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半年的努力，一个纯民间的支教活动——“西部阳光活动”，终于在得到一笔资助之后开始启动。2004年7月，120名经过精心挑选和培训的大学生踏上了西行的列车，他们的目标是四川、青海等西部8省区的10所乡村学校。这些志愿者团队希望通过持续的支教行动，把自己的教育方式和教育观念带给西部。
　　活动发起者是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的甘肃青年尚立富。
　　从1998年开始，一辆单车，一顶帐篷、一个背包，尚立富用骑自行车和徒步的方式行程9万里，涉足20多个省区，拍摄了5000多幅照片，沿途写下了近百万字的农村教育考察日记。
　　                                               行 走
    喜欢追问自己心灵的人往往活得不轻松，尚立富就是这样。
　　“你是谁？你能做什么？”即将毕业的尚立富一遍遍地问自己。这样的困惑从他进入大学的那一年起就开始了，那时同学们在一起常爱谈自己的理想，谈时总是兴奋，过后却异常空虚。
　　何不出去走走，看一看西部的农村、西部的文明？1998年暑假，从河西走廊到青海，尚立富开始了第一次西部行走。
　　神秘的丝绸之路，雄奇的大漠孤烟，一望无垠的戈壁黄土……西部的荒凉催人落泪，这一切让尚立富的心平静了下来。
　　但是，平静并不持久。“明天，我做什么？”依然迷惘的他，感受着比一个人的旅途更加孤寂的落寞，总觉得自己有些什么责任。
　　用行走寻求答案。1999年寒假，尚立富带着3元钱，又骑车走出校门。他通过写对联、剪窗花、除粪、干农活的方式换得吃住，这次他在外面生活了23天。
　　1999年春节快到了，尚立富走到了甘肃漳县的遮阳山，山村丝毫没有过年的喜庆气氛。尚立富和正在路边放牛的大叔聊了起来，他问：“为什么这里不贴窗花、不挂对联？”大叔说：“这些东西只有集市上才有卖的，而且很贵，村里又没有人会写。”练过书法、学过剪窗花的尚立富说：“我给你们写对联吧，只要给我饭吃，让我有个睡觉的地方就行。”
　　案头的红纸和饱蘸墨汁的毛笔，使村民们闻讯赶来，争着抢着让他帮忙写对联。那天，尚立富写了近百副对联，手腕累得抬不起来。
　　大叔给尚立富端了一碗热腾腾的面条和几个煮好的土豆……
　　大叔家有3个孩子，大儿子上到初中二年级时就因为没钱而辍学了，两个小儿子正跪在炕上写作业。尚立富送给他们两枝圆珠笔，他俩特别高兴。
　　“再穷不能穷教育！”当尚立富即将离开遮阳山时，瞥见了学校土墙上用石灰粉写的标语。
　　是贫穷导致了教育落后，还是教育落后导致了贫穷？
　　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他想，也许再走更远的路，就会有答案。
　　1999年6月，为了考察比较西部与东南沿海地区的教育状况，尚立富打工3个月挣了两千元钱。然后，他骑自行车开始了自己的东部之行，希望能将发达地区的“教育经验”传播到西部。
　　3次远行，尚立富共走了16个省区（直辖市）、110多个县，行程1.5万多公里。
　　尚立富感到，东南沿海的教育模式对西部农村的教育来说，只能从局部提供参考，于是他又第4次出发，实地考察了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四川、重庆、贵州西部10个省、市、自治区的农村教育情况。
　　2002年3月开始，用近1年的时间，尚立富骑单车走访了60多个县的100多所学校，行程3万多公里。
　　尚立富的心智在行走的路上逐渐成熟，并慢慢走向自己未来的人生方向，一个注定沉重但又充实的方向：为改善西部乡村的教育而做点什么！
　　曾经的迷惘，早已消弭。
　　                                                顿 悟
    尚立富感慨地说：“我本想看一看中国的文明历史，却感知了西部最底层的教育；我曾经迷惘和苦闷，但在将人生坐标定格在西部农村的教育上后，脚下便从此有了坚实的大地。”
　　宁夏西吉县沙沟乡12岁的小姑娘马冬艳的故事，常常被尚立富忧郁地提起。
　　马冬艳的父亲得了风湿性关节炎，没钱治，常年卧病在床。大哥为了供她和小弟弟上学，外出打工挣钱，但是每次都被狠心的包工头所骗，只能空手回家。
　　母亲为了每年给两个孩子交上几十元钱的学费，进城打工，结果被车撞断了4根肋骨，还欠下了2000元的债。
　　从8岁起，马冬艳瘦小的身体就承担着与其年龄不符的责任，整天围着锅台忙碌。
　　马冬艳一家最难过的是每年开学的时候，因为她和弟弟加起来才30元的学费却不知从哪里来。有好几次，他们因为交不起学费差点辍学。这个寡言的小姑娘怯怯地对尚立富说：“我只想上学。”
　　忙完家务已经很晚了，马冬艳开始蹲在炕沿边写作业。瘦小的身子被微弱的烛光放大在墙壁上，墙上的身影跟着她跳动，尚立富的心也跟着跳动。
　　陕西盐川县小程村的窑洞学校只有1位老师、28个学生和10多个缺腿的桌椅，教室里没有照明灯，一到阴天，窑洞里就什么也看不清。
　　那位老师对尚立富说：“刚来到这里，全村的人轮流请我到家里吃饭，都用家里最好的东西招待我。家长们只有一个愿望，希望我留下来，好好教孩子。这里这么苦，我也曾想过回到城里去，但是家长们的尊重和爱戴让我不能离开；乡亲们的淳朴、善良和热情，让我不忍离开。”村里人对他说：“学校是全村人惟一的希望。”
　　山村的夜晚，静得让人害怕，静得反而让人睡不着。老师说：“真希望能天天刮大风，有点声音就不会觉得那么孤独。”
　　教育，是一个良心活。尚立富感动着、震撼着、收获着。
　　农家娃读书，多么不易。然而，尚立富惊异地发现，一些地方盛行“读书无用论”。在青海，牧民的孩子上学大多是被逼的。假如今年这个村有10个适龄儿童，就开始抓阄。家长宁可交罚款，也不愿让孩子上学，因为他们从上学的路上看不到希望，孩子学不到看得见的技术。很多人把上学回来的人称为“浪费铺盖卷的人（没用的人）”。
　　20世纪初，教育家陶行知曾经急迫地说：“中国乡村教育走错路了！……出路是什么？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
　　行走9万里之后，尚立富知道自己要继续陶行知先生的事业。
　　                                               锤 炼
    9万里路，尚立富走得很艰苦，死神曾一次次与他擦肩而过。
　　第一次是在海拔5000米、山顶终年积雪、山上天气变化极快的祁连山。
　　尚立富行至半山腰，突然，阳光没有了，一片阴森的乌云飘来。刹那间，一切都改变了，狂风卷着冰雹和沙石朝他袭来。尚立富慌忙停车，顶着旅行包蹲在地上。苦熬10多分钟后，冰雹停了，他的身上被砸得青一块紫一块。
　　尚立富扶起车子准备继续赶路，不料狂风夹着雪花又一次呼啸而至，气温骤降。风小了，暴雨又瓢泼而下。他缩成一团，不住地发抖，身体似乎僵硬了，呼吸越来越困难，死亡的恐惧笼罩着他。尚立富抽出僵硬的手狠狠地打了自己几个巴掌，却没有疼痛感；他张开嘴巴想大叫几声，却怎么也叫不出声来。他推着车，试着小跑起来，可是两条腿上好像绑了沉重的沙袋。爬到山顶，已近子夜。
　　幸好，有一支勘探队正在山顶作业，工人们发现了濒临昏迷的他。
　　在贵州的最后一夜，尚立富点着蜡烛记完日记后，像往常一样躺在帐篷里，思考第二天的计划。凌晨3点多，他感到肚子不舒服，1个多小时后，他浑身疼得像被什么东西揪住了一样。他用手掐自己的人中和虎口，可是却感觉不到丝毫的疼痛。
　　不到200米的距离，尚立富爬了1个多小时。当他软弱无力地敲开一位老师的房门时，老师被吓了一大跳。
　　老师和几个村民找了两根竹竿，用绳子绑成一个担架，抬着尚立富跑到了10多里外的乡医院。医生诊断是结石病发作，说结石病有时候能把人活活疼死，幸好他来得比较及时。
　　现在，没有固定工作的尚立富蜗居在北京的一间地下室里，认真地酝酿着自己的计划。他在北京跑来跑去，想呼吁有能力的组织和机构为农村教育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
　　9万里，只是尚立富的第一步。明天，他还要坚定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