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这就是文化重心由北向南的迁移。在这个迁移过程中，曾经伴随着种种社会文化、教育、经济等方面的变化，并由此形成了中国社会新的历史格局，至今仍具有重大的影响。
　　
　　在宋朝时，文化重心倾向于南方得到明显的增强。“靖康之难”宋室南渡之后，人才聚集于南方，在已有的物质和经济基础的支持下，南方逐渐成为当时中国文化教育的重心，北方文化由此衰微。史载“宋室南渡，不惟文人学者从之而南，即将帅武人之生长西北者，亦多居于南方。举各地优秀之人，皆居江、淮以南，宜江淮以北之民族，逐渐退化也”。顾炎武对此也有论述，他说：北方遭遇金、元时期的战乱，在文学修养上不及南方了，北方人“求其习比偶、调平仄者，千室之邑，几无一二人，而八股之外，一无所通者，比比也”“故今日北方有二患，一曰地荒，二曰人荒”，认为北方文化教育已大大落后于南方。加上南方地区固有的气候温和、江河湖泊众多、适宜于农作物生长等良好的自然条件，一旦拥有较高文化的士人大量迁居于此，加以开发利用，经济便开始增长，南方的贸易、思想、文化等领域获得比较开放的环境熏陶，海洋文明逐步取代内陆文明。
　　
　　有了宋代文化南移的基础，发展下来至最后一个汉人统治的朝代——明朝，文化转移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有了很大的突破。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八月二日，朱元璋的军队进入大都，元朝至此灭亡。明朝控制了在长城以内地区的统治权。除了朱元璋的北伐，近代史上的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改革开放和思潮涌动的今朝，也贴上了“北伐”的标志，但成败是非，就不尽相同了。
　　
　　太平天国：邪教组织的革命
　　
　　1851年1月11日，广东花县人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发动金田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义军称太平军。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占领南京，改南京为天京。太平天国計执政13年，转战18省。太平天国提出了在当时看来比较先进的治国思想，但是不论是开端、过程还是结束，太平天国都是赤裸裸的邪教组织。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洪秀全与表亲冯云山、族弟洪仁（王干）从梁发《劝世良言》中吸取某些基督教义，后来自行洗礼，并在广东花县首创「拜上帝教」。太平天国的理论纲领都包括在《原道救世歌》、《原道觉世训》、《原道醒世训》等几本书之内。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声称结合西方基督教义、中国儒家大同思想、农民平均主义。不过，太平天国排斥儒家，称儒家经书为「妖书」。他们接受基督教上帝，教名为「拜上帝教」，但其实对基督教一知半解。后来有外国传教士试图向他讲述圣经的道理，反而被洪秀全斥为异端。
　　
　　郭廷以在《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一文认为：太平天国是一个低级的迷信，绝对的暴力集团，神权、极权、愚昧的统治，只為满足自己的无限慾望，丝毫不顾及大众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的白骨，满地的荆棘，丧失的生命最少为二千万至五千万。《太平杂说》作者潘旭澜先生在书中写道：“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是头领们利用迷信发动和发展起来的一支造反队伍。这种洪氏宗教，披着基督教外衣，拿着天父上帝的幌子，以中国奴隶主和封建帝王的腐朽思想、条规，对他控制下的军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夺与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性邪教。”
　　
　　1862年6月，马克思在最后一次涉及“太平天国”的文章《中国纪事》中，一反之前赞扬太平天国的语气，指出：“运动一开始就带着宗教的色彩。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显然，太平天国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太平天国的实际意义不言而喻。
　　
　　辛亥革命：功过参半的北伐
　　
　　19世纪90年代，不少人开始主张以暴力革命彻底推翻由满人成立的皇朝及帝制，建立类似法国及美国的共和政体。在1905年夏，孙中山在日本成功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在8月20日于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在《民报》（原名《二十世纪之支那》，为华兴会机关刊物，同盟会成立后易名民报）上阐述了这一观点。
　　
　　为激发民气、推翻清廷，孙中山公开号召同盟会员、革命志士宣传太平天国，宣传洪秀全，并以“洪秀全第二”自居，褒称太平天国诸领袖为“民族英雄”、“老革命党”。他鼓励留日学生刘成禺写出《太平天国战史》，亲自作序。但此书史实误漏之处甚多，史学价值是谈不上的，可贵之处在于公开反清，号召革命。
　　
　　有人说，辛亥革命成功了；也有人说，辛亥革命失败了。
　　
　　由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有“卖国”的行为，加上辛亥革命的果实最终还是被袁世凯窃取，即使推翻清王朝，成功得仓促，到手的乃是不彻底的胜利，中国反帝反封建任务并没有获得实质性的成功。所以，对辛亥革命的成就也只能是功过参半，成败参半了。
　　
　　改革开放：由南而北的胜利
　　
　　改革开放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经济政策、对外开放的政策。改革开放包括对内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我国的对内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土地承包责任制”，拉开了我国对内改革的大幕。
　　
　　1979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决定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试办经济特区，福建省和广东省成为全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省份之一。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之后，中国改变了过去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正式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改革掀起了新一轮的高潮。
　　
　　30年的改革开放，不光在中国，在国际上也有深远的影响。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年均增长率9.88％，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平均3.3％左右的增长速度；GDP从1978年的3645亿元增长至2007年的246619亿元。截至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4位，外贸总额位居世界第3位，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1位。
　　
　　改革开放是从南方发起的向北方的涌浪，选择在南方打开突破口无疑是正确的决策。邓小平高瞻远瞩地选择了沿海地区，鼓励南方杀出一条血路，打开国门，采取市场经济政策，使中国经济得到迅猛的发展。相对于先前的几次由南而北之战的最终失败，这次改革是具有历史正面意义的。
　　
　　文化漂流：博弈糅合的和谐
　　
　　随着宋代以来文化重心由北向南的迁移，文化在南方获得了普遍的洗礼，在这个氛围下，素有鄙夷意味的“南蛮”之称渐渐甩开。加上后来的政治动荡和经济发展，南方人在近代时期比北方思想上、生活上要显得开明和先进。
　　
　　改革开放以后，南方经济快速发展，对外来的新鲜事物和思想都有较早的接触和灌溉。无论是经济制度、商品贸易抑或西方思潮，都是从南方率先着陆，进而“问鼎中原”。影响从小到大，由微见著，小至家电、饮料，大至思维、言论，南方相对都比北方要开放得多。
　　
　　在政治上，南方的影响力也不小，拿最近些年的，广东老领导们谢非、李长春、张德江、王岐山等都是在广东锻炼过的，是政务阵线、经济阵线上的有力领导者，在广东的政绩斐然，在中央里也有很大建树。
　　
　　在言论上，南方的文化软实力也是极具特色，对真理真相真知的追求不亚于北方甚至西方。如具有代表性的南都、南周报业，受到了普遍的良好口碑，这也得益于文化重心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政策。
　　
　　兴许很多人都在困惑：为什么许多重大改革都选择在南方？通过这些历史史料和分析，可能会窥探出其中的奥妙和感悟出个中的端倪来。
　　
　　（文章原创于200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