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查理周刊》事件持续发酵的同时，在遥远的西非，人们并不陌生（或至少名字不陌生）的原教旨极端团伙“博科圣地”（Boko Haram）正在制造着恐怖、暴力、仇恨，以及混乱。

从混乱到有序的媒体报道

“博科圣地”此轮制造的恐怖，是在去年底、本年初开始为区外所广泛知晓：或是一些非政府组织向几家英国媒体爆料，或是相反，或两边互相爆料，总之自1月3日起，数家知名英国媒体开始集中报道“博科圣地”在西非乍得湖附近、邻近乍得-喀麦隆-尼日利亚边界的尼日利亚博尔诺州所发动的大规模袭击行动。

这些媒体称，“博科圣地”此番行动针对平民目标，并造成了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一度曾曝出“2000多人”的骇人数据，有人并借此指责尼日利亚政府或国际社会“厚此薄彼”，对尼日利亚境内的恐怖暴行漠不关心。这一数据因“博科圣地”首领阿布巴卡尔。谢高（Aboubakar Shekau）在Youtube上的高调露面（但并未谈及“杀敌”数字），和尼日利亚驻美国大使阿德福耶（Adebowale Ibidapo Adefuye）一度在美国引用，而为国际社会所广泛采信。

但即便在最混乱的几天里，人们也有不少怀疑：这个组织2002年就成立，并曾经发动过大规模武装叛乱，即便如此，一般认为在长达12年冲突中，该组织总共造成的死亡人数为1.3万，另有150万人流离失所，短短几天、规模远逊于2009年叛乱的行动，很难造成如此规模伤亡，更何况在非洲腹地，兵荒马乱之际，数据统计本就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事实上，上述媒体在披露数据时也使用了“May be”（或许）等含糊其辞的字眼，并在几天后的后续报道中悄然将这个“May be”的数字也缩小到原先的1/10，几天后，尼日利亚外交部发表官方统计口径，称“被害总数不到150人”，而前述媒体则悄然将“May be”数下调至“数百人”。

由于信息来源稀少且不可靠，州外媒体在网络时代减少投入、削减在非人数、网点密度，裁减有经验的资深驻非洲媒体人（因为要价高），又造成数据核实方面的困难，他们许多时候只能依靠网络爆料和道听途说，一些受害者群体为引起国际关注习惯性放大“灾情”，而“博科圣地”的谢高早就被戏称为“Youtube恐怖大师”，通过谣言放大自己力量，制造恐怖氛围，从而扩大自身影响力，正是其求之不得的。

那么，尼日利亚政府官员信息披露的自相矛盾，又是怎么一回事情？

阿德福耶大使曾于去年11月11日猛烈抨击美国“不仗义”，不愿向尼日利亚提供杀伤性武器，称“否则我们早就打败恐怖分子了”，将伤亡说得更大，显然有助于向美国“哭穷”要援助；而尼日利亚政府正饱受“不作为”压力、指责，当然要把伤亡说得小些。

随着事态的发展，众多媒体的纷纷到位，和更多一线难民的叙述开始构成“信息链”，关于此次“博科圣地”恐怖袭击行动的细节和真相逐渐清晰起来。

去年12月22日，喀麦隆军队成功清除了设置在本国北部基尔韦迪格（Guirvidig）的“博科圣地”训练营，解救了一批正接受训练的7-12岁儿童，作为报复，今年1月3日起，该组织在尼日利亚博尔诺州境内连续袭击、洗劫了至少16个市镇，这些市镇集中分布在乍得湖流域，包括商业中心巴加（Baga）一些惊恐万状的村民表示，武装分子乘坐皮卡或骑着摩托车闯入居民点，然后不分青红皂白开枪，许多村民逃入树林，却仍遭到摩托车手的追赶和射击。至于上网数据，正如博尔诺州州长卜卡尔（Musa Bukar）等人所言，鉴于现场混乱、信息闭塞，真实伤亡情况其实谁也说不清，在乍得、尼日利亚边境可能有两万人流离失所，仅乍得湖上一座物资匮乏的小岛就挤了560多名避难者。

大赦国际组织称，1月18日“博科圣地”在喀麦隆北部绑架了60人，其中大多是妇女儿童，这条消息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去年4月绑架223名尼日利亚女生的恶性事件，但尚未得到其它消息来源证实；1月21日，喀麦隆政府宣布前一天在彭代里（Bondéri）地区围剿“博科圣地”获胜，救出了自去年7月起一直被绑架的德国人质尼茨。艾伯哈德。罗伯特（Nitsch Eberhard Robert）；同日，尼日尔军方表示，“博科圣地”武装正觊觎尼日尔境内目标，在乍得湖东岸约贝贝河一带，“博科圣地”武装分子和尼日尔军队隔河对峙，其标志性的白色旗帜随处可见。

1月20日，正当16个国家代表齐聚尼日尔首都尼亚美，讨论如何协调打击“博科圣地”问题之际，“Youtube恐怖大师”谢高发布视频，对乍得总统代比（Idriss Déby Itno）、尼日尔总统伊素福（Mahamadou Issoufou）和喀麦隆总统比亚（Paul Biya），讥讽他们是“只敢群殴不敢单挑的胆小鬼”，别有用心的利用《查理周刊》事件，指责他们“和侮辱先知的法国人沆瀣一气”。他在视频中首次承认“博科圣地”对巴加屠杀负责，并挑衅式地高叫“我打你们了，你们有种打我么”。

“博科圣地”制造的恐怖

事实上，“博科圣地”是一个不太规范的缩略语，该组织目前正式的名称，叫“伊斯兰教传统的追溯者和圣战者的联盟” （Jama'atu Ahlul Sunna Lidda'awati Wal Djihad），而“博科圣地”是豪萨语缩写，意思是“西方教育是罪恶”。

顾名思义，这个组织最初的宗旨，就是反对在穆斯林中推行“西方教育”。该组织的创始人穆罕默德。优素福（Mohamed Youssou）认为，尼日利亚北部说豪萨语、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的豪萨-富拉尼等民族，一贯恪守伊斯兰教的清规戒律，历史上建立过强盛的“豪萨七邦”，之所以近代以来境遇每况愈下，正是因为“西方教育蛊惑人心”，导致豪萨语地区“人心不古”，偏离“正确轨道”。要想挽救社会命运，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归《可兰经》指引的方向，实行教法治国的沙里亚法，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禁绝“西方教育的恶果”。

该组织脱胎于“尼日利亚穆斯林兄弟会”，优素福时代主要战法是正规战，即通过清真寺、讲经学校等体系半公开鼓动信徒，和政府军决战，在在尼日利亚北部四州（卡诺、博尔诺、包奇、乔贝）建立独立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脱离尼日利亚联邦，并在“新国家”里驱逐一切“西方教育恶果”。为此，他必须把政府机关、军警和学校，当做袭击的目标。在博科圣地的“第一王朝”即优素福领导的时期，这个组织的确将暴力矛头指向上述机构，而很少袭击不相干的平民目标和外国人。

这种战法的高潮，是2009年7月27日的“北四州暴乱”，优素福突然发难，发动数以千计信徒，在北四州同时袭击多处警察局和政府办公机关，所过之处杀死异教徒，强推沙里亚法，宣称“建国的时刻到了”，但仅隔一天，联邦军就大举出动，至30日就彻底平息事件，优素福男扮女装逃亡被捕，有争议性地死去，短短4天里仅官方数据就有270人死亡，而非正式统计数据则称死者多达600-700，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人口多达5万以上（这组数据也能反衬出此前英媒的“May be”究竟有多大水分）。

谢高接手后，改变了优素福公开活动、正面对抗的模式，转入地下、小组活动，采用了“基地式”的袭击方式，且经常袭击外国游客、志愿者和平民目标，目的则在于绑票勒赎。

不论优素福或谢高，都是非常复杂的矛盾体：这些带头反对“西方教育”的极端领袖，几乎无一不是“西方教育”的成果：优素福本人是大学生，而据尼日利亚着名学者扎卡里亚（Hussain Zakaria）表示，博科圣地最初一批骨干，几乎清一色的大学生、研究生，能说流利的英语，而有人曾目睹优素福坐着豪华奔驰汽车呼啸而过，他和他的四个妻子、12个儿女也从不拒绝现代奢侈品——尽管按照他自己的教义，这些都是万万不该存在、连想也不能去想的；至于谢高，认识他的人称他举止文雅，行为安静，在伊斯兰教义方面有很深造诣，应该受过高等教育。他自称以前是阿訇、神学家，但无人知道是否是真话。除了恐怖袭击和绑票，他喜欢的另一种骚扰手法是上网：在网上，他给人以记忆力惊人、辩才无碍的感觉，喜欢炫耀自己的勇敢，甚至不讳言2010年7月大腿挨了一枪；他常常嘲讽军警的无能，并吹嘘自己拥有坦克。他还特别喜欢在演说中引用可兰经文。

谢高时代“博科圣地”最为人所熟知的劣迹，是去年4月14日绑架女学生并将之分配、转卖，和去年5月17日袭击喀麦隆北部瓦扎（Waza）地区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六工程局宿营地（造成1名中国人受重伤，10人失踪）。去年9月起，“博科圣地”忽然恢复了优素福时代的活动方式，在博尔诺州等地攻城略地。

国际社会的努力和无奈

由于“博科圣地”和基地组织等的关系，自2012年起开始受到国际关注。

2012年一份联合国特派团报告指出，在2011年夏天，有证据显示，基地组织在马里北部组织的训练营，有来自尼日利亚和乍得成员参加，博科圣地的活动从尼日利亚北部，蔓延到尼日尔、喀麦隆和乍得。

一些分析家指出，拉登死后，基地组织着力经营非洲的“原教旨通道”，即自北非经萨赫勒地区至西非，再自西非向东，经乍得、索马里，通过红海和也门联系，在北非，基地组织的盟友是“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IM），在萨赫勒地区是“伊斯兰后卫（Ansar Dine）”，再往南，则是活跃在西非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等地的“西非圣战组织”（MUJAO），自西非向东，则是“索马里青年党”（HSM）。

“北方四州”恰是这条“原教旨通道”的枢纽所在，许多分析都指出，博科圣地正是基地组织布置在这个枢纽上的关键棋子。

如今“基地”的声势虽有所削弱，“伊斯兰国”（ISIS）又异军突起，素来善于投机的谢高又不失时机宣布，“博科圣地”将效忠于ISIS。

国际社会之所以头疼，一方面是因为自身力量有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博科圣地”集中活动在乍得湖流域“四不管”地区。

由于经济治理欠佳，贪腐和行政效率低下问题未得到改善，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在北四州的行政治理能力向来虚弱，去年女童事件发生一个多月后政府居然都没能做出反应，其颟顸可见一斑，按照西非的标准，尼日利亚军队堪称装备精良且有丰富作战经验，是非洲维和的常客，但在北部穆斯林地区驻扎和从事绥靖任务的，则多是一些二三线部队和训练单位，他们装备落后，士气低落，当地媒体记者曾表示，一些政府军明明获胜，却因装备太差不敢追击，而某些时候，政府军士兵甚至发现自己不得不用AK-47去对付对手的重机枪和火箭炮。

最大的薄弱环节，则并非尼日利亚，而是喀麦隆。

喀麦隆政府发言人巴卡里（Issa Tchiroma Bakary）日前坦言，喀麦隆军队尚无力在边境上形成对“博科圣地”足够的军事压力：精锐的BIR特种部队有一定战斗力，但人数有限，即便防守要地也不敷使用（瓦扎袭击事件就是因为BIR部队被调去彩排国庆阅兵，而被钻了空子），要保护普通民用目标和外国游客则更力有不逮，喀麦隆北部联合军区司令科济（Jacob Kodji）上校和BIR快速反应营指挥官埃巴雷（Léopold Nlate Ebale）均指出，“博科圣地”利用乍得湖“四不管”地区各国边境犬牙交互的状况避实击虚，并在军事实力最弱的喀麦隆境内设立许多军火库和训练营地，瓦扎等地有沦为“博科圣地”国际性大本营的危险。

在雨季，军事行动受到限制，“博科圣地”也偃旗息鼓，休养生息；到了旱季，河流、沼泽纷纷干涸，这样一来，四国边境几乎处处敛裳可渡，这无形中令原本不敷分配的各国、尤其喀麦隆政府军兵力更加捉襟见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