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么诠释，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

    1949年1月，应美君，一位24岁的江南少妇，抱着一个婴儿离开家乡浙江淳安，在杭州上了火车。她的目的地是广州，那里，丈夫龙槐生带领一支国军宪兵队，驻守天河机场。

    战乱时期的火车拥塞不堪，车顶上绑着人，车门边悬着人，座位底下趴着人，走道上人贴着人。火车走走停停，一会儿煤烧光了，一会儿前面铁轨被撬。就在这走走停停中，一位下车小解的女人正欲回来，火车却已启动。她一路追一路哭喊，她的孩子也在车厢里大哭找妈妈，但谁也没办法让火车停下……

    应美君深受触动，想到车里已有好几个孩子、老人暴毙，临时决定在湖南衡山站下车，将怀里的婴儿交给乡下的奶奶。她忍痛离开孩子，来到广州。

    在广州半年，应美君看见了更多的生死离散，她回到衡山，决心无论如何把孩子带出来。孩子却躲在奶奶后面，死活不肯跟这个陌生的女人走。

    火车站里，最后的时刻到来了。人山人海，应美君心乱如麻，伸手接过孩子，孩子就像触电一样大哭。奶奶本来就舍不得，眼看火车就要开了，趁机说，“那……孩子还是留下来比较好吧？”

    向来果敢的应美君犹疑了。她把手伸出去，又缩了回来，缩了回来，又伸出去。

    汽笛声响起，火车要动了。应美君松开了手。

    这一分隔，就是四五十年。

    应美君与丈夫龙槐生后来随战败的国民党军队来到台湾，生下了女儿，名叫“应台”，“龙应台”这个名字，将父亲、母亲与台湾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那个时代，每一个小小的、看起来毫不重要的、片刻的决定，都可能是一辈子命运的转折点。”龙应台说。“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

    “不管你人在哪里——台湾、香港、大陆、海外，也不管人家怎么称呼你——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香港人、大陆人、华侨，几乎每个华人的家族，都有个1949的故事。”2009年9月18日晚，香港大学陆佑堂名流荟萃、老少咸集，龙应台的新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全球首发式暨演讲会在此举行。“1949是个大分水岭，决定了现代中国，以至香港、台湾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现在的一切，都是从60年前开始的。如果要在20世纪挑出最重要的一年，我会挑1949。”龙应台说。

    创作初衷始于20年前的1989年。1989年是20世纪一个重要的年份，那一年柏林墙崩塌，龙应台正好在德国，亲历了历史现场。分裂40年的东、西德重新走到了一起。“1989年，我看到了东西阵营的分裂与和解，我想到它们和中国的分裂是一个平行的历史。我看到欧洲人怎么在大历史当中存在，也看到了他们对待大历史的态度，于是动念想把中国的1949年搞个清楚。”

    但直到1999年，龙应台才开始有计划地收集史料。没过多久，马英九来找她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公务员一做就是4年。2004年她父亲去世，随后母亲也失忆了，她开始有紧迫感，感觉历史的门在一扇一扇关上。于是，2008年开始，在香港大学任教的龙应台“闭关”400天，并亲自去大陆的大江南北、台湾的大街小巷，走访日渐凋零的1949一代人，在两岸分裂60年的大历史下孵育出新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透过个人小历史导读大时代。

    这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在海外，有人听说龙应台写1949，第一个反应就是：对啊，建国60周年啊。龙应台听到这样的反应就愣了——那个题目很多人写。我这本书不是关于胜利者，而是关于失败者。关于他们在1949年前后的故事。这些失败者，东北的、山东的、河南的、广东的、香港的……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人生的太阳刚刚起来，带着日出梦想的这一代人，被自己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的战争机器牺牲，逃到香港、逃到海南岛、逃到越南、逃到缅甸，最后汇集到了台湾这个小岛。

    同一时代，台湾这个小岛，有另外的20万年轻人，被日本巨大的国家机器，像绞肉机一样送到南洋去，没死的人就又回到这个小岛。

    这正是龙应台写作中遭遇的最有挑战性的部分，她原本将目光锁定在1949年大陆来台人员，但在写作中却发现当年600万本地人的伤痛，甚至比200万（一说120万）大陆人的伤痛更深。这两个群体60年来一直没有正视过对方伤痛最深层的部分，因此龃龉不断。

    于是，龙应台笔下，对国民党士兵的伤痛，与台籍日本兵的伤痛，甚至日军个体、纳粹德国军队个体的伤痛，一视同仁。她做好了被一些人“万箭穿心”的准备，但是，她依然对自己的文字有十足的信心。

    对她而言，文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你看到的，不是国共斗争史，而是家族流离的故事；不是英雄人物的成败，而是小人物的挣扎求生；不是冷冰冰的历史档案，而是复杂深刻的人性。

    人，是龙应台最终极的关注。“即使我最大块的文章，属于国家大事、天下兴亡的那种文章，你也会看到我叙事的方法，最后它总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对人的最深的关切。”龙应台曾说。“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很可能有负于一整代人……欠他一生一世，欠他整个回不来的青春，而且绝对无法偿还。”

    对此，台湾作家杨照诠释道，对于真正活过1949年乱局的人来说，那个时代最大的痛苦，绝对不是打仗中谁赢谁输，而是再也分不清自己与环境的关系，自己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明天又会去哪里，要做什么样的事。今天的“国军”打了一场败仗，明天就变成了“共军”，回过头来打“国军”。今天田里的小庄稼汉，明天就被绑上了船，送到遥远的地方，帮助绑架他的人打仗，对抗对面他完全不认识的人。

    龙应台深切地叮嘱次子菲利普，“你跟我这样的后生者，惟一能够为那个极其残酷的时代所做的，就是给他们一个静止的时刻，抛开所有你以为重要的事情，用最谦卑、最柔软、最慈悲的心，听吧。”

    “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  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