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像葛优，在镜头前有这样一张脸。”1990年导演黄蜀芹拍摄电视剧《围城》，从摄像机里第一次看葛优演戏，这个当时还没有什么名气的演员给她留下太深的印象。

　　这张脸现在无可置疑地是中国最有票房价值的面孔——在2010年这个岁末，他同时担纲主演了4部大片里的3部，占据了内地所有院线的年底黄金档期，成为导演姜文、陈凯歌和冯小刚都要攥在手里才觉心安的票房号召。

　　这20年里，葛优款款憨笑着，不知所措与茫然若失着，自我消遣与自我解脱着，以一种真实的笨拙，给大家以喜兴和抚慰。大家从他的蹙眉露齿间，学到了一种摆脱沉闷的生活态度；反过来，又从这种生活态度里，感觉到喜悦，回味到辛酸。

　　被“杨重”激活

　　1988年，峨眉电影制片厂的米家山拍了《顽主》，这成为葛优的爆发点，他被“杨重”激活了。在跑了10年龙套之后，葛优的现场表现力第一次有了合适的释放空间。在《顽主》剧组，葛优在镜头前放松自如的状态到了令搭档顿感压力的程度。米家山记得很清楚：“张国立、梁天和葛优3个人在表演上实际是暗中较着劲的。国立在上这部片子前，一直是走正剧小生的路子，回来看完样片，他心里就急，找我说，怎么演着演着就觉得力不从心呢。”

　　《顽主》成了葛优表演路上的奠基之作，虽然演员表上他排在张国立、梁天之后，但3个人里面只有他得了1989年金鸡奖提名。“替人排忧，替人解难，替人受过”的于观、马青和杨重，表面上和其他王朔小说里的人物一样玩世不恭，但观众更多感受到了他们内心的迷茫和善良，特别是葛优演的杨重，成了在中国银幕上一类从未有过的小人物形象的开端，他是4年以后《编辑部的故事》里的李东宝，5年后《大撒把》里的顾言，10年后《甲方乙方》里的姚远，20年后《非诚勿扰》里的秦奋。

　　仅以际遇和天分来解读他的成功缺少足够的说服力。他没有受过学院教育，无派无别，却因出演《活着》成为戛纳影帝。赵宝刚的话或者能解答为什么20年来葛优一直身在巅峰：“他所有的喜剧都是温暖的，给人带来愉快的。”

　　葛优承认自己活得很累：“演员吧，往好里说，人说你是表演艺术家；但往最不好里说，人说你是戏子。我是这么想：如果你给自己定成艺术家，那么有人说你是戏子的时候，你得扛得住，心里能承受就成。我呢，给自己定一个标准，就是戏子，当有人说我是艺术家的时候，我也别晕了。这很重要。”他比很多同行都更清醒。

　　朋友们看葛优，对人对事有一个“敬”字。所谓“敬”，在中国的精神传统里面，指的就是精神贯注的最高状态。

　　中国影帝

　　相对于上世纪80年代观念性的激情和冲突，90年代的中国人接受了社会变化，开始寻找自己的位置，并和无力扭转的现实设法达成和解。中国电影文化的先锋性、前卫性、实验性因素急速消退，转而为现实和温和。在第五代导演夏刚执导的《大撒把》里，葛优把分属两个时代的角色特质成功地嫁接到了一起。凭借“留守男士”顾言这个角色，获得了1993年的金鸡奖最佳男主角，这是他的第一个影帝加冕。

　　1996年，葛优接拍了《秦颂》。他努力尝试转型，但显然没有找到感觉。1997年，葛优回到“大荒诞、小真实”的喜剧，和冯小刚拍了《甲方乙方》，葛优被第二次“激活”，开创了贺岁片时代。葛优心里明白，他得做中国影帝，接中国社会文化的地气儿。

　　从《顽主》到《非诚勿扰》，这一系列的葛优式人物，无一不与中国人的集体社会心理发生即时映照。《顽主》的80年代，中国社会刚刚改革开放，就像影片里一组空镜头摇过的城市景象，已经有保姆市场、鞋帽货摊，有霹雳舞星和时装模特，人们不再能够被明确界定为某一种典型，正茫然地在一片混乱中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内心变得复杂和模糊，干预别人内心的那种权力尤其变得可憎和荒唐。“我们对别人没有任何要求，就是我们生活有不如意，我们也不想怪别人，实际上也怪不着别人。”“我怎么就这么不顺您的心了？我没杀人，没上大街游行……非得绷着块儿，一副坚挺昂扬的样子，这才算好孩子呢？累不累？我不就庸俗了点吗？”

　　到《大撒把》，大小人物都陷入了强烈的生存危机心理，在重组的社会结构中忙着为自己找到一个安身之地，葛优饰演的顾言不再愤怒和挑衅，从调侃社会转而调侃自己，只想在一片不安定的浮躁中找到一个安静角落。当初的“出国潮”已经变成今天的“回国热”，秦奋（《非诚勿扰》）的海归身份和征婚状态，又楔入了中国社会的时尚话题：有了一定的社会身份，安居乐业了，但他们仍然是满心困惑的小人物，在奔自己那点幸福的路上兜兜转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