校、社会三个层面反思安全教育的症结，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很多家长自己也缺乏必要的公共安全知识，乱穿马路、乱闯红灯、开车与行人抢道、坐地铁车门一开队伍就乱掉，在公共场所互相推挤，这些生活细节我们何其熟悉，经过言传身教必然延及下一代。不要以为这些细小的生活瑕疵没有危险，一旦人群巨量聚集，上述不文明细节的危害性就会呈现出乘数甚至指数级增长，进而危害自身安全和公共安全。

文明、安全、有序是公共生活相辅相成的三个主要特征，它来自于良好的自律和他律。如果说家庭教育是作为原子化个人的人生第一课，那么学校教育则是作为群体性个人的公民第一课，学校把我们置于集体生活之中，告诉我们，在公共场所个人行为应该如何与群体行为相协调。普及公共安全教育，学校应该是主场。

但显然，学校目前做得还很不够。我们的大学管理散漫，几乎没有安全教育；中小学的安全教育经常沦为过场和训话，缺乏实操演练，便是极少数安全演练，亦缺乏严肃性，嘻嘻哈哈，形式主义，大家都明白是“假的”。且安全教育缺乏实践性和参与性，只寄望于用一本说明该做的和不该做的小册子或一张光盘来解决问题。有些学校怕孩子摔着，甚至下课都不让学生出教室。在美国，大学的消防演习从来没有事先告知，都是在完全意外的警报中做出逃生反应。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今后这种真实的演练应该成为学校安全教育的常态才是。

除了“真实”的演练，学校安全教育还可以做得更扎实。日本的安全教育善于激发学生的自主性，如组织大家对上学、放学路上的各种隐患进行实地调查，哪里行人稀少，哪里容易突然冲出车辆，哪里正在施工等等。通过调研式的学习，把安全知识种入心田。

在社会层面，日本同样值得学习，几乎所有的公司和企事业单位都会给新进员工发放逃生包，放在每人的座位下，内有压缩干粮、水、安全帽、绳子、手套、口哨、工具刀等逃生自救工具，发生地震等危险时，可以抱着就跑。大部分家庭都备有类似的逃生包，用具齐全周到。日本是多地震国家，“久病成良医”，这种普遍性的安全意识和防范措施，可以确保事发时临危不乱、有效应对、减少伤亡。

然而，公共安全毕竟不是公民个人的事情，更是公共治理的课题。新华社已经三问上海踩踏事件：“风险预防策略是否充分？安全管理手段是否到位？应急控制措施是否及时？”举办一些重大的社会公共活动，本来就应该配备足够的安维人员和人流疏导，我国在这方面并不是没有经验。同样是上海，办世博会的时候能做好交通疏导和现场的秩序安排，就是因为事前经过专业的预案，并且通过各大媒体平台反复讲解。过去杭州在西湖边举办国际烟花大会，事前好几天当地媒体就开始反复做交通、安全、观赏等方面的文章，大会当天，还早早安排武警站岗维持秩序，进退有序。

总而言之，安全无小事，安全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涉及到教育、建筑设计、媒体传播、公共策略等等方面。实验表明，如果被汹涌的人潮挤在一个不可压缩的物体上，比如一面砖墙、地面或者一群倒下的人身上，背后七八个人的推挤产生的压力就可能达到1吨以上，遇难者基本都是死于挤压性窒息，上海外滩踩踏事故的惨况，不难想象。惟愿死者安息，生者坚强，吃一堑长一智，从此把安全工作做到实处。本文首发于 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