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台湾媒体走着鸡毛蒜皮、“娱乐化”的道路，但亦积极宣传着第六伦——群己关系，倡导社会进行心灵改革，重建工业化之后人类精神文明的价值理念,传播着台湾特有的“捷运文化”、“环保文化”、“志工文化”。　　
　　
　　在台湾做媒体是一件辛苦的事情，因为一方面要面对激烈的同行竞争，一方面要面对复杂的政治环境。1988年报禁解除时，全台湾只有31家报纸。政府部门接受新报申请的第一个工作日，就有7家报社、1家通讯社办理手续。时至今日，在这个人口只有2300万的市场却拥有7家新闻台、超过100个有线电视频道、约2500家报纸、4000多家杂志、近200家广播电台和1000多家通讯社。同时，台湾也是全世界卫星转播车密度最高的地区，2300万人就拥有82辆（日本1.2亿人/71辆、韩国4800万人/40辆、印度10亿人/300辆）。
　　
　　台湾的新闻素材九成以上都是民生和娱乐内容，几乎看不到国际新闻，即便是欧洲杯级别的足球赛，上百个电视频道竟无一转播。
　　
　　在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行中，台湾被誉为“亚洲最佳新闻自由”，然而过度拥挤的媒体生态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即新闻素材不足。有线电视频道中的50—58频道，均为24小时播出，但其中大部分内容是重复的，很多鸡毛蒜皮的小事都搬上了电视节目，并且被展开或者被延伸进行讨论，久而久之，观众难免感觉“很无聊”。比如，最近有电视台盯上了麦当劳的薯条，对其大包、中包、小包逐一过称，得出的结论是有时候中包比小包还少，认为快餐店的员工仅靠目测装袋的方式不合理，还在大街上随机采访消费者对此的态度。
　　
　　这是典型的民生新闻的操作方式。无论是报纸还是电视，台湾的新闻素材九成以上都是民生和娱乐内容，几乎看不到国际新闻。由于政治上的特殊性，台湾一直被国际社会孤立，鲜有参加国际会议，更不能参与国际事务，长期没有发言权，也就没有了兴趣。微妙的是，台湾人又非常渴望被世界关注，所以，一旦有台湾籍的设计师拿了国际上的奖项或者NBA里冒出了一个台湾来的林书豪，台湾的媒体都会大肆报道。
　　
　　虽然蓝绿阵营的对峙仍然存在，可与过去十年相比，台湾民众对政治的狂热程度已经下降。大家更关心的是与更好的生活有关的东西，比如就业、物价、健康的生活方式，因此，媒体所呈现出来的也多数是吃喝玩乐各种消费资讯和相关事件。对体育节目的关注则完全针对本土观众的口味，以棒球和篮球比赛为主，即便是欧洲杯级别的足球赛，上百个电视频道竟无一转播。
　　
　　两岸关系，一定程度上让台湾人很焦虑。基本上，所有的台湾人都享受并且希望能够保持台湾目前的自由和相对独立的状态，但都相信如果坚持“台独”必然会刺激大陆使用武力，他们也不愿意。这种矛盾的心理使得台湾民众对于两岸的政治格局，往往没有明晰的态度，通常不会主动思考，偶有关心也是出于功利的需要，在意的是台商在大陆的投资和大陆对台湾经济的拉动。
　　
　　《旺报》就是一个例子。它的老板蔡衍明即旺旺集团董事长，凭借在大陆市场持续的成功，在台湾企业界的影响力日益上升，从单纯的卖“米果”辐射到酒店业、金融业和媒体，2012年被福布斯评为台湾首富。因此，他将办报宗旨确定为服务像自己一样的台商、台干和他们的家属以及想去大陆求学、工作、旅游的人。也因此，《旺报》是台湾第一份以报道大陆消息为主要内容的报纸，每天40个版，涵盖大陆的财经要闻、政策解读、走势预测、教育职场、文艺旅游等。
　　
　　影响台湾媒体生态的因素，一是党派团体，二是香港《苹果日报》。
　　
　　1988年以前，台湾主要的报纸和电视台都是为国民党政府服务，而今天媒体作为第四权，成为各方政治势力争夺的对象和利用的工具；反过来，媒体亦有意以特定的政治立场来吸引固定的读者和收视群，保证生存。《民众日报》专栏作家陌上桑就曾经批评，“今天台湾媒体，显然已深深染上党派团体色彩，一蓝一绿，泾渭分明”。
　　
　　而另一影响台湾媒体生态的因素即香港《苹果日报》。刚在台湾落地时，因为其“湿、咸、辣”的风格，一度为媒体从业者和台湾民众鄙视。而随着最先接受这一风格的年轻人逐步成长为社会的主流，台湾媒体的报道也不知不觉间走上了“八卦化”和“狗仔化”的方向，严肃新闻越来越少，任何人和事均可“娱乐化”。部分电视台的早间节目竟然一字不改地读《苹果日报》和《壹周刊》。比如，“台开案”爆发后，陈水扁女婿赵建铭的新闻连续两个月占据了大幅版面，而且琐细到赵某每天的胖瘦指数、三餐菜色以及有没有被陈幸妤白眼等。为了得到第一手新闻，多家媒体的记者守了赵家居所近两个月，最后逼得他们搬家；有的记者还别出心裁，连续多天包围在幼儿园外，希望从赵的小儿子口中套出父母有没有吵架等新闻。
　　
　　李国鼎先生认为第六伦——群己关系应为现代社会人伦关系之准则。在媒体的推动下，台湾开始了“捷运文化运动”和“垃圾不落地”政策。
　　
　　如果说今天台湾媒体的生态尚有一二积极之处，便是在演变的过程中推动了民众环保意识和志工精神的提升。国民党统治台湾的第一个时期，也非常强调GDP，以“出口为导向”，大搞基础建设，创造了经济奇迹，却也导致当时犯罪率高企，民众纷纷“各人自扫门前雪，不顾他人瓦上霜”。幸运的是，有“台湾经济之父”之称的李国鼎先生于1981年及时提出了“第六伦”的概念。他认为，中国传统有五伦即天地君亲师，而第六伦——群己关系应为现代社会人伦关系之准则。
　　
　　围绕这一概念，由李国鼎先生倡导、一众媒体跟进，台湾社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展开了讨论，将“群己关系”进一步阐释为人与陌生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团体的关系，倡导社会进行心灵改革，重建工业化之后人类精神文明的价值理念。从那时起，台湾媒体就频繁地传递着环保、慢活、返璞归真的价值观，几乎每一天都有相关的新闻和评论。
　　
　　典型的事件有两个：一是2000年，台北捷运公司发动“捷运文化运动”，推广搭乘捷运手扶梯靠右站立的习惯，并且严禁在捷运上喝水吃东西。除了媒体上“天天讲”，捷运公司还利用密集的车站广播、立牌宣传，站务人员在电扶梯旁手持扩音器督导，加上偶像明星配合宣传，轮番轰炸，有奖有罚地逐渐被民众接受。今天，即便没有需要照顾的乘客，台湾的民众也宁愿站着，不会去坐“博爱座”。
　　
　　第二则是马英九担任台北市长期间推行“垃圾不落地”，即强制实行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台北市街头不设垃圾桶，垃圾车定时定点回收，民众须将垃圾按可回收、不可回收和厨余垃圾进行分类，拿到垃圾车旁边接受检查，不可回收垃圾须用专用垃圾袋，垃圾越多，花钱也越多。不分类的，则拒收，甚至可能被处罚1200—6000元新台币。
　　
　　当时，无论是“挺马”还是“弹马”的媒体都不时会出现一幅画面：当唱着《少女的祈祷》的垃圾车驶入垃圾回收点，马英九提着分类好的垃圾袋从自家公寓奔跑着，和普通民众一起扔垃圾。尽管对此的解说各有立场，但客观上都宣传了垃圾分类。迄今为止，这一政策早已推广至全台湾，台湾人已习惯了将在公共场合制造的垃圾带回家处理，台湾每天生产的垃圾较之十年前减少了1/3。
　　
　　台湾的民间力量自下而上、无孔不入地影响着社会的结构和发展，因此诞生了区公所、“万能”便利店和志工文化。
　　
　　台湾媒体乐于报道的题材还包括以慈济为代表的各类民间慈善组织。目前，台湾慈善机构共有财团法人近4000家，社团法人近2万家。每每发生灾难，反应最快的、筹款能力最强的不是政府，而是NGO。与佛教捆绑在一起的慈济，习惯于借助媒体，公开每一笔捐款的去向，而媒体则以报道慈济的各式善举，帮助其建立社会公信力，培养民众的慈善意识。2010年入选《福布斯》年度亚洲慈善英雄榜的台东人陈树菊，48年来一直以卖菜为生，却通过慈济捐出了千万元省吃俭用的善款。
　　
　　此外，NGO还鼓励会员做志工。台湾最早的志工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社区开始推广，号召每年每家抽人，自带伙食，清扫街道水沟；后来陆续向医院、学校、博物馆、县市政府柜台、警察交通消防等部门渗透。如今，在台湾15-64岁的人群中，接近1/4的人有志工经历，并且逐年增多。
　　
　　民间力量的强大是台湾社会显著的特征之一，它自下而上、无孔不入地影响着社会的结构和发展。始于1994年的市长民选制度直接促进了区公所职能的改革。现在，与民众日常生活相关的基础性的服务，如户政、兵役、健康保险、小区环境改造甚至民、刑事纠纷事件的调解都是区公所的职能。进入区公所就像进入银行大厅，有义工端茶送水，有服务人员帮忙拿号、主动提供咨询，还开放了夜间受理柜台。
　　
　　从经济生活角度而言，则是随处可见的便利店。因为拥有最多、距离民众最近的触角，连锁超商还承担着商品买卖之外的众多职能：最初是代收停车费，随后代收罚单税单；最初提供便当、咖啡，随后提供ATM存取款、飞机票、各类表演票代售，以至于有了一种说法，“就因为台湾的超商太便利，年轻人都不愿意结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