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一个消失的文化是在我们的城市。人类对自己文化的最大的创造就是多样性的文化，大自然最伟大的创造也是多样性，所以要保护大熊猫，保护濒危动物，城市也一样。如果我们不切实加大保护力度，我们的城市必然也要成为濒危城市。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我们的660个城市在改造的口号下已经变得完全一样了，千城一面，但是没有人感到可惜。我曾经说过，旧城改造是一个荒唐的口号。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旧的一定要把它毁掉。这是农耕社会的一个弊端，那就是厌旧，因为在农耕社会里大自然的春夏秋冬是一轮一轮的，每年冬去春来的时候，都希望万象更新，所以它喜欢新的东西，不喜欢旧的东西。

　　说句实话，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如西方人。西方人很讲究历史感。去过欧洲的人都会深深地感受到，每一个欧洲人、包括农民的家里面，都会把他老祖奶奶的一把椅子放在非常醒目的地方，因为它是充满情感记忆、充满历史纪念意义的。欧洲的很多家庭中，没有像我们那样把彩电搁在中央，他们都是把他家里的一个历史搁在中间，他们有这样一种精神。但是我们的城市现在正在迅速地消退，现在的城市基本上长得都差不多。我最近去了两个历史文化名城，我感到非常失望的是，这样两个历史悠久的城市，好像从来没发生过任何事情，一切都像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都是新建筑，都是玻璃幕墙，都是伪豪华式的水泥做的花，都是奇俗不堪的门脸！

　　文化的另外一个丧失在于中国古村落的消失。现在中国的村落，除去西塘、南浔、周庄、同里、乌镇这些所谓的江南六镇，保护得还比较好，其余基本是在消失。最近我们请了张道一先生的学生潘鲁生（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我给他三条线路标准：第一，有鲜明的地域代表性；第二，村落基本体系完整；第三，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有自己的民俗，有自己的民间艺术。就是这三部分，我说你调查一下，因为我们想对中国的民居在三年内搞清，希望向中央建议对我们确立的古村落能不动就千万别动了。因为现在城市里已经没有多余的土地可供开发了，很多人包括山西的煤老板都开始到农村买村庄了，买完村庄以后，在村庄前面弄个铁栅栏，后面弄个铁栅栏，然后找几个比较好的房子装修一下，道路扫扫，两边都搁上那些熊猫抱着足球的垃圾桶，然后就开放了。开发旅游的地方，总得有两个漂亮房子，不够漂亮就请人来刷刷漆，然后再请当地的那些文人编点故事。一般故事都是一个老的有六个妾，你参观的时候非得要领你到一个黑屋子里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老爷金屋藏娇的地方！”似乎所有的古村落都有一个金屋藏娇的地方，这就是中国的文化，这就是我们的祖先。

　　在第二个文化遗产日的时候，中国文联系统和文化部系统对中国民族文化传承人进行了命名，把这些文化传承人请到北京来，给他们很高的待遇，这些人有民间的乐师、歌手、琴师、画师、手工艺人、武师、绣娘等等各种各样身怀绝技的人，每个人身后面都是沉甸甸的文化。可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些人都在大量地消亡，他们的后代对承继传统没有兴趣。

　　如今的黔东南地区有32个少数民族,这里每年都有40万年轻人到苏浙一带打工，年轻人被这里的商业文化弄得眼花缭乱，到了春节的时候，也就把什么任贤齐啊、毛宁啊这些人的歌都带回去了。然后有一批人被这些东西吸引着出来了，这批人回去以后，都换了T恤衫啦、牛仔裤啊什么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给那些地方带来很大的冲击。现在少数民族地区说少数民族语言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每年都有两三个村寨不再说母语。我在前两年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我们所做的一件事就是对贵州的所有民间美术做一个普查，拉网式的，对贵州9个地区85个县几千个村寨，大到民居、小到荷包，都做了一个全面的普查，最后做了一个信息库。最近我在两会里提了一个提案，我说每一个重要的古村落都要建一个博物馆，把这些东西留在博物馆里面。

　　世界上有许多古老的国家，你去意大利，你去奥地利，你去瑞士，就会发现这些古老的村庄像诗一样的优美。而我们呢？我们现在的古村落，包括西递、宏村，这种已经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方，进去一看，基本上都是新东西。他们不是喜欢新东西，只是因为卖老东西能够赚更多的钱——这些古村落基本上被那些文物贩子们给掏空了。我观察北京潘家园已经十几年，后来写过一篇文章——《从潘家园看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失》。最早这些人往外卖东西的时候，是家庭的细软，这些值钱的镯子呀、小银饰啊，一些小的比较珍贵的东西。再发展为卖墙上的字画，字画卖完了就开始卖家具、卖房子里面的文房具，画卖了以后卖镜框子，卖完了以后卖窗户，最后卖什么呢？卖牛腿、卖柱子，到最后房子全没了。所以现在还保留的这些地方，我把它叫“文化空巢”。

　　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出现了“空巢”现象，这是很令人痛惜的事。我经常想，我们的后代一定会骂我们是无知的，因为在文化转型期，我们所做的远不如欧洲人。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现在还是比较穷，先解决肚子问题，等富了后再去思考文化、精神层面上的问题。可什么时候才能想到文化呢？一个国家富，当然好，但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富到哪儿去才算是一站呢，才能联系联系养育我们生命的文化呢？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之所以能够交流，是因为有共同的文化，我们的文化不只是语言，不只是我们所用的词汇，我们很容易用同一种表情、同一种方式来进行交流，那是因为我们有一种感应，这种感应是共同的文化所造就的。

　　例如中国人对水墨的绘画就有感觉，不像西方人那样对水墨没有灵感。我们到大年三十那天如果没有回家，那也非要给家里打个电话不可，那个电话就跟平常的电话不一样，因为那里有节日情感。这就是民俗，是我们民族的特有的情感、情怀和凝聚力，是不需要花一分钱、老百姓一年一次自我增加的凝聚力。

　　作为一个年轻人，要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负有责任。年轻人，在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就是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就是对理想的追求。此外，建设自己高贵的灵魂也是极为重要的。我认为知识分子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独立思考，对生活有独立的思考、思辨；第二个特点是有逆向的思维，顺向的思维没有价值，就是要反过来考虑，想一想这么做对还是不对；第三个特点是要有不同的意见和声音，相同的意见和声音是没有价值的。作为年轻人汇聚的地方，大学应该是中国社会的大脑，大学就要承担起对中国社会的思考。

　　思想者小传

　　冯骥才1942年生于天津，著名当代作家、文学家、艺术家、民间艺术工作者。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执行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天津大学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文学自由谈》杂志和《艺术家》杂志主编。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2009年1月16日被国务院聘为国务院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