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许多人都有一个相近的体会：在当今文学创作的诸多文体中，没有比散文更显尴尬的了。小说、诗歌、戏剧，都有自已相对独立的文体特征与衡量标尺，人们也较容易归纳、界定与识别。唯独散文，至今也没有取得一个大家所公认的、户口独立的角色与身份证。
　　
　　之所以身份尴尬，一方面来自于对散文文体的多年来就有的模糊认识，来自于人们对于它的固有的诸多误解。误解最多的是关于“散漫、自由”的理解。台湾散文理论家郑明娳女士在她的专著《现代散文类型论》序言中慨叹：散文因“缺乏独立的文类特色”，而致成为“残余的文类”和“次要文类”。既然是残余者和次要者，那就可以轻慢而不必认真了，人们似乎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把小说、诗歌、戏剧等等选剩了的、其他文体都塞不进的文字，统统装在被称作“散文”的这只大杂货筐子里了。由此，有人曾不无挖苦地说过许多所谓的散文家是不能算做作家的（比如王朔就曾这样调侃过），甚至还有人讽刺散文成了一次性消费的话语垃圾（认为上了博客便行）。
　　
　　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多年来散文作者对散文文体探索的懒惰和保守。文学评论家谢有顺曾尖锐指出，“就文体的变化与革新而言，散文是这几十年来所有文类中最无所作为的”，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散文在艺求探索上的停顿”。（谢有顺《散文是在人间的写作》）另一些散文评论家甚至提出要清理散文门户的主张，如王兆胜就曾提出散文应该“正名”，散文应该“防伪、打假、减负”（王兆胜：《改革开放中的三十年散文》），以期提高散文文本的质量，重新树立散文的文体地位。
　　
　　我这次的发言题目就叫《在尴尬的文体中求得文本写作的尊严》。也就是说，不管理论界对散文文体的尴尬地位认识分歧有多大，争论有多久，我们每一位散文作者，都应该认真看待你自己的笔下，用心写作，以此求得散文文本地位的尊严，求得自身写作地位的尊严。
　　
　　那么，如何提高散文质量，以争得作家地位的尊严和作品地位的尊严呢？答案会多种多样。但是有一个近年来常被人们提起的的关键词，一定不能忽视，这便是“创新”二字。散文文体的创新，首先又来自于散文文本的创新。因而也便有了名目繁多的各种探索与试验。这些试验的是非得失，各人的评价并不一样，可说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强调创新的，几乎都不约而同地强调“散文首先是门艺术。不具备审美特质的不是散文。”都主张追求散文语言的个性化，追求散文的精神自由、情感自由，艺术表现自由，等等。比如写过《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的祝勇，他就反对涵义单一而又僵化封闭的“体制散文”，强调散文主题的多义性，主张要让读者可以在同一个文本中看到不同主题的呈现，为散文建构一个开放的空间。他认为这样的处理方法才与散文所面对的复杂生活、或者所要描述的复杂历史内容趋于一致。我省刘照进等人也在创新探索的实践中，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认为：就总体看，目前的贵州散文还处于较沉寂和落后的局面，“无法和全国的散文创作形成有效的呼应”。贵州散文普遍“缺乏个性”，比较范式化，常常陷入一种“大众语境下的公共写作，或者家常式的泛泛记录”，缺乏独特的艺术体验，失去了“与外界对话”的能力。贵州散文要在整体上“对外敞开”，首先就需要散文作家们在创新意识上的觉醒。特别是体现贵州少数民族特性的散文创作，还需要对民族文化内涵进行深度开掘，在艺术品质方面，“尤其需要向语言的审美靠近，避免说明书式的直白表述”，等等。他的意见，值得思考。
　　
　　对于如何“创新”，当然也有不同看法。比如散文研究家韩小蕙就曾说：“新新散文是我提出的概念。其最突出的特点是语言的艺术性：机智、优美、绵密、急促，洋洋洒洒，不按规矩出牌，时而还能看到外国文学的巨大影响，真所谓一根咸菜也能烧出山珍海味。……不过，新新散文读得多了，也有阅读障碍。读三五篇你会呼精彩，读七八篇你会觉得有点沉闷，读十篇以上，你就只能一目十行地跳读了。语言、见解、学识、突破、探索……都在，可是你独独缺乏被重重一击的那种打动。你渴望得到重击”。她所说的“重击”，我以为就是厚重的思想力量和能够打动人的人格力量。著名评论家雷达更是尖锐地指出：现如今的中国文坛，“中产阶级写作之风”甚嚣尘上，散文这一千百年来都在熨贴着国人生活和心灵的文体，在以“艺术性”为标榜的“中产阶级美学”的裹挟下，与当下的社会现实渐行渐远。他认为“思想深度的缺失与生活质地的孱弱”凸显了当下散文创作的两大症候。
　　
　　本次参会的王剑冰先生，也曾在他的《散文时代》一书中涉及到了此向题。他既讲散文的创新，也讲散文的坚守。他提出要反对“政治散文的说教性”、“文化散文的论文性”、“叙事散文的小说性”。他不反对语言表达的诗意，却反对整体上的“抒情散文的诗歌性”，也反对“游记散文的过程性”，“生活散文的无序性”。正如林非先生所言：“这些都是从散文本体的视角，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和核心，很值得引起充分的注意。”
　　
　　以上意见，虽各有侧重（一着重于文本的思想含量，一着重于语言的艺术创新），但在提高散文文学性和艺术品位的认识上，却是一致的。我认为不管怎么说，创新探索总比因循守旧、一成不变好得多。如果既看重思想含量，生活质地，又看重语言的新鲜程度，那就更好了。特别是在贵州文坛，在固步自封、积习难除的惯性思维主宰着散文作者的时侯，探索与创新尤其可贵。我始终认为，艺术散文是文学“创作”，是创造性地劳动，而不是非文学意义上的其他写作。这里所说的“新”首先是精神境界上的新，是艺术感知上的新。其次是文学表达上的新，你不能不讲技法，不讲构思，不讲布局。你应注重文章意脉，语言的艺术品位，等等。
　　
　　归纳起来一句话：散文既要讲求技术，又要反对技术主义。讲技术不等于提倡技术至上。王国维认为“散文易学而难工”。“讲了技术，还要做到工而后自然，无斧凿痕迹”（谢有顺语），这才是上乘之作。
　　
　　二
　　
　　就我接触到的贵州散文文夲，从题材对象看，多呈如下几类：一是乡村记事类散文。二是亲情忆旧类散文，三是旅游行走类散文，四是日常生活类散文，五是历史文化类散文。其他类型者似乎不多。
　　
　　贵州散文家也做出过程度不等的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们可以举出如刘照进、完班代摆、孟学祥、安元奎、吴学良、王鹏翔、许雯丽、李天斌、刘燕成、陈丹玲、甘典江、姚胜祥……一大批以写散文为主的中青年作家；也可举出如吴恩泽、冉正万、戴冰、彭澎等人虽以小说、诗歌创作为主、却也不乏散文佳构的作家；还可举出如戴明贤、徐成淼、卢惠龙、张劲、韩进等一批笔耕不缀的老作家。（笔者注：以上举例，仅就记忆所及脱口道出的几位，不是准确、完整的概括。）他们的乡村记事类散文、亲情忆旧类散文，历史文化类散文，或不乏汗水、泥土气息的芬芳，或不乏平民之光的真诚和亲切，或不乏笔墨的精微和气度的优雅……但总体来看，那种有着对现代乡土躬行实践的深刻、有着在场体验的纯粹者不多；那种不是隔山打鸟似地远程射击，而是脱掉鞋袜、足踩田坎，真正触到现代乡土痛处，挠到现实生活的痒处者不多；那种虽然都是“牧歌其表，挽歌其里”，但深度开掘其间蕴藏的精神难题者不多……
　　
　　贵州作家笔下，向来从田园牧歌处着墨者多，从城市经验处下笔者少（我在此前的另一篇文章中提到过：即便写到了“皮鞋”，多半也还是“解放鞋”踏出的节奏和声晌）。此种创作现象，当然外省也有。
　　
　　对此问题的评价，国内目前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从处于前现代时期的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到现代的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再到后现代时期的科技文明、信息文明的历史发展阶段论出发，认为目前的中国农村正处于前现代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过渡途中，原来的稳定的乡土社会结构已被打破并变成了一个游弋在城乡之间的“中间物”，传统农民多已变成了肉体与灵魂都找不到归宿的漂泊者，这是人们无法绕过和必须接受的痛苦。尽管现代城市也透出竞争的肮脏和拼搏的血腥，但城市文明毕竟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即便是丑恶，有时也能起到历史发展的杠杆作用。因此，作家仅仅站在人道主义立场去同情和怜悯农民是片面的，看不到城市的智慧、开放与物质文明是偏颇的，看不到农耕文明的积弊与陋习是错误的，一味美化那种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更是对历史进步的一种反动。
　　
　　但是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认为乡村有其自立自足的生活内容和价值体系，田园乡村及其传统美德具有不可替代的情感价值和审美价值。文学毕竟不等同于社会学，它要写人，写出人性，人的情感需求。现代城市文明在提升人们物质生活的同时，又对人们现有的精神成果进行着毁灭性的破坏。物质的进步常常是以人的良知泯灭、道德滑坡、诗意远逝为代价的。物质上的富有并不能代表心灵上的充实与快乐。当今这个时代是个浮躁的时代，也是金钱、物欲正在掏空着人们内心的时代。那些揭露城市疮疤，赞美纯朴乡土的文学，正好起到了滋润人心、弥补情感缝隙的作用，它满足了人们除物质需求外的精神需求。
　　
　　我的观点较为折中。根据本人的认识，也结合他人相近的看法，我认为当前中国的新型乡土文学，细分起来有五种表现形态：一是表现农民进城寻梦的“打工型文学”。二是表现农民发家致畗、自我意识和自主精神觉醒的“乡村致富型文学”。三是以表现生态环保为主体的“生态环保型文学”（像本次的参会者刘志成先生的《怀念红狐》》、《沙柳，葳蕤在生命的高地上》等散文，表现出的对于生命的关爱与悲悯，对于自然生态的维护与尊重，便是）。四是为乡村旅游业发展服务的“乡村旅游型文学”。五是拉开时间距离，借表现乡风民俗、亲情美德，以探讨人性归依和精神家园重建的“精神文化型乡土文学”（像王剑冰先生的新作《野地里有棵花椒树》，那么难处理的题材，却处理得如此举重若轻，纯真生动。还有像他收入《绝版的周庄》《普者黑的灵魂》中的不少散文，像史小溪先生收入《泊旅》《纯朴的阳光》中的不少散文……他们对于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积极开掘与自觉坚守，等等，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