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倒流”通常只出现在科幻小说里，而这回我去北京出席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却经历了一次“时光倒流”。
　　
　　那是去人民大会堂听胡锦涛总书记的报告时，我差一点进不了会场。在大门口，我被警卫拦下，因为他在检查我的代表证时，发现证件上的一头乌发的“青年作家”照片，跟眼前这“老头儿”明显不符。我连忙解释说，那是我1979年的照片。警卫请来了他们的领导，经过仔细端详之后，那位领导做出了判断：“确实是他年轻时的照片。”然而，他质问我：“你为什么不用近照，而是用30多年前的照片？”在那样拥挤的大门口，容不得我细细解释，既然已经确认代表证上的照片是我，我也就迈进了人民大会堂……
　　
　　记得此前两天，我一到北京，领到代表证，一看上面印着我“青春焕发”的照片，就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仿佛领到的是我1979年出席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时的代表证。为什么这次代表证没有用我的近照呢？那是因为被推选为代表的时候，我正在台湾。工作人员在上海找不到我，就从1979年我加入上海作家协会（当时叫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表格上扫描了那张黑白照片，然后把背景改成蓝色，发往北京。
　　
　　这张“时光倒流”的代表证，使我的思绪回到了32年前。记得，在1979年夏日，我忽然收到中国作家协会的一封挂号信，内有吸收我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通知以及入会表格。从事业余创作多年的我非常兴奋，当即填好表格寄出。1979年9月25日我获准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此后，我成为上海作家协会会员。向来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都是“由下而上”，即先要加入地方分会，经地方分会推荐，方可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我入会的时候，正处于“非常时期”：在“文革”中，中国作家协会及其各地分会，被指斥为“裴多菲俱乐部”，遭到批判，停止了活动。在1979年中国作家协会开始恢复工作，着手吸收新会员，无法按照常规去做。于是，便改为“由上而下”，即先由中国作家协会直接吸收一批新会员。
　　
　　我非常幸运的是，就在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才一个多月，又接到通知，去北京出席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心仪已久的文坛前辈周扬、茅盾、夏衍、巴金、艾青……作为刚刚入会的新会员，头一遭参加文坛盛会，怯生生的，我只是用尊敬的目光注视着他们。
　　
　　此后，我有幸出席历届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在一次候车的时候，我见到了北京作家邓友梅先生。我与他拍摄了合影。我格外尊敬邓友梅，因为他是我早年非常喜欢的两位作家之一。记得，在温州上高三的时候，在新华书店里见到他的小说《在悬崖上》。喜欢文学的我站在那里，手捧着《在悬崖上》，一口气看完。小说里的那个“蓝皮猴”，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尽管此后邓友梅被打成“右派分子”，《在悬崖上》也遭到批判，可是我始终记得邓友梅，记得《在悬崖上》。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当时我是邓友梅的“粉丝”。正因为这样，当我向邓友梅说起“蓝皮猴”，说起他的“京味小说”，他显得格外高兴。
　　
　　我当年喜欢的另一位作家是山西的王汶石。王汶石小说所描写的农村人物和故事，曾经深深感动了我。在我看来，他的小说富有生活气息，而且很有地方特色。很可惜，我在代表名单上，没有见到王汶石的名字。不然，我也一定会以“粉丝”的身份请求与他合影。
　　
　　我还结识了白桦。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听说广场上的露天影院放映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便放下功课赶去观看，回家时已经很晚，以致翌日上学迟到，挨了批评。当时我并没有注意这是谁的作品。后来读《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一书时，得知《山间铃响马帮来》原来出自白桦笔下。正因为这样，我在会场见到白桦，充满了敬意。
　　
　　我还拜访了文坛耋宿冰心。当年我是她的《寄小读者》的“小读者”。她在写给我的信中，总是称我为“永烈小友”。
　　
　　从北京回来，我把那张“时光倒流”的代表证，列为“收藏品”。我多么期望回到“永烈小友”的年代。正是那么多文坛前辈用他们的作品哺育了我这个“小友”，我这才学会了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