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发展模式的神话在金融海啸中破灭,“后美国”时代的反省和探索很可能催生一次社会发展模式的思想革命,这很可能是一次“范式转移”,就像从中世纪的地心说转移到哥白尼的日心说

超越GDP

　　近年来虽然中国的GDP获得了高速增长,但是很少听到中国人说自己的幸福也高速增长了。金融危机来临之后,中国出台了一系列保GDP增长的政策,却没有听说出台“保幸福增长”的措施。GDP增长一直是中国发展的核心目标,也一直是20世纪西方主流发展模式的中心。在金融海啸的摧毁之下,这个中心受到了震撼,虽然西方抗海啸的主旋律仍然以GDP为主调,但是一股另类的潜流却在呼唤“超越GDP”。2008年11月,当世界在金融海啸的深渊中迷茫挣扎的时候,几十位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官员到喜马拉雅崇山峻岭中的小国不丹去寻求“另类”答案。他们意识到,主宰20世纪的、以GN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在国内和国外所生产的最终成果和提供的劳务价值。它等于GDP加上来自国外的净要素收入)增长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有着潜在的问题,世界需要寻找新的发展思路。一位欧洲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官员说:“几十年来我们都是在追求GNP,现在需要超越GNP了。”

　　不丹:把国民幸福总值作为发展目标

　　不丹提供的另类方法是什么呢?

　　不丹方法的核心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应该是提高国民幸福总值GNH(grossnationalhappiness),而不是提高国民生产总值GNP。它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另类发展思路,是因为不丹看到了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发展模式中的一个悖论结果:物质丰富了,收入提高了,人却没有感到更加幸福。伴随GNP高增长而来的环境污染、工作压力、犯罪增多、失业威胁、社会冲突、人际疏离……,使许多GNP很高的国家的人民深感痛苦。三十多年前,不丹的决策者就看到了这个悖论,GNP不等于幸福,而幸福才应该是社会发展的真正目标。

　　不丹是如何衡量幸福的呢?它把国民幸福总值具体化为四大支柱:(1)环境和资源的保护；(2)公平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3)传统文化的保留；(4)优良的治理制度。不丹的发展不是追求GNP增长,而是追求实现这四个目标。

　　三十年来,不丹的确取得了令人惊羡的结果。为了追求公平的发展,不丹为全民提供了免费医疗福利和教育福利。为了保护环境,它不进行急功近利的开发。譬如,它有丰富的森林资源,但它自觉地不把开采森林作为推动GNP增长的亮点。

　　它的经济发展亮点是选在再生性能源———水力发电的建设上。而在修建水力发电站的时候,它也充分考虑环境保护。它的水电站都是修在地下的,没有对地面上的生态造成破坏。修地下水电站要比修地上水电站费时费钱,如果急功近利追求GNP增长,肯定会选择修地上水电站。但是,在追求国民幸福总值的发展战略指导下,为了保护环境,为了可持续性,不丹选择了地下水电站。当然,这样的选择结果,前期GNP的增长肯定会慢一些,但是后期的、长远的“幸福”则能让全社会受惠。目前,地下水电站已经给社会带来了幸福,水电是不丹的主要出口,也是政府的主要收入,这些收入使政府可以向全民提供免费的医疗福利和教育福利。美国的人均GDP是不丹的三十多倍,但美国却不能给公民提供免费的医疗福利,连半免费的全民医疗福利也没有。中国的人均GDP也高于不丹,但中国人也没有享受到全民免费医疗福利。美国人和中国人大概都比不丹人有更多的消费品,但是他们却未必比不丹人有更多的幸福。

　　“时间贫困”在抵消GDP增长

　　当三十多年前不丹提出国民幸福总值的发展概念的时候,完全没有引起西方经济学界的重视。但是后来,一些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家殊途同归地进入了经济和幸福的研究。他们的定量研究发现,当人们的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幸福和GDP的关系就不相关了。英国学者怀特还根据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数据制定出了量化的幸福指数,把世界上的178个国家和地区按照幸福指数高低排列出来,不丹排名第八,而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GDP高的国家都在不丹之后,中国更是远远落在后面。怀特说,“幸福”这个概念近来正成为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研究的重要领域,政治家们也开始把“幸福”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指数。绝大多数英国民众在民调中表示,政府应该把增加幸福放在增加财富之上。

　　金融海啸爆发之后,GNP和幸福的关系引起了更多人的关心。引发金融海啸的重要原因是次贷借款者的过度负债消费,还有华尔街公司滥用杠杆追求超高利润。过度消费和超高利润都为GNP的增长作出了可观“贡献”,次贷危机发生前的几年,美国的GNP增长势头很好,金融行业的增长更是惊人,金融业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从百分之二十多增加到百分之三十多。但是,这些GNP增长有没有给人带来幸福呢?且不说金融海啸发生后人们承受的巨大痛苦,就是在海啸前的高增长时期,人们也未必真正幸福。许多借次贷买豪宅的人抱怨说,付房贷利息让他们感到压力沉重,而豪宅并没有给他们带来预想的幸福。多数豪宅是建在远郊,因此增加了上班通勤的时间,每天要多开一两个钟头的车；另外,亲友们的往来也变得很不方便,增加了疏离感,有人说,迁入豪宅一年,竟然没有一个朋友去过他家。那些在华尔街工作、赚了高工资拿了高奖金的人也颇多抱怨,他们的抱怨主要是工作压力太大,超级紧张,超长工时,许多人常常要工作到深更半夜,第二天大清早又要去上班,结果是赚了很多钱却没有时间去享福。

　　近年来世界银行在研究贫困问题的时候,增加了一个新的贫困概念:“时间贫困”。以前讨论贫困的时候只注重“经济贫困”,以收入多少、消费多少来衡量。后来看到“经济贫困”和“时间贫困”常常连在一起,许多穷人收入低,为了温饱要加长工作时间,他们的痛苦不仅仅是缺少物质消费,也是缺少休闲时间。在美国,保障较短的工作时间曾经是争取员工福利的一项重要内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工人往往要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每周工作60至70小时,钢铁工人甚至要每周工作84小时。后来,工人们逐渐争取到8小时工作制、每周2个休息日。那时的社会共识是,休闲是福利,工作时间过长是不幸福的。但是,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和泛滥,被称为“消费福音”的观念渐渐成了主流,消费主义使人们相信“休闲不是幸福,消费才是幸福”,于是,美国人开始加长工作时间,多工作,多赚钱,多消费。美国出现了无数“经济富裕”“时间贫困”的扭曲的人。面对这种现象,美国近来涌现了一些民间组织,向时间贫困挑战。他们历数美国人身受的时间贫困:美国人平均比西欧人每年多工作9个星期,美国人现在比五十年代的时候工作更长的时间,美国人现在甚至比中世纪的农民工作时间还要长。“时间贫困”给美国人带来了许多不幸,超时工作造成情绪压力,破坏了身体健康,影响了婚姻家庭幸福,工作时间过长使人无暇参与社区活动,增加了疏离感。美国的“时间贫困”给人的启示是,工作时间加长,增加了收入,增多了消费,推动了GNP增长,但是,却没有增加幸福。

　　各国应该编制自己的“幸福指数”

　　中国也有美国的那些“经济富裕”“时间贫困”、“GNP增加”“幸福减少”的现象,近年来中国也搞了一些幸福感、幸福指数的调研活动。不过,中国的这些调研活动目前还只是停留在很“虚”的层面上,并没有像不丹那样把幸福融入到具体的发展战略中去,构建出以幸福为核心目标的发展模式。不少中国人对于把幸福作为发展目标感到困惑,觉得幸福是个人的感受,不同的人对幸福的评判标准不一,太难操作了。不丹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把幸福具体化为易于操作的四大支柱,这个经验值得中国学习。

　　所谓学习不丹的经验,并不是说应该去照搬不丹具体的四大支柱。不丹的四大支柱,是不丹人认为能使他们幸福的支柱,其他国家的人也许会有不同的感觉和想法。譬如,不丹的四大支柱之一是“保留传统文化”,有些国家的人也许会觉得“改革传统文化”才是幸福。不丹的四大支柱中没有包括“自由”,有些国家的人也许会觉得“自由”是幸福的支柱。GNP增长是千人一面的发展目标,任何国家都可以简单照搬。在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经济发展低级阶段,GNP增长也是个能增加幸福的千篇一律药方。但当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什么东西才能增加幸福就变得很复杂,再不是千篇一律了,而是有复杂的多样性,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传统会有不同的结论。定位一个国家的幸福支柱是对这个国家领导人智慧的考验。

　　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发展概念现在正悄悄地向世界扩展,处于世界另一端的巴西将要举办一次国民幸福总值的国际研讨会,巴西学者在不丹表示,他们要研讨出一套具体的幸福定位指数,提供给南美洲国家。巴西人特别强调,他们不愿意重蹈美国的发展模式,美国的人均GDP在过去的50年增长了3倍,但是美国人却未必更加幸福,美国的暴力犯罪增加了3倍,不和邻居交往的人数增加了4倍,四分之一的人不幸福和抑郁。他们也强调不愿意步中国的后尘,GDP增长很快,但因环境污染死于呼吸道疾病的人数增长也很快。

金融海啸引发了全球的经济衰退,也引发了人们的反思。美国发展模式的神话在金融海啸中破灭,“后美国”时代的反省和探索很可能催生一次社会发展模式的思想革命,这很可能是一次“范式转移”(paradigmshift),是基本理论的结构性变革,就像从中世纪的地心说转移到哥白尼的日心说。

　　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GDP也不是发展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