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中国图书出版业经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一批有一定规模和丰富经验的出版产业群体逐步形成。日前在天津闭幕的第十五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来自国内外1300多家出版商切身感受到了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中国图书出版业正面临全球化、数字化、市场化三大挑战，广大图书出版界人士正以积极的态度应对挑战，奋力前行。 

　　以“走出去”战略应对出版全球化冲击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外的文化资本、文化企业、文化产品大量涌入，民族出版业和其他产业一样，面临着国外图书产品和图书市场的冲击，面临着市场、资本、人才的争夺。

　　2005年，全国共引进图书版权9832种，输出1434种，2006年全国共引进图书版权10950种，输出2050种，而2007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10255项和2571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孟超说，在与国外文化企业经济强势的竞争中，我们处于弱势，这种状况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冲击的两个层面。

　　一方面，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前，国外出版企业就已经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了中国出版产业的零售和发行领域，并通过下游市场向上游领域逐步渗透。1995年，世界传媒巨头贝塔斯曼集团与上海的中国科技图书公司就合资成立了上海贝塔斯曼文化实业公司，以读书俱乐部的形式进入我国图书零售市场，之后又相继在北京、上海成立了6家相关企业。国际出版巨头凭借强大的资金和技术优势，以及丰富的市场营销经验和较高的管理水平，直接或间接地进入中国出版领域，对我国的图书出版业构成巨大挑战。

　　另一方面，随着出版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的不断扩张，国际出版合作与贸易逐渐集中到了美、英、德等国家，这些国家成为主要的出版实物贸易与版权贸易的集散地，特别是主要的出版产品与版权输出国。国际出版市场的联动效应催生了《哈利·波特》《达·芬奇密码》以及Ｊ．Ｋ．罗琳和丹·布朗等能够影响到全球图书市场的超级畅销书与超级作者。这些国际同步推出的“超级畅销书”也同样冲击着中国图书市场，带来大规模的版权贸易逆差。

　　对此，中国图书出版业一方面做大做强出版集团，出版更多有吸引力的本土化内容的优秀图书作品，一方面加紧实施“走出去”战略，促进我国出版产业更快发展。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阎晓宏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国际交流的不断深入而逐渐加大，同时国外读者了解中国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中国输出的图书却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也使国际出版合作必将随着出版业改革开放的发展而呈现更为广阔的前景。这对中国图书出版业是前所未有的契机。

　　从2004年开始，新闻出版总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推进“走出去”战略，这些措施包括：扩大中国出版单位参加各个主要国际书展的规模，在这些书展上组织多种多样的活动以促进国际出版业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图书，进而认可中国的图书；积极参与多边贸易谈判，为出版企业“走出去”创造条件；完成“走出去”相关政策的制订和调研等。同年，开始与国务院新闻办合作开展“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走出去”战略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批优秀的中国本土作品得以走出国门，并受到国外读者的喜爱。国际出版合作已经成为中国出版业改革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出版企业在所有重大的国际图书交易盛会中扮演着重要的或主要的角色，我们的书报刊、音像制品等各种出版产品已经销售到了世界上的100多个国家。

　　到2006年，第十三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实现了举办20年来版权贸易顺差零的突破，展会中达成的版权引进与输出之比为1：1．23，当年全国图书版权引进与输出之比是5．34：1。2007年，全国图书版权输出与引进比例进一步缩小为近4：1。

　　以提高内容的核心竞争力应对数字化挑战

　　进入21世纪，互联网技术与数字技术的出现，出版业经历着巨大的变革：轻点鼠标，强大的搜索引擎会为你提供海量信息；打开手机，可以浏览新闻、看电视、听歌曲；一本薄薄的电子书，能装下上千部图书等。这场数字化革命，不仅推动传统出版业的升级，延伸无限的发展空间，更给传统出版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最严峻的挑战。

　　开启中国数字化出版之先的不是传统出版社，而是诸如北大方正、中文在线等一批ＩＴ或通信企业，他们以资本动作手段在国内外金融市场融资。起初，他们与出版社合作，通过购买传统出版社的内容资源，生产电子图书。目前，他们开始实现战略转型，由单纯的技术服务商向内容提供商转变。百度、谷歌、新浪、搜狐、盛大、ＴＯＭ等网站或搜索引擎已经开始互联网出版业务，一些小说原创网站也对出版社形成巨大冲击。

　　7月23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公布的第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近年来我国数字化阅读持续升温，互联网阅读率从1999年的3.7％增加到2003年的18.3％，再到2005年的27.8％，2008年达到44.9％，9年间增长了12.1倍。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数据，同期图书库存平均每年的增长超过10％。

　　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副总裁、湖北省出版总社总编辑周百义说，电子图书、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等这些新传输方式、新出版介质、新营销方式、新出版流程，是出版业继告别铅与火之后，面对的又一次技术革命。传统出版物的市场份额和市场空间被数字阅读挤压而不断萎缩是不容回避的事实。

　　在刚刚闭幕的第十五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浙江大学、人民大学等出版社介绍了他们数字化出版的做法。目前，国内不少出版社如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已经逐步涉足数字出版领域，一些中小型出版社则通过提供内容与技术运营商合作开发电子图书。

　　记者了解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已着手制订数字出版规划，投入资金和人力，开发数字出版基础性的五大工程，如中华字库工程、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出版工程、中华古籍全书数字化出版工程、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研发工程等。

　　“纸介质也罢，数字也罢，都只是载体，内容才是根本，而我们出版社在此拥有优势，占有内容资源的制高点，增强核心竞争力，积极应对，迎接挑战。”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这样表示。

　　走出市场经济下出版业的误区

　　随着市场经济时代的全面降临，中国图书出版业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化，一些人渐渐淡忘了出版业的文化、精神追求，开始把目光更多地投向码洋、利润。

　　跟风出版、同质化现象严重，一窝蜂争出教材教辅，少数图书格调不高甚至低俗，原创图书比例偏低，娱乐化读物泛滥，编校质量低劣等。有学者指出，市场经济下的出版陷入一个新误区。

　　记者在第十五届北京图书博览会上采访了解到：一位在外资银行工作的董女士曾经想买一本企业管理方面的书，可在天津一家大型书城的经济管理类图书专区，发现内容相近或非常相似的同类图书就有十几种，有些书甚至整个章节内容都是相同的。董女士逛了两个多小时，依旧没有买下一本。

　　另有统计显示，全国各省出版发行利润的70％－85％都来自教材教辅。湖北省出版总社总编辑周百义认为，我国的出版经济某种程度上成了教材经济。每个省的出版社，无论什么专业分工，多数产品都与教育有关，或者希望与教育有关，千军万马争抢这块蛋糕。然而随着学生数量的减少以及教材教辅的招标发行、教材免费发放与循环使用政策的推行，这一市场必然萎缩，对此我们的出版社应该思考产业发展的方向与赢利的新模式。

　　与教材教辅泛滥同样让人担忧的是“买卖书号”“一号多书”现象屡禁不止。据统计，2007年全国共出版图书24．8万种，总印数62．93亿册。有关业界人士却指出，这是根据书号的使用情况对国有出版单位的统计，但由于书号限制使用，全国出版的图书决不止这个数字。“目前在流通领域中‘一号多书’现象非常普遍，少则一号几十种，多的达一二百种，有的企业就靠卖书号为生。”

　　对此，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阎晓宏表示，新闻出版总署已经专门针对书号管理问题，起草了《书号实名申领管理办法（试行）》，实行网上书号实名申领，即出版单位在图书出版活动中按书稿实名申领书号，一书一号。

　　中国有13亿人口，一年出版几十万种图书并不奇怪，关键是我们要提高几十万种图书中的学术含量、文化价值和创新精神，在此基础上，赢得更大的利润空间。同时，我们有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完全可以整合我们的优势，通过“走出去”战略，将更多更好的中国图书产品，推荐给世界，在未来的国际出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