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内政部长纳贾尔15日在首都德黑兰宣布，前首席核谈判代表、温和保守派总统候选人哈桑·鲁哈尼当选伊朗第11届总统。纳贾尔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在总计3670余万张选票中，鲁哈尼赢得1860多万张选票，得票率为50.71%。伊朗总统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总统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可连任一届。在选举中，获得超过半数选票的候选人赢得选举。分析人士指出，鲁哈尼从多名强硬保守派候选人的围堵中胜出，令人颇感意外。这匹“黑马”的出现，反映了伊朗民众“求变”的心声。
　　
　　在现任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执政的8年时间里，伊朗在外交上，特别是在核政策上采取了“不妥协、不投降”的强硬立场，导致其与西方国家关系全面恶化。其后果是，美、英、法、德等国联手对伊朗实施严厉制裁。西方制裁的后果从2011年年底开始显现：伊朗石油生产和出口大幅下降，与外国银行的金融往来被完全切断，本币里亚尔急剧贬值，通货膨胀不断加剧，失业率高企不下，民众生活水平严重下降。
　　
　　那么，伊朗这个中东最强大也最富有个性色彩的国家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我们不妨来看看它的前世今生。
　　
　　据史料记载，伊朗古称“波斯”。公元前6世纪古波斯帝国创造了灿烂的波斯文化。但从公元7世纪以后，伊朗一直处于动荡不安和遭受外族入侵的状态之中。到20世纪70年代，伊朗才完全收复了各种主权。伊朗的变革出现在一战后的巴列维王朝。巴列维国王认识到必须通过革新才能强国，因而推行政教分离和“全面西化”的政策，强行要求伊朗人改变自己的宗教传统和风俗习惯。巴列维提出以土改、工人入股分红、出售工厂股票、在农村开展卫生和扫盲运动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改革计划”。这一以世俗化和现代化为核心的改革计划又称“白色革命”。巴列维政权这一亲西方的政策又一次使伊斯兰教什叶派遭受重创，大批宗教人士受到排挤甚至流放。由于这项改革脱离国情、触及宗教人士利益，造成经济严重失调，贫富悬殊加剧，各种社会、宗教矛盾激化，各地动乱不断升级。
　　
　　1978年元旦，伊朗已经陷入伊斯兰革命的狂潮之中。翌年二三月间，不但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王冠落地，而且巴列维王朝也寿终正寝，在伊朗延续了2500多年的君主制的历史随之终结。
　　
　　伊朗君主制的灭亡，除了因为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不平衡或脱节最终导致政治体系的危机与更迭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伊朗社会因为改革不彻底而带来的新旧杂存互相牵绊。正如《变革中的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废除国王建立共和国》一文中指出的那样，伊朗社会这种因为改革不彻底而带来的新旧杂存互相牵绊决定了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君主制的脆弱性和过渡性。在现代伊朗，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君主专制主义迟迟未能退出历史舞台，同时宪政主义深入人心，这种根本性的困境尤其突出。除了40年代短暂的宪政主义时期以外，巴列维王朝的君主制一直存在形式与内容的尖锐矛盾，即形式上采用现代君主立宪制，实际上却与传统君主制大同小异。君主立宪名不副实使巴列维王朝缺乏稳定的现代政治合法性。因此，巴列维王朝尽管有时表面风光，其实异常脆弱，危机频仍，其突然崩裂实非偶然。此外，这场伊斯兰革命的成功还跟其领导人霍梅尼的个人性格息息相关。霍梅尼意志坚强，目标明确，政策和策略灵活而精明，表现出惊人的政治才能和超凡的政治魅力。他利用什叶派教士和机构的政治能量、国内外形势提供的机遇和对手的软弱无能，创造了一个令世人目瞪口呆的政治革命奇迹。他运筹帷幄，遥控指挥，联合各派反国王势力，分化瓦解政敌，稳住西方，使军队中立，建立伊斯兰共和国，无往不胜。有西方学者认为，霍梅尼之于伊朗革命，犹如列宁之于俄国革命，毛泽东之于中国革命，不无道理。
　　
　　遗憾的是，君主制虽然被推翻了，建立起来的却是个政教合一的国家。1978年12月，伊朗举行公民投票通过新政权成立后的第一部宪法。根据宪法，伊朗实行政教合一、神权高于一切的政治体制，最高宗教领袖霍梅尼为伊朗国家最高领导人。1989年4月，伊朗对宪法进行了部分修改，强调伊斯兰信仰、体制、教规、共和制及最高领袖的权力不容更改，同时对领袖的产生以及行政、司法和立法部门等方面的规定作了修订，使伊朗的行政、司法和立法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根据宪法，领袖是伊朗国家最高领导人，也是伊朗政教合一的象征。领袖的权限包括任免宪法监护委员会（宪监会）宗教成员、司法总监、音像组织主席、武装部队参谋长、革命卫队司令以及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的司令；宣战或宣布停战；协调国家三权机构领导人之间的关系；颁发总统委任状，在总统有渎职行为或议会认为总统政治上无能的条件下罢免总统等。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伊朗是典型的政教合一的国家。伊朗总统是没有实权的，实际的权力在宗教领袖那里。关键是军权和革命卫队的指挥权和国家安全机构的控制权在宗教领袖那里。宗教领袖由专门机构推举，终身任职，所以是最顽固最保守的势力。总统实际是受宗教领袖的制约。如果总统比较开明，比如过去的阿塔米，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如果总统比较顽固保守，比如现在的内贾德。就放任他在前台表演。万一砸了还有宗教领袖维持。宗教领袖可以采取各种手段影响总统选举。也因此，伊朗跟现代民主社会格格不入矛盾多多——这一点在它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关系上表现具足。
　　
　　从历史上看，伊朗所以跟西方国家关系紧张原因首先是因为自身条件。伊朗位于世界最大石油产地波斯湾地区中心，占据着霍尔木兹海峡周围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田，还控制着通过波斯湾把里海盆地的能源以最低价格和最短路线运送到世界市场的通道。伊朗也是里海和东地中海这片广大区域中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这个地区最大的工业基地。因而，伊朗不仅历来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而且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一种复兴波斯帝国的雄心使其对外政策易于趋向强硬。
　　
　　其次，则是因为了政教合一为基础的伊朗政府所信奉的伊斯兰教有偏向极端的倾向。正如我们在《伊斯兰教能保证利比亚顺利转型么？》一文中指出的那样：伊斯兰教这种没有偶像崇拜的特征一方面可以为现代民主开辟道路，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导致信奉者妄自尊大自行其是从而引发极端主义甚至恐怖主义。伊朗在伊斯兰革命成功之后就首先宣布，以不结盟原则作为对外关系的基础，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再接受任何超级大国影响。为此，伊朗退出中央条约组织，加入不结盟运动，还取消了购买西方国家武器的大批订单。伊朗领导人强调，只有通过不结盟方式，才能实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无论和东方还是西方国家结盟，都不符合伊朗的宗教、政治和文化利益。而且和任何国家集团结盟，都会使伊朗的政策选择受到限制，难以独立自主地发展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外交关系。
　　
　　此外，伊朗跟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关系紧张，还因为伊朗在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斯兰革命激进分子为了迫使支持建立世俗化民主制度的温和派人士同意建立神权政府，制造一系列和超级大国决裂的事件。1979年11月4日，伊斯兰激进分子占领美国大使馆并扣留美国人质，两国之间的冲突与仇恨也很快发展到顶峰。从那以后，美国和伊朗一直未能实现关系正常化，双方矛盾则不断加剧。特别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伊朗的谴责与制裁，美国支持阿拉伯世界遏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和伊拉克1980年入侵伊朗，都导致伊朗的反美倾向不断加强。
　　
　　从现实层面看，伊朗危机也有其必然性。因为伊朗一旦拥有了原子弹及其运载工具，则不仅将打破中东以及整个世界的核均衡，引发又一轮全球范围的核竞争；而且将直接威胁美国及其盟友尤其是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象伊朗这样一个军权和革命卫队的指挥权和国家安全机构的控制权都在宗教领袖那里典型的政教合一国家有了核武器，的确是西方国家的恶梦。因此，伊朗民众只好用手中的选票选择伊朗未来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至少不是跟国际敌对的路。
　　
　　今天的中国跟伊朗也有相似之处，中国如何从伊朗的遭遇中吸取教训尽快融入现代文明体系，或许是今天中国人不得不面对和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