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政府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得在政府机关、体育场馆等公共场所吸烟。但该指令未能阻止今年全国两会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外吞云吐雾。在拥有全世界约1/3烟民的中国，香烟便宜且无处不在，互相发烟相当于一种社交礼仪，就像握手一样。但激增的医疗费正迫使政府考虑出台更严厉的法规。

这是3月10日美国彭博新闻社题为《中国禁烟令面临打破习惯的障碍》报道的描述。该新闻社写道，鉴于控烟有益于健康，中国从更健康人口中获得的收益，将逐渐使目前每年5800多亿的烟草税收相形见绌。2013年中国的医疗卫生预算为2602.5亿元，较前年增长27%。

客观的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拥有那么多的烟民——每两个男人中就有一个抽烟成瘾。目前中国烟民超过3.5亿，这几乎达到了美国的人口总和，年卷烟消费量约17000亿支。

中国于2003年开始控烟，但10年来抽烟率仍居高不下，烟草消费量也未减反增。与此相伴的是，每年有超过一百万的人死于尼古丁中毒。政府所有禁烟尝试到现在为止都宣告失败。一方面，国家采取了强有力的限制烟草专卖的反吸烟措施。另一方面，人们在抗拒着约束。

其实，中国存在禁烟难，从最根本的说还是在于建立在烟草帝国之上的财政依赖。在国内，“禁烟难”涉及到如何对待烟草产业这个“税收大户”问题。

由于烟草行业本身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控烟的“负效果”会削弱“利益攸关方”的积极性。烟草公司基本上不向社会公布业绩，但从税收情况可以想见利润的丰厚。在全国纳税十强企业中，烟草企业更是占有三个席位。

一直以来，政府决策层对烟草实行了专卖专营政策，将烟草工业收归国有，对卷烟销售、管理实施国家经营。特别是《烟草专卖法》的制定和颁布，以及《烟草专卖管理实施条例》的实施，进一步强化了烟草行业的“统一领导、垂直管理、专卖专营”的体制，使烟草生产、销售、管理更加规范。

如此看来，中国烟草业像一个传染源正在向全国传播疾病和死亡。这主要是由于烟草公司利用其财富影响力，创造了一个有利的促进吸烟的环境。烟草业通过使广告和促销限制最小化，阻止有效的烟草控制政策，例如高税收、烟包上的图片警语、无烟的工作环境和公共场所、积极的柜台营销媒体活动以及广告禁令。

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表明，如果以一个国家当年的烟草税为基数，那么20年后，这个国家将不得不用当年烟草税的2.8倍来为其带来的健康危害买单。今天“烟草财富”越多，就意味着社会将为之付出的代价越大。

烟草业利润开始占据首要地位——这很像资本主义的激励规则。但多年改革之后，中国仍不具备市场机制的全部特征：分权、自由进入和自由竞争。和上世纪90年代相比，烟草类企业的集中度不是减弱了，而是在不断提高。无论如何解释与拔高，无法回避的事实是：烟草利益集团正在以前所未有势头扩张，而其扩张的边界同时正在消失。

2011年公布的《控烟与中国未来》报告显示，烟草产业现阶段是“纳税大户”，但无论从经济净福利，还是社会净福利看，烟草业对中国整个社会都是负贡献，其产业的利益是“黑色的利益”、“带血的利益”。

换句话说，中国烟草利益集团成长的过程充满野蛮与霸道，所不同的是他们更多地靠打出有力的商业拳头而非依靠先天的政府资源。

再说，政企不分的中国烟草专卖体制将监管者和经营者混为一体，控烟要付诸实施，必然损害烟草利益集团。中国烟草业的税利来源于垄断和政府定价，不是真正赢利。长远来说，烟草业创造的社会价值弥补不了人们抽烟带来的经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