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现状、水平和发展趋势

•  首先,在价值观的理解上,研究者倾向于采用借鉴西方和吸收哲学界定义两种方法,没有形成心理学领域共同认同的界定;

• 第二,在研究取向方面,与社会层面和个体层面的价值观研究相比,文化层面的价值观研究占主流地位且影响较大;

• 第三,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除理论研究外,实证研究主要以问卷法为主,研究对象多取自青年群体尤其是大学生和中学生群体,研究地区也多局限在几个主要的大城市,并且,共时性现状研究明显多于历时性的追踪研究;

• 第四,在研究内容方面,综合性研究要多于某单一价值观纵深探讨;

• 最后,中国人价值观研究的进一步走向将是建立概念共识、强调方法的多元化和历时性追踪研究，并重视探讨价值观和行为的关系和及价值观教育问题 

对于唐山大地震的研究，现在国内只有几个团体做过或是正在做，资料不是很充足。原因有以下几方面。唐山大地震发生于1976年，当时科技并不发达，国家也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投入到救灾中。

当时采用的最常用抢救方法就是用人力，采用机械的都比较少见，因此能把人抢救出来就很不错了。大批大批被掩埋的群众需要抢救，已经抢救出来的受灾群众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心理安抚和心理危机干预，造成了严重的心理疾病。

另一方面，中国心理学的发展较晚，起步较迟，从事心理学工作的人员不多，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心理学几遭废除，直到1978年后心理学才重新招生，百废待兴。因此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几乎没有心理学工作者参与到其中的抗震救灾。在随后的这三十多年里，也没有太多的心理学力量参与唐山大地震，当年唐山受灾的人民成为了被忽略的一代！

• 其中，在为数不多的资料中，我们必须提到下面几个研究：

 1、四川地震对上海青少年的生命影响及其教育意义（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 徐浙宁；上海市黄浦区教师进修学院 吴立云）

2、 5.12地震前后灾区大学生生命价值观比较   （张研、向燕辉、郑涌、吕建国、尹茜、陈寒）

3、大学生生命价值观量表的编制（胡海青、李燕兰、王小桃）

4、生命价值观概论（西南政治学院 曹祖明）

其中“5.12地震前后灾区大学生生命价值观”比较较为贴近我们的课题。他们采用自编大学生生命价值观问卷(LVS)分别三次对灾区大学生进行测试：5·12地震前1年、震后2周、震后5个月，得出以下结论：

(1)自编的大学生生命价值现问卷(LVS)包括存在价值、目标价值、规则价值三个难度，探索性与验证性因素分析证明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2)在LVS总分和其存在价值维度上，震后2周得分均高于震前1年和震后5个月，(3)在存在价值取向难度上，女生震后2周和震后5个月得分显著高于男生；理科生震后2周得分高于震后5个月和震前1年，理科生震后2周得分显著高于文科生，(4)在规则价值取向维度上，文科生震后2周得分显著低于震后5个月，文科生震后2周得分显著低于理科生。

         另外“四川地震对上海青少年的生命影响及其教育意义”这一篇也为本次实践提供了一定依据。文章通过对538名上海青少年震后一个月的生命观、生命关系及日常行为等调查，结果显示：四川地震对青少年具有广泛的生命影响，激发了青少年对生命价值和死亡的思考，改善了青少年对自我、对他人、对社会的认识，“助人”、“珍惜时间”等正向行为显著增加；同时，挑战了青少年的生存安全感。文章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四川地震对上海青少年的生命影响；二、四川地震所蕴涵的生命教育意义。我们截取了第二部分的相关内容，作为我们理论的一个参考。

“这场灾难让青少年亲眼目睹生与死的抗争、生命的力量与局限，以及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及人与宇宙世界之间紧密相连的关系，使他们对自我、他人、社会、自然及宇宙世界的认识发生了改变。这些正是生命教育所包含的内容，也是所期待的目标。就本次调查结果而言，认为震后青少年尤其需要的生命教育有：（1）突发事件应急训练。48．2％的受调查青少年没有或很少接受过防震方面的教育和训练，因此有必要让他们在相关训练中提升技能，增强心理控制感，重建世界安全感。（2）死亡教育。相关分析显示，“想到与死亡有关的问题”与震后青少年的焦虑、应激反应有非常显著的关系。这表明，四川地震使五成以上的青少年产生不同程度的死亡焦虑，其中11．5％的可能存在过度焦虑。但有趣的是，研究发现：死亡焦虑与青少年的“与家人在一起”、“帮助他人”、“节约零用钱”、“珍惜时间”等日常正向行为呈显著正相关（p<．01），而与“上网打游戏”呈显著负相关（p<．05）。这表明，虽然四川地震引发了青少年的死亡焦虑，但也促进了他们珍惜生命及生命关系的正向行为。因此，如果能对青少年及时跟进“死亡教育”，使他们不仅因死亡而敬畏生命、珍惜生命，而且能够将死亡看成生命的一部分，从而超越死亡焦虑，用积极行为来展现生命，升华生命的价值。（3）生命局限教育。如前所述，近四成的青少年对“生命局限”的认识存在误区，且相关分析发现，越是拒绝认同“生命局限”，越可能出现远程应激反应，如：对地震过度紧张、产生无助感或过度焦虑等，以致影响日常的学习、生活或情绪状态。因此，“生命局限”教育有助于青少年了解生命的缺憾与不完美，理解自我、他人、社会、自然和宇宙世界的有限性，敢于表达和接纳生命中的局限，比如：弱点、失败、负面情绪、矛盾冲突等，养成对自我、他人、社会等更完整的认知，从而在遭遇“逆境”、“痛苦”时合理归因，预防自杀或伤害他人等偏激行为的出现④。

        “生命教育的兴起，缘于社会环境变化导致青少年问题突出⑦。所以，从本质上讲，生命教育的立场，从一开始就过多倾向于“问题视角”，以预防青少年自杀或伤害他人、矫正青少年的不当生命观为基础，在教育实践中难免将青少年置于教育的对象或客体，在教育内容上偏重“警戒性”，比如选择青少年自杀、校园暴力、弑亲惨案等负面案例作为警戒内容，而忽视了青少年自身的“生本能”与人本主义所强调的“自我实现”趋向。“问题视角”的生命教育，其逻辑基础在于：为了使青少年不做有损生命的事情，就应该让青少年懂得“血的教训”。而四川地震中所蕴涵的生命教育逻辑恰恰相反。本调查显示：相对废墟、伤痛、死亡等负面信息而言，青少年接受的救援、幸存、重建等正面信息越多，对地震的心理控制感越强，青少年对与自我、与他人和与社会的关系认同越积极。也就是说，积极正向的生命信息更能激发青少年内在的生命意识，尤其是可能的自我生命教育。事实上，从行为理论看，“警戒性”的生命教育犹如“惩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极行为，但也无形中充当了“惩罚的榜样”，使青少年习得惩罚的有效性。对于社会性发展和自我控制能力有限的青少年而言，一旦处在激烈的情绪状态中，难免会滥用惩罚，导致暴力或自伤行为。而积极正面的生命影响犹如“激励”，以告诉青少年可以做什么的方式来养成青少年的生命习惯。“惩罚”与“激励”都是生命教育中所需要的，只是对于年龄尚小的青少年而言，“激励”的效果可能更好。另一方面，四川地震中同学相互救助、学生救助老师的感人事迹，也使青少年成为“生命影响生命”的主体，增强了青少年朋辈的生命效能感。就上海青少年而言，调查显示，95．3％的青少年都认同“每个人都可以为灾区做点什么”，96．7％的有实际想法，表示如果有机会将带给灾区小朋友生活用品、玩具、精神食粮等。这些都显示了青少年自身生命的价值所在。“

       “四川地震对上海青少年的生命观、生命关系、日常生活方式等带来了显著影响，激发了青少年对生命价值和死亡的思考，提升了青少年的自我效能感，改善了青少年与父母、与老师、与朋辈的关系，增强了青少年的社会归属感与责任意识，促进了青少年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同时，也挑战了青少年的生存安全感。这些都表明四川地震蕴涵着丰富的生命教育意义。家庭、学校和社会应加以利用，将这场灾难转化为对青少年生命教育的宝贵财富。”

        由上可以看出，关于生命价值观的研究还是不少，但大多数或者是对于现状的描述，尤其是大学生群体，或者是地震对于他人生命价值观的影响，都非直接研究亲地震者的生命价值观。而直接描述的那个是短期的、当时的改变，对于地震发生三十多年后已经稳定了的生命价值观的研究则没有。而从网上的言论、相关书籍中可以看出，大地震对于人的生命价值观确实是影响了不少，也愿意去谈论，愿意用自己的经历去告诉更多的人热爱生命。我们的研究水平可能不会很高，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理论空白，且具有参考价值。

        如今生命价值已成为一个很严峻的课题，从事相关研究的人越来越多，相信随着人们对于内心的关注，国内的心理学水平会迅速发展，对于生命价值观的研究也将越来越多、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