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无用论”的根本不是读书无用，而是他们想要一些很确定的“用”。我们越来越不愿意做一些事前无法预知结果的事情，我们希望一切都能事前计量好。读书能改变人，但这种改变无法提前预知航程。可能你满怀期盼读某种书，最终发现你没有获知太多。的确，你需要冒这种险。但就算读书真的无用了，我们也讲“无用之用”。世界上很多东西原本看来是无用的，但就是这种“无用”，有时候带来的用处是意想不到的，让你充满快乐。

梁文道得了甲型H1N1流感，来内地前先在香港被隔离了一个星期，紧接着气管炎发作，又拖了好一阵子。

见到他时，病已大愈。依然喝很浓的黑咖啡，每天只睡5个小时；依然每天读一本书，见缝插针写文章。

抽烟。不是香烟，亦非雪茄，而是自己动手卷烟丝。取一片烟纸，捏一撮烟丝，熟练地搓捏成条。燃起，一根接一根抽。

光头，黑框眼镜，白衫，黑服，几乎已经成为标志性符号。不吃麦当劳，不穿耐克鞋，众所周知的两大怪癖亦只是一种习惯，与趣味无关。

温和谦逊与尖锐犀利和谐并存，是这位“凤凰名嘴”留给多数人的印象。

现实中的他非常温和、认真，逻辑性强得令人惊叹，似乎不能算作一个有趣的人，距离《铿铿三人行》里坐在窦文涛身边那个妙语连珠、妙趣横生的他，差很远。

去年是《铿铿三人行》开播10周年。采访中，主编邹倚天把梁文道、许子东和窦文涛比作节目的“铁三角”，坦承很多即兴话题不敢交给面生的嘉宾，非要这三个人坐在一起才能指望聊出世态百相。

然而网友们则认为：与许子东的博学多知相比，梁文道显得轻松俏皮；与窦文涛的俏皮滑稽相比，他又显得博学开阔。他身上洋溢着中西交融的独特气质。

20世纪70年代初，梁文道出生在一个笃信天主教的香港家庭，却在台湾跟随恪守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公外婆长大。

校训为“四维八德”，四书等儒家经典更是烂熟于心。然而天生极具怀疑精神，反叛不羁，打架，寻衅滋事，直到今天，胸口依然有少年时拳头棍棒的“纪念”隐隐作痛。

曾经向往当神甫，差点进入黑社会。“恶名昭彰”，以至于台湾中学纷纷将其拒之门外。

无奈回到香港，“假装历史是清白的”。曾经，在一次示威游行中，激动之余，他竟脱下裤子坐在痰盂上与警察对峙。于是在香港文化界，他被戏谑为“一脱成名”。

其实早在“成名”前，梁文道便在香港《信报》发表评论，初出茅庐，四处与人笔战。当编辑打电话约稿时，才知道这位惊动波澜的笔者竟只是一位少年，年仅17岁，还在读中学。

从少年轻狂到中年不惑，“专栏作家”这条道路，他一走便是二十多年。今天的他，是15家以上主流媒体的专栏作家，从香港到内地甚至马来西亚，话题涉及剧评、艺评、书评、影评、文化及政治评论。

1998年与“凤凰”结缘，先后主持《铿铿三人行》《开卷八分钟》《文道非常道》。他温和而不失锐利，以一种独特的文人气质成为不折不扣的“凤凰名嘴”，为节目注入浓烈的文人气质及思想。

他看重读书，焦灼于都市里的文化沙漠：“我们这个城市（的人）是不读书的。或者读书却不敢承认，在家里偷偷摸摸读《尤利西斯》，然后在地铁里被迫拿出本《一分钟经理人》，以免被人当做怪物般耻笑。”

为了推动公民阅读风气，2001年，梁文道在香港一处废弃的动物检疫站开办“牛棚书院”。书院不提供学历、文凭或者专业资格，只为开阔视野。2006年，梁文道与友人共创“上书局”，并且创办《读书好》杂志，每期6万册，免费赠送给读者。

他梦想有一天，人们把追求知识当做嗜好，没有特别的理由，只为“好玩”。除了专栏作家、节目主持、出版社社长、书院院长、杂志主编，梁文道还担任大学客座讲师、绿色和平组织董事、剧团董事、多家NGO顾问等职，甚至积极参加小区运动、反战等不同形式的社会运动。

两年前，他在老码头静坐，抗议政府的无理拆除；继而又在老街道静坐，为拆迁住户争取最大的权益。他形容自己是一种“介入的旁观者”的姿态，面对极权、威权等民主“怪兽”，很难做到沉默，只不过现在少了少年时的轻狂，多了一份沉着理性。

采访中，谈及民生，他数度沉默，看得出在努力压抑感情。置身于香格里拉豪华酒店里，内心很难平静。数年前，他曾经策划过一个展览，为那些在大型公共建筑施工中死亡、伤残的工人设立纪念碑，纪念工人的血汗，要求提高对工人的合法赔偿。

“那一阵子，我很难过，走进很多大楼，都会感觉楼里有灵魂。”

“而今呢？”

“今天当然不会了，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慈悲心。”他坦白。

一直在向“慈悲喜舍”靠近。人说四十不惑，然而他却有越来越多的困惑，关于人生，关于自我。两年前，他从哲学走向宗教，皈依南传佛教。每年择出固定时日去寺庙清修，坐禅行禅，过午不食，断绝一切尘冗，专心礼佛。

“现在我们已经这样认为，将来历史也必会如此记载，梁文道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之一。”香港作家邓小桦如此评论。

2008年，他当选“时尚先生”；2009年，他谢绝了某杂志评出的“中国青年领袖”这个头衔。

提及层层光环，他一笑置之，只愿意把自己界定为“读书人”，以读书为“志业”。“志业比职业重要多了，当你有志业时，这种志业会给你一种责任感。”

还有，那块藏书印“为己之学”，他乐意与你共享出处，那便是孔子所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今天的读书人与古代是不一样的。在古代，读书人是一个身份，需要自己来主动承担一个读书人应该做的事情。”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要做的事情太多，或许会死得很早。”他常常开这个玩笑。

铿铿十年，闲聊十年

《读者·原创版》：虽然你在香港声名卓著，但在内地，知名度的提升依然是通过《铿铿三人行》。机缘是什么？

梁文道：其实在香港我也没有什么名气。1998年至1999年间，我的一个好朋友马家辉把我介绍给窦文涛，但文涛一开始没有同意，感觉我长得太丑了。后来谈一个日本漫画的话题，因为他看过我写日本漫画的文章，而身边能讲这个题材的人并不多，只好又把我找去了。然后有观众说，哎呀很好，找了一个看上去像一休的人来讲日本漫画。

《读者·原创版》：目前这个节目做了11年了，去年窦文涛调侃自己是“一个话唠的10年”，你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梁文道：变化是很大的。刚开始这个节目给人的感觉还是诲淫诲盗的，很多黄段子。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中环吃饭，有几个从内地过来的大款模样的人，走过来大赞，你们这节目好啊！然后又贴着窦文涛的耳朵小声说，好看，够黄！（笑）

那时可能是嘉宾组合的关系，都喜欢讲些男女情爱、色情段子。后来慢慢地，尤其这两年来北京做了之后，不知是不是受了北京气场的影响，就变得越来越忧国忧民，谈些时政话题，只是偶尔还会回到那种黄段子风格。

但无论是黄还是严肃，无论嘉宾来来去去多少，基本上都摆脱不了一种轻松聊天的气氛，是真正的清谈。据我所知，这也是中国最长寿的谈话节目。曾经一度有很多台也学着做这个节目，但总好像做不长。我看那些节目，感觉他们太有准备了，好像有一个剧本或者讲稿，但我们真的是闲聊。

《读者·原创版》：窦文涛、许子东和你被称为“铁三角”。

梁文道：我在“凤凰”十年，和很多同事不熟，坦白来讲，也不喜欢和别人打交道，但和窦文涛却是很要好的朋友，许子东也同样。所以三个人坐在一起，自然就有默契，完全可以在入场前才想好聊的话题，然后坐下来开聊。甚至聊到一半，感觉话题无聊，忽然又换一个话题聊。还有一点很重要，我们三个都很习惯去听对方说话。我想

很多谈话节目没做好，甚至包括我们请一些嘉宾上来，感觉不太舒服，原因就在这里。今天这个国家能说的人很多，但能听的人很少。而一个谈话节目不在于能否找到一群很能说的人，他们必须还能听，否则谈话就变成访谈了。

我们到底应该跟随哪一套常识

《读者·原创版》：除了节目主持人，你更令人关注的身份是“时评家”。不久前，你指出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常识稀缺”的年代，引起很大争议。

梁文道：这种稀缺不是指没有常识，而是讲我们的常识是断裂的，或者说我们有两套常识，使得任何一套都没办法完好运作。比如我们都知道，要上好学校必须成绩好。但我们也知道，上好学校成绩也可以不重要，重要的是父母有好的社会关系。还有，如果你去医院做手术，已经缴纳医疗费了，医生就会把手术做好。但我们也知道，如果不塞个红包，可能还是有风险的。再比如说，搞一场地震的纪念活动，在我看来，主角绝对应该是当年受灾的群众，然而事实上，他们总被围在红线之外，没有机会说话，没有机会发声。这到底是符合常识还是违反常识？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对不对？到底我们该跟随哪一套常识来办事呢？

《读者·原创版》：你认为呢？

梁文道：我不敢说。我只是把问题提出来，希望大家都来关注，如此而已。这类问题如果不清醒认识，下一步路就不好走了。

《读者·原创版》：你生于香港，长于台湾，复又回到香港，而今却通过内地时评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巨大影响。有没有想过，或许恰恰是你这种特殊身份使然？

梁文道：我知道有一些人认为，是不是因为我住在香港，所以能够写出内地同行不敢写的话来？其实不是的，因为大家所看到的我的文字都是在内地报纸发表过的。我想重要的不在于你能不能写，而在于你看没看到我写的那些问题。或许恰好因为我不在内地生活而看到了一些东西，感觉很特别。就好像鱼在鱼缸里游水时，它是不知道自己在水里生活的，只有外面的人才知道。我等于在鱼缸外面，看到鱼在游水这个事实，然后讲给鱼听。

《读者·原创版》：可我们也说，子非鱼。

梁文道：很正确。我仍然担心并困扰我有没有和本地人同样充分的观点与视野。尽管如此，我不认为就不能写。比如今天中国老百姓经常谈论美国、伊朗时事，但我们也不在美国、伊朗居住。另外，判断一篇文章的唯一标准是，它能否从所描述的事实，依据它的材料，推导出它的结论，而我力求每篇文章背后都有足够的支持。

笔是工具，不是武器

《读者·原创版》：最近正在关注内地的哪些问题呢？

梁文道：很多。比如刚又发布了一个调查结果，说中国富人人数又上升了，已经超越英国排名全球第四位了。今天《中国日报》头条讲的是金融海啸对中国富人完全没有影响。可是我们都知道中国贫富分化的程度是越来越大了，为什么在如此状况下，积累起财富的那帮人仍然能够持续积累，而穷困的人却越来越穷困？

《读者·原创版》：面对现实，你是否会有愤怒？

梁文道：我不太愤怒，会难过。你需要同情那些弱者与受害者，需要有同情心去理解这个社会上各种力量的矛盾，以及它们背后的需要。但是不能愤怒，因为愤怒很容易遮盖你的理智，会令你失去同情心。

《读者·原创版》：笔，算是武器了？

梁文道：它是工具，不是武器。武器是要伤人的，我不喜欢伤人，只喜欢跟人沟通，去谈一些问题，想想该怎么办，而不是攻击。

《读者·原创版》：你是2008年的“时尚先生”，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这是个很明星式的头衔。

梁文道：历史上很多公共知识分子都是明星，比如左拉、乔姆斯基、罗素……我看不出明星与优秀公共知识分子间有什么必然关系。“时尚先生”范围很广，有学者、艺术家、政治人物、商人……选举是一个国际惯例，不在于这个男人的样子、穿着、生活习惯怎么样，而在于一年内是否值得被提出来，而且他们选我时，有一个很仔细的说明—“年度意见领袖”。

时间不是不读书的理由

《读者·原创版》：由于你的特殊身份，相信你经常感受到台湾、香港以及内地的文化差异。

梁文道：很多。我不觉得台湾与大陆的差异很大，反倒是香港与它们的差异很大。比如台湾与大陆都会有很明显的身份阶级意识，大陆常用“领导”，台湾常用“长官”，而香港人很少叫老板“总”，会直呼其名，比较没有这种阶序意识。另一方面，台湾是一个比较没有恐惧感的地方，无论日常媒体还是公众空间，大家背后的压力、负担不太大，而大陆的负担就很大。在很多方面，台湾比大陆更古典，有很浓厚的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润泽。一般饮食场所、路边摊，人与人的相处客气舒服。以前北京也这样，如果去琉璃厂买书，店家不会一进门就谈生意，会先送茶烟，让你看会儿书。香港也比内地更古典，因为香港人对某些传统的礼数更讲究。

《读者·原创版》：你的新书书名为“读者”，遗憾的是，现在的读者越来越少了，太多人不读书，甚至提出“读书无用论”。

梁文道：“读书无用论”的根本不是读书无用，而是他们想要一些很确定的“用”。我们越来越不愿意做一些事先无法预知结果的事情，我们希望一切都能事先计量好。读书能改变人，但这种改变无法提前预知航程。可能你满怀期盼读某种书，最终发现你没有获知太多。的确，你需要冒这种险。但就算读书真的无用了，我们也讲“无用之用”。世界上很多东西原本看来是无用的，但就是这种“无用”，有时候带来的用处是意想不到的，让你充满快乐。

《读者·原创版》：大家都说没有时间读书，可我想最忙的应该是你了吧。

梁文道：是啊，因为我忙着读书啊。时间其实是排序的。说没时间读书，是因为在他的生活中，读书不是一件真正重要的事情。他也许觉得出去聊天、聚会、按摩、唱歌、上网更重要，做完这些事后，自然没时

间读书了。

《读者·原创版》：听说你两年前皈依了，这么忙，还有时间修行吗？

梁文道：修行也和读书一样，跟忙不忙没有关系，而取决于你把它看得多重要。如果不忙，我可以花1小时来坐禅；如果忙，我可以吃饭时修行。比如我经常一个人吃饭，不看书，不看报纸，不看电视，专心吃饭，一口一口慢慢吃，察觉到每一口的细节，这就是一种修行。所谓修行，就是讲究“正念”，是非常清醒地知道自己每一步、每一刻都在干什么。依照这样的讲法，走路也可以修行，说话也可以修行。

《读者·原创版》：皈依对你的改变大吗？

梁文道：当然有，但坦白来讲，并不很大，因为我用的力气不多，不够精进。

《读者·原创版》：想达到的状态是什么样？

梁文道：太简单了，每个佛教徒都想涅槃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