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期《南方周末》有篇特稿《复制“贱民”》，详细描述了南京饿死自己两个幼女的母亲乐燕的人生轨迹。

　　报道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乐燕被外界塑造为一个无知、堕落和狠心的母亲形象。9月18日，她站上被告席，面对愤怒的大众，在最后陈述中，半陈述半提问地说：“一个从来没有得到过爱的人，怎么给别人爱？”

　　请看乐燕的人生轨迹：

　　她的母亲来自南京郊区的农村，在打工的中途认识了她的父亲，一个沉默的技校学生。那时，乐燕的爷爷在国营南京汽车厂工作，计划经济养成的工人阶级的优越感让他无法接受一个农村的儿媳，坚决反对儿子结这个婚。

　　1991年12月，乐燕出生，没过多久，她在饭店当服务员的母亲，因为在公交车上偷窃，被判两年劳教，解教后远走他乡；而她的父亲，则因盗窃罪，永远失去了顶父亲的职成为工人的机会，一样出走外地。

　　从此，乐燕便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老人出门时，常常把乐燕关在家里。这让她变得暴躁而阴郁，比如从窗台往外乱扔东西，一个人在屋子里大喊大叫。

　　而最关键的是父母未婚生育，乐燕不能上户口——是“黑户”。

　　对一个孩子来说，“黑户”最大的影响的是，乐燕一直无法上学。直至2001年，她10岁，才在社区的安排下走进附近的小学。

　　此时的乐燕人格已扭曲。老师很想帮她，可没法接近她，“她总是用很仇恨的眼光看我们”。到2004年，乐燕辍学回家，这年她13岁。然后，某一天，她离家再也没有回来。再往后，就是流浪街头，沦落风尘，并染上毒瘾。有了孩子（当然也是黑户），便把自己不幸的童年复制到两个孩子身上，常让她们在家“像坐牢一样”，以致她出门寻毒品数日不归，将两个孩子饿死。

　　据这篇特写透露：在中国（大陆），“黑户”数量已达1300多万，几乎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1%。

　　这是多么可怕的数据呀！

　　我们首先要关切是这些孩子的命运。用明代县令和画家郑板桥教育孩子善待奴婢的话说：“此亦人子”——他们出身虽然卑贱，也是人生父母养的！

　　无论他们的父母是谁，他们是怎样来到人间的，根据现行《宪法》第三十三条“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他们有权享受公民权利。我国的《婚姻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

　　在非婚生子女如何上户口的问题上，大部分地区的公安局派出所要凭婴儿的出生证，有的地区还需要进行亲子鉴定，这不是歧视，是为了防止拐卖儿童和非法收养；还有一些孩子没能上户口，是父母超计划生育而不愿缴纳“社会抚养费”，或者干脆就是生父生母不具备做父母的“资格”因而无钱可缴（按规定，乐燕生第二个孩子应该缴“社会抚养费”，她母女连吃穿都没保障，哪有钱交）。

　　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不上户口的理由有千条万条，但是归总的只有一条：孩子是无辜的。如上所述《婚姻法》规定“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这“任何人”，就包括持任何理由不给非婚生子女上记户口的人。

　　讲权利讲法律，对于中国人还不够，还得讲利害。因为很多人的思维不是从公民个体权利出发的，法律在他们眼中并非那么神圣，“也是人制定的”可以讲价还价打折扣，可以找出各式各样理由拒绝实行。中国人习惯于讲利害，讲对社会和国家的利害。因此，按照《战国策》教我们的游说策略，你得顺着对方的思路讲，让他们感受怎样于他有利或有害。

　　那么，我们不妨说，1300多万“黑户”，就是埋藏在我们身边的1300多万颗“地雷”。如果他们都像乐燕一样从小就对社会对人们充满了仇恨，那我们这个国家，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岂不是太危险了？“黑户”孩子自然也不会都变成反社会分子，但是只要有1/10，即130多万反社会分子，不也是很可怕吗？

　　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17岁的女孩李铁梅唱道：“仇恨入心要发芽”；《红色娘子军》里的女主角吴清华唱道：“十三年一腔苦水藏心底……找不到报仇的好时机”。这些话，跟乐燕的话是一个逻辑：“一个从来没有得到过爱的人，怎么给别人爱？”

　　请学习和实行《婚姻法》，善待这些“黑户”（“贱民”）孩子吧，不仅为了良心，也为了大家的安全，降低铤而走险反社会分子产生的可能性。

　　音乐家冼星海，1905年6月13日降生在澳门海边一个疍户的船上。“疍民”原是贱民的一种，在清朝永不得上岸居住。幸运的是时代变了，冼星海享有了与他人平等的各种权利，可以上岸，可以上学……

　　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黄继光曾被称为“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人民日报》1952/12/21）因为苏联小说和影片《普通一兵》描写的在卫国战场用身体堵敌人机枪眼的英雄，叫马特洛索夫。我记得小说开头，马特洛索夫就是一个流浪儿（类似中国的“黑户”）。国家给他们关爱和机会，他们就用生命报答祖国，否则他们就是社会的“地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