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小城市将很快取消户籍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农民的世袭贱民身份，跳出从1958年至今的户籍轮回。

　　6月26号，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作了《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

　　城镇化轮廓浮出水面：人的城镇化比土地城镇化更重要，以城市群方式节约资源。对人口城市化，相关表述为“按照因地制宜、分步推进，存量优先、带动增量的原则，以农业转移人口为重点，兼顾异地就业城镇人口，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

　　户籍制度松绑路线图勾勒出，先放开小城镇与小城市落户限制，而后放开中等城市，最后是大城市--大城市户口依然具有极高的含金量，小城镇是吸引农村人口的主力，如同大量卫星，拱卫在城市群核心城市的外围。城市群建设成功时，这些外围城市与核心城市形成互相依赖的主体。比方言之，中国的一个个城市群如同一个个银河系，最后构成壮观的城市宇宙。

　　这是渐进的户籍改革之路，在没有建立公共财政体制与均等的公共服务之前，彻底放松户籍的结果，结果一定是巴西式的贫民窟模式，而非日本、韩国式的有序模式。

　　对于城市化的成本不妨考虑得严重一些，再严重一些，如此才能在推进时有备无患。

　　我国伪城市化现象严重。在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2000年以来，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6个百分点，2012年城镇化率达到52.57%,实际进入城市户籍体系的城市化率仅为30%多。

　　据公安部统计，从2010到2012年，全国农业人口落户城镇的数量为2505万人，平均每年达835万人，进入城市的人口超过了每年的净增长人口。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2年末，中国共有13.54亿人，比2011年年末净增669万人。每年农业人口大比例流入城镇，意味着农村居民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将逐渐下降。不可忽视的是，有2亿多农民工及其随迁子女纳入城镇人口统计，但他们的下半截仍在农村，从福利保障属性论，依然属于农村居民。

　　市场自发的城市化，会通过生活成本、就业压力向市场传导迁移的最佳城市，而我国是行政主导下的城镇化，人口迁移路线取决于政府的规划与城市资源集中程度。

　　放松小城镇户籍限制的最大障碍是，小城镇的财政压力如何解决。多数小城镇远离大城市，土地溢价不高、就业机会稀缺、市场中行政色彩浓厚，无力解决农村居民落户的长期成本。

　　解决财政问题的良方是培育较高的土地溢价，前提是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合理的税收制度，导入企业与市场。根据徐绍史先生的报告，从2000到2011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76.4%，远高于城镇人口50.5%的增速，城镇建设用地年均增长110万亩以上，但开发强度普遍偏低，工业用地容积率一般只有0.3-0.6,而发达国家和地区一般在1以上。我国的土地使用效率不及发达国家的一半，说明各地在财政压力下，不断推出低价土地甚至以零地价吸引企业，饮鸩止渴。单位面积创造的GDP远不及经济发达地区，廉价甩卖土地无法提升质量。

　　目前我国大城市土地溢价极高，说明已经形成了一定的集聚能力，这些核心城市内部首先要取消农村与城市户籍的区别，而后在这些城市群之外培育核心城市顺理成章、事半功倍，北京将城市群扩展到河北的小城镇，而上海扩展到苏南、浙北等小城镇，以轨道交通带动一体化，吸纳有就业能力的人口，既顺应市场、降低成本，又培育了城市群，可谓一举三得。

　　城市群的吸引力，如水顺势而流，从核心城市流到卫星城，而后流到较小的城市群，除英美等国之外，其他国家大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