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多家媒体报道，由香港慈善家邵逸夫先生捐款，陕西渭南市交通局、渭南高新区白杨办事处赵村村委会共同筹资190.60万元兴建的“赵村逸夫小学”，于2009年年底建成。然而，在学生上课仅两周，赵村村委会便以学生上学不方便、存在安全问题等理由，将校舍以10年期限175万元的租金出租给了陕西渭南威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逸夫小学变成了汽车4S店，80多名小学生被迫回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的瓦房里上学。
　　
　　所谓社会化慈善监督，就是任何一项慈善工程，仅仅依靠慈善组织的内在自我监督是不够的。毕竟，自己监督自己，容易留下“监督空子”，将监督游戏化。就是慈善工程中存在腐败嫌疑，公众也会因为知情权的不足，监督权的乏力，而无法完成监督责任。慈善事业和精神受到极大扭曲和污染。
　　
　　就像新闻中的现象，明明是用善款建造的造福孩子的教学楼，现在却成了村委会的牟利工具。理由竟然是教学楼不够安全，这种弱智化的理由说明，当事人根本没有将公众和媒体的慈善监督放在眼里。这个理由越是荒唐，当事人对抗监管、逃避监管的不良动机，就非常险恶而肆无忌惮。
　　
　　纵观近段时间的诸多慈善不良，郭美美事件、慈善信息不够透明，还有近日的新闻，“2010年中国近六成捐款流入政府、慈善会及红会系统中，只有1.3%的捐款到了慈善会之外的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福利院，而即使在这1.3%的捐款接收部门中，仍不排除有政府背景的公益组织。”归根到底，就是社会化的慈善监管力，还不够强大，才给违规者留下了可乘之机。让慈善公信力和慈善形象暗淡很多。只要慈善监督不够规范，力量弱化，年轻的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恐怕就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据报道，发达国家的慈善很注重第三方评估制度，比如，美国有多家慈善评级机构，为超过5300家慈善机构评级，级别从无星到四星不等，同时提供不同标准的排行榜，其中包括了负面排行，比如筹款回扣率排行、财务危机排行、劣等机构CEO薪水排行等。还有很强大的社会监督。发达国家慈善监督制度的完善，往往是伴随慈善丑闻的发生，这些丑闻往往是强化对慈善监管的“拐点”。比如1992年，美国最大的慈善机构之一——联合慈善基金会爆出丑闻，基金会主席阿尔莫尼挪用60万美元善款用于个人度假、购房以及包养情人，这次丑闻风波后，美国政府强化了对慈善机构的管理，要求慈善机构每年填报报表，规定每个公民都有权查阅报表，确保捐款用途。从这个意义上说，慈善丑闻也是提高慈善监督力的最好契机。
　　
　　因此，应该将提高慈善监督力放到重要位置。首先，国家有关部门应该抓紧慈善立法，让社会化监督成为慈善发展的重要构成，多一些“透明慈善”、“公共公平慈善”，将各种不良作为扼杀在未然状态。其次，还应该成立隶属于第三方的社会化慈善组织，对各项慈善进行规范管理，严格监督，甚至任何慈善项目，其慈善数据都应该在网上公示，接受公众审视。第三，慈善人士也应多一些自我监督意识，在监督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的今天，任何人试图逃避监督，亵渎监督，最后肯定是得不偿失，就像今天的慈善丑闻，瞬间成了网络焦点，当事人恐怕没有想到公众的慈善正义感会如此强大，对抗和忽视这种民意，最终只能是丢人现眼、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