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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局势中，我们必须把战争作为实现台湾统一的必要组成部分来思考，把战争作为政治的必要手段和可能途径来思考。这样的考虑恰恰是整个国家大战略的必要组成部分，这个大战略就是中华民族的崛起。没有台湾的统一，这个大战略无法实现，而为了实现这个大战略，当前的战略就是紧紧抓住本世纪二十年的战略机遇期，在这种战略机遇期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尽最大可能避免战争。因此，无论是国家的大战略，还是实现国家大战略的战略步骤，都必须把战争考虑在内。这既包括充分准备战争，也包括尽最大可能避免战争。只有认真对待战争，真正准备战争，才有可能避免战争，缔造和平，或者通过一次代价有限的战争，缔造持久和平。这种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植根于无法改变的人性，因为只有以野心才能遏制野心，才能保持政治的平衡。 目前的台海局势之所以如此危险，就在于整个东亚的政治实力处于不平衡的对抗之中，美日同盟在东亚试图以压倒性优势遏制中国的崛起，台湾不过是其实现霸权野心的筹码。这种遏制若发展为战争，那不仅是一场令人痛心的内战，而是一场让人忧心的区域性国际冲突，若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很有可能演变成世界性冲突。若在这场冲突中我们遭到失利，其结果不仅是国家分裂、政制崩溃，民族和文明的复兴也可能遥遥无期。这场战争太关键，太重要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敌人是谁，战争的后果是什么。台独危险越严重，实现台湾统一的任务也就越迫切，战争的可能性和危险性也就越大；战争的后果越严重，就越要认真对待真正战争，尽力防止台独，避免战争。避免一次失败的战争，和发动一次胜利战争一样，都需要非凡的政治远见。当年的清政府轻率地发动一场注定失败的甲午海战，直接导致了帝国的崩溃，而1951年新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胜利奠定了它在国际政治中的发言权。同样是着眼于朝鲜半岛，同样是与强国的战争，在失败与胜利的背后，不仅有国际局势的不同，国家综合实力的不同，还有政治家的政治智慧和国民政治意志的不同。政治家若不考虑此三者，则不可以妄言战争。 当年，面对日本侵华的局势，中国处于“战难和亦不易”（胡兰诚语）的局面，诚如陈布雷所曰：“以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以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也政府之罪也。”战争不是目的，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为避免亡国，只能是既占又不战，蒋介石的思路是“以空间换时间”，毛泽东则曰“持久战”，二者面临的问题不同，解决的方法不同，但是解决的思路是一致的，那就是根据时势和实力把握了战与不战的辩证关系。因此，在战争问题上，我们既要反对幼稚的和平主义和胆怯的投降主义，反对单纯的经济主义，以为战争会破坏经济发展，而看不到国家安全才是经济发展的基石，但也要反对不顾实力的冒险主义和不考虑时机的盲动主义，防止把战争变成目的，变成不计后果的豪赌。这两种倾向都是一个民族在政治上不成熟的幼稚表现，前者缺乏政治意志，后者缺乏政治理性。而真正成熟的政治家必须在坚强的政治意志和生命顽强的政治本能与冷峻的政治克制和深思熟虑的政治计算之间保持平衡，必须为崇高的政治原则而理性地选择合适可行的工具，必须意识到战争不过是可能的工具之一，它必须服从国家的大战略。 今天的台海局势似乎还没有发展到当年的危急关头，但已处在“战难和亦不易”的局面中，而且这将会成为我们长期面临的困境，而我们思路依然是“以空间换时间”，依然坚持的是“持久战”。当然，这里所说的“持久战”不是单纯军事战争，而是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明的侵入，中国人展开政治的、经济和文化的持久战争，这是一场“文明的持久战”。邓小平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绝不参与军备竞赛，实际上依然是“以空间还时间”的战略思路，即让出政治和军事的空间，埋头搞经济建设，换取战略机遇期的宝贵时间。台湾问题必须放在这个“持久战”的思路中来思考，若能维持“台湾不独，大陆不武”且两岸实现经济文化互动，就为我们赢得增强国家实力的宝贵时间。我们目前虽然处于弱势，但已经挺过了19世纪的殖民战争和20世纪的冷战的危险期，度过了清末以来的战略防御阶段，稳住了脚跟，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开始“有所作为”，无论在国际，还是在国内，无论在政治军事上，还是在经济文化上，都要采取积极稳健的攻势，甚至在局部领域以攻为守，积极扩大根据地，积小胜为大胜，为国家统一创造条件。 在这场全面的“文明持久战”中，军事战争无疑是其组成部分，也是最危险的部分，尤其要考虑“以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的危险，因为民众总容易被空洞的大道理所鼓动，而政治家必须考虑战争的后果，必须时刻牢记：实现统一不是我们的唯一目标，文明复兴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在战略机遇期内，若台独势力在美日的支持下悍然宣布独立，把中国逼到死角里，战争还是和平？这依然需要对时势、实力和战争的后果进行冷静全面的评估，不能被冲动的民意牵着鼻子走，更也不能抱一丝的侥幸和幻想，把战争不负责任的赌博。若此战不可避免，须有不怕“打碎坛坛罐罐”的坚强意志，只有这种“鱼死网破”的决心和意志，才有可能遏制战争或赢得胜利。如果这是一场“以战而亡其国”的战争，则必须避免这样的战争，寻求其他的统一思路。因此，无论战争还是和平，都要由有承担的政治家们做出审慎决断，都要服从国家崛起和文明复兴这个大战略。 五、战略相持阶段的国家战略 从“文明持久战”的角度来思考，国家崛起不过意味着我们开始进入相持间断，只有文明的复兴才是战略反攻阶段。而本世纪前二十年的战略机遇期，就是中国开始迈入战略相持阶段的关键时期，它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前途和命运，也是改变世界的前途和命运。乐观主义者认为，中国若能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政治稳定，到2020年代，中国在经济实力远超日本，亦接近美国，军事实力也会大大增强。为了避免灾难性的冲突，美国会退出对东亚的影响，承认并鼓励中国在亚洲取得政治领导权，并与中国在国际上建立持久的合作关系，由此为国家统一和文明复兴奠定政治基础。而悲观主义者认为，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美日同盟联合欧盟发起全面肢解中国的战略，策动台湾独立，中美关系将全面恶化，中国经济会出现衰退，国内社会矛盾被激化，在内忧外患的局面中，全面战争的结局可能毁灭台湾，重创日本，肢解中国，拖垮美国，而欧洲、俄国和印度得到全面的复兴。如果我们把两种未来图景加以对照，那么，中国在这二十年中的发展战略就有了一个清晰的目标和蓝图，即努力争取乐观主义者提供的光明前景，而避免悲观主义者描述的悲惨命运，必须励精图治，制定一整套完整的战略相持阶段的国家战略，争取一个“前途光明的中国”。 第一、必须实行战略上的克制。一方面是政治上的战略克制，包括避免与美国、甚至日本发生直接的冲突，避免直接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支持美国在其他国际问题上的主导权来换取美国在东亚问题上对中国大国地位的认可和支持；另一方面是经济战略上的克制，走新型工业化发展的道路，发展高科技产业，逐步缩小高耗能、低附加值的工业，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而且可以避免因能源紧张、和产品销售与西方世界发生经济利益上的激烈冲突。但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战略克制决不是战略退让，而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克制的、现实主义的、有条件的进攻方式，是一种积小胜为大胜的小步递进战略，通过积极建立根据地来巩固增强势力的战略。在当年的国共内战中，共产党采取让出江南、进军东北的策略，在东北又采取让出大路、占领两厢的策略，都是这种战略克制的典型实例。今天，我们必须把这种战略战术运用到国际政治中。 第二，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秩序的建立，有意识地在拉美、非洲、中亚和中东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巩固在东亚的地位，并建立有利于国家安全的合作性制度性机制。一方面要充分利用联合国和在“第三世界”中的传统优势，在第三世界中建立自己的战略根据地，在全球事务中发挥大国作用，以形成对美国的必要制约；另一方面要采取睦邻友好政策，有选择性地与某些周边国家发展战略同盟关系，通过各种制度性机制构筑防止冲突的缓冲地带，比如充分利用“六国机制”，正面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和统一；利用“9+3”机制协调维护东盟的稳定和繁荣；通过“上海组织”增进与中亚国家的政治合作；利用与巴基斯坦的传统友谊促进印巴和解，以低调的姿态成为亚洲事实上的核心国家，使美国被迫尊重中国在亚洲的政治领导权。 第三，必须充分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要善于把经济优势转化成政治优势，而且最终必须要转化成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优势，发挥“软权力”的作用。中国目前在亚洲和世界上的最大优势是经济优势，而最大的劣势是意识形态劣势，这不仅是因为冷战结束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失去了吸引力，而且因为西方世界掌握了现代话语的支配权。为了改变这种劣势，我们除了不断吸收西方文化，更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关键是要把激活和复兴传统的文化意识形态作为文明复兴的使命，由此要有意识地回归传统的文化价值，在构筑“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复兴传统文化的价值，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在亚洲的影响力和对西方文明的吸引力。一方面要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亚洲国家的价值认同、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强化亚洲国家处理亚洲事务的政治认同，鼓励和支持日本“脱欧入亚”，重新把日本融入到亚洲世界之中；另一方面要在积极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通过政治民主化对西方文明释放出文化上的和意识形态上的善意，消除部分西方人对中国文明发展路向的疑虑，以世界秩序的建设者和合作者的姿态而崛起。 第四，整个对外战略的根基还在于对内战略，对内战略必须与对外战略协调一致，相互促进，而不能相互恶化，从根本上说，只有国家内部健康稳定发展，才能对外实现国家安全。在经济上，必须最新型工业化道路，按照国家经济和军事战略进行知识产权创新，同时必须平衡城乡的地区发展差异，缩小收入差距造成的阶级矛盾；在政治上，必须积极主动地回应现代民主化的挑战，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方针，探索执政党在民主体制下的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建立现代的行政管理体制，完善法治和宪政建设，探索新型民主化道路；在文化上，必须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地位，恢复中国人的文化自尊心和自信心，以此凝聚人心，把马克思主义思想、西方自由思想作为中国文明的有机组成，在现代性的基础上复兴和重建中国文明。 第五，必须充分认识两岸隔绝造成的文化和人心上的隔阂以及由此造成的复杂性，因此在台湾问题上必须运用新思维，走渐进统一的道路。《反分裂国家法》为台湾的统一划定了底线，但是如何实现统一，依然有很大的想象空间，需要发挥政治的想象力。国民党访问大陆使得国共合作开始取代初步的成效，它会对台湾统一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一方面中国必须真正把台湾作为地方的内政问题，积极影响台湾政治，在台湾选举中发挥影响力，另一方面在统一问题上要按照渐进统一的思路，进行大胆想象和制度创新。在这方面，“一国两制”解决港澳回归就是一个制度创新的范例。对于统一台湾更应该解放思想，大胆构想，不仅可以讨论联邦制的统一模式，而且可以构想回到1945年的政治基础上，由国共两党主导重建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 如果我们能对外采取战略克制、合作性制度建设和文化统合的国际战略，对内采取协调发展和渐进统一国内战略，中国和平崛起的未来就在眼前，文明的复兴也会随之而来。因此，必须意识到，“我们正在从事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对此我们应当有充分的自信和冷静的应对，但也必须清楚我们面临的困难，未雨惆缪，着眼长远，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六、台湾问题对大陆知识界的挑战 对每个中国人来说，台湾问题一直是心口上隐隐的痛。台湾目前的分治状态和分裂趋势，不仅构成对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损害，而更重要是对中国人的尊严和意义的伤害。温家宝总理在2003年访问美国之前，就台湾问题借用了林肯的一段话，“记忆的神秘琴弦，从每一个战场和每一个爱国者的坟墓，延伸到这些广阔国土上的每一颗跳动着的心和每一个家庭，它一定会被触动，它一旦被我们天性中善良的性灵所触动，必将奏出联邦的大合唱。”台湾问题在每个中国人心灵中奏响的是文明的大合唱。台湾对于中国人的伤痛在于文明屈辱的记忆，因为人之为人而不同于动物，就是在于人不是一个虚无的存在，而是一个有文明赋予意义的存在。历史从来不是一个物理学上的时间概念，而是文化意义的载体，是培育主体意识的土壤，是所有价值、伦理和正当性的来源。历史决不是对过去的记载，而是对现在的见证，历史就是文明，是关于永恒存在的哲学。捍卫历史，就是捍卫人的存在，这是一场关系到成为主人还是沦为奴隶的生死之战，这是一场来自本能的为生存而战，哲学的目的就是为这场战争进行最高的辩护。台湾问题的痛就在于对中国人的存在、对中国人生存的哲学根据、对中国文明构成了全面的挑战。 众所周知，1949年之后的台湾思想界，主要处在胡适到殷海光的自由主义话语的潜在支配之中，这种话语由于1980年代的台湾民主化运动而成为主流，自由与专制成为其思想轴心，与1980年代大陆知识界的主流话语遥相呼应，只不过大陆思想界在自由与专制的话语背后，有一个更大的源于“五四”的启蒙话语背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进入1990年代，台湾知识界掀起了一场哲学革命，市民社会与本土化成为思想界的支配话语，这也迅速影响了大陆的知识界，引发市民社会理论与“地方性知识”的中国例外论。1990年代末期以来，台湾的哲学革命向更极端的方向发展，本土化引发了本省人与外省人的族性问题，族性问题终于和“想象共同体”联系在一起，成为台独运动的哲学辩护。作为中国人生存依据的历史与文明被撕裂，作为中国统一的哲学根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8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息息相关的思想互动，终于因残酷的政治现实第一次在哲学上决裂了，因为中国不是符号想象的虚假建构，也不是法律技术建构的国家机器，而是通过历史和文明建构起来的政治共同体。中华民族也不是生物意义上的种族，中国人也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公民身份，而是包含了历史和伦理意义的哲学主体。一句话，由历史文明塑造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具有生存论意义上的根本性，具有文明上的意义和价值，它包含了哲学上的真理性和道德上的绝对性。台独势力通过撕裂历史、虚构历史来为台湾独立辩护，实际上是在摧毁历史，摧毁文明，最终摧毁每一个中国人生存的哲学根据。因为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作为中国人存在的哲学根据是什么？这是国际法不能解答的，也不是统一与分裂的政治后果能解答的，更不是战争能解答的。 面对台独势力的哲学挑战，大陆知识界乃至整个华人思想界突然陷入了“失语症”，丧失了哲学上回应的能力，这并不是大陆知识界第一次在涉及人类历史的重大事件中丧失发言权，这种“失语症”凸现了这20多年来大陆知识分子群体的基本状况。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骨子里对台湾独立报着无所谓的态度，因为在他们的思想里，中国人或者中国本身没有什么意义的，他们认同的是“世界公民”，说到底就是认同西方世界的公民，或者美国公民。在这些人看来，只要人们过得自由，做什么人都可以，只不过这些人并没有认真地思考什么是自由。这些人在80年代反对收回香港，90年代要做“一夜美国人”，最近又提出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没有打过鸭绿江推翻新中国是一个历史性错误。 其次，知识的学科化使得知识分子都关心专业领域的问题，台湾问题因此被专业化，变成台湾问题专家思考的问题，而看不到台湾问题的牵涉到中国面临的自由、主权和文明等现代性问题。而在专业领域中，政治学的发展无疑是最薄弱的，它在大学院系了差不多被行政管理科学所取代，缺乏对政治哲学关注和思考。至于我们的哲学家们差不多都变成了学院派的哲学教授，无力思考台湾问题给中国人的生存提出的哲学挑战。 最后，在上述背景下，那些真正关心台湾问题并热切捍卫国家统一的知识分子，却面临着哲学辩护上的理论困难，因为自由派已经垄断了自由、人权和文化认同等等现代性的正当话语，任何理论上的反思都会被扣上不名誉的政治帽子。如果坚持13亿中国人来决定台湾的命运，就会被批评鼓励“多数暴政”的专制主义；如果主张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就会被指责为马基雅维里主义；如果强调民族的统一性，会被指责为民族主义，如果强调传统文化的意义，则被指责为保守主义。因此，如果不能克服学科的界限，无法在理论上反思整个现代性话语，中国文明的主体性地位就难以确立，中国人的生存意义就难以获得正当性，台湾统一问题就难以给予哲学上的最高辩护。 七、历史与现代性重建 从上述大陆知识界的基本格局，就可以看出，中国人对自己生存意义丧失了辩护的能力。究其原因在于大陆知识界对于现代性问题的片面理解，对自由问题的单向度的理解，把人的自由理解没有历史和文化的存在，理解为无根的存在，由此国家、历史和文化统统看作是约束自由的传统权威而摧毁，人由此成为赤裸裸的欲望主体。然而，一个无根据的欲望主体怎么可能建立起国家并服从政治权威的统治呢？这个欲望的主体随时可以摧毁这个国家，因为国家和政治权威本身并没有权威，个体的自主性才是最高的权威。这种单向度的自由主义思路导致虚无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因此，对于自由主义，真正的问题在于自由的人如何才能成为伦理的主体？自由人如何建立起政治制度的权威性和稳定性？这正是自由主义大师卢梭思考的主题，一个人从欲望的主体成为伦理的主体，必须通过教育培养为“公民”，然后才能通过社会契约建立政府，并依赖“公民宗教”来维持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存在。而这样的“公民宗教”必然是民族的，因此，真正的自由主义必须以民族主义作为前提，只有民族主义培育出来的公民归属感和认同感，才能奠定共和国的基石，自由公民的真正根基在于历史文化之中。托克维尔正是在卢梭的立场上，探讨现代民主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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