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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岁的贵州人刘向营和40岁妻子以拾荒为生，蜗居在苏州车坊镇上一处田头草棚内。老大女儿22岁了，不懂避孕妻子怀孕也没钱打胎，当生完第八个孩子时，觉得负担太重不想再生，妻子上环没上好，去年妻子又怀上，生下一对双胞胎。（5月28日 光明网） 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下的中国，现年58岁的丈夫和40岁的妻子，已经共生育十个孩子。这显然有很多不可思议。其一，从徐州到苏州，如此异地难道就能超生吗？其二，无论是其当地计生部门还是苏州本地计生部门是否存在着失职，因为其生育实在太多；何况其是因为上环失败又出现的生育；其三，对于计划生育政策以及计生常识的普及是否到位，让他们竟然不懂得如何避孕。在这些不可思议的背后，隐藏着的更是生育权与生命权的纠葛。即对于每对夫妻来说，生育是其基本权利；但同时也应该对这项基本权利慎用，因为要给每一个生命以发展的权利，就是生命权。 从这对拾荒夫妻的现实来看，他们生育的初衷就是为了要一个男孩。如此初衷不能不说与重男轻女的思想关联，更表达在在农村地区劳动力的主要承担者还是男性，更有着香火传递的根深蒂固思想。想要一个男孩，这是他们的基本权利，属于生育权的范畴，也是法律和政策支持的。这一点似乎毋庸置疑。但仅仅为此就不顾孩子们的发展和生命，那无异于一种草菅人命，因为作为家长并没有尽到责任尤其是监护人的责任。他们的第七个孩子的溺亡就是最好的例子，孩子这么多，难以照顾，谈何未来？纵容有了男孩，又能够如何呢？ 当然，在这里对于夫妻的任何苛责都无济于事，因为孩子都已经出生，能够做的也只能亡羊补牢。只是，作为一个生命的个体，生育权和生命权必须权衡才行。即父母给与孩子生命，却又不仅仅是生命本身，也应该思考到底能够给孩子什么，除了生命之外，对于孩子还能够获得生命。在自己的经济条件基础上综合思考，才能决定是否行使生育权。否则，生育权的滥用无疑就等于践踏孩子的生命权利。像刘向营这家人来说，孩子不能落户，就不能上学，即使上学，又没有经济负担，那么，辍学在家的孩子明天如何？这是问题的关键。 如果说，对于这些孩子，需要整个社会提供帮助的话，这仿佛又对计划生育政策又是巨大的讽刺。按照他们户籍所在地徐州计生部门的计算，他们需要缴纳的社会抚养费高达50万元。而他们又没有能力负担如此高额的费用。而如果社会不伸出援助之手，他们整个家庭或者又陷入新的困境。这更是生育权和生命权的矛盾纠葛。一方面，他们有生育的权利；另外一方面，如此生育权又必须以生命权为前提，而非践踏。摆在整个社会前面的这个问题，该如何破解？又是谁的责任？计生部门不能只计算社会抚养费的多少，每个人更应该反思自身行为将要付出的代价。（王传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