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北京大学的张岱年先生，声名赫赫的哲学家，2004年作古，活了95岁。他写于三十年代的《中国哲学大纲》，至今仍是哲学系科学子的必读书。但对于他的兄长张申府，不用说普通民众，就是年轻一些的学人，对其人其事有较多了解的也屈指寥寥。
　　
　　二十多年前山东齐鲁书社出版过一本《张申府学术论文集》，收文20篇，第一篇就是与胡适辩难文化与文明问题，思想明快，行文简括，风格洒脱，引起了我的阅读兴趣。2004年河北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张申府文集》，也经友人帮助很快得到一套。
　　
　　还是在九十年代初，北大中国文化书院一次召开纪念三位中国现代学人100周年诞辰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一位是梁漱溟，一位是汤用彤，另一位就是张申府。在那次会上，由于听了张岱年先生不无感慨地介绍乃兄的鲜为人知的生平业绩，使我从此对这位有大阅历而为人为学迥异时流的传奇式人物的历史命运，有一种特殊的关注。
　　
　　早期的张申府，是一位共产主义思想的积极拥护者，曾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是他与李大钊一起创建。周恩来和朱德都是经他介绍入的党。后来又参与筹建黄埔军校，担任蒋介石的英、德文翻译。周恩来出任黄浦军校政治部主任，张申府是鼎力相荐者。但后来他与蒋介石闹翻。1925年中共在上海召开“四大”，在讨论党纲时，因意见不同与人发生争执，一气之下宣布退党。虽经李大钊、赵世炎百般挽留，仍不回转，决定采取“在党外来帮助党工作”的立场。从此张申府退居学府，任教清华大学，以著述、翻译、教学为务。
　　
　　“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他奋起疾呼，呼吁抗日，并发起“北平救国联合会”，随后又成为“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因此被捕入狱。“中国民主同盟”的组建工作也有他参加。但到了1948年10月，国共两党的军事大决战已见分晓，这时他在《观察》杂志上以《呼吁和平》为题撰写文章，要求双方停战。这一立场，遭到公开批判，并被民盟组织开除盟籍。
　　
　　所以1949年新政权成立以后，他销声匿迹，成了没有任何发言权的人。供职单位在北京图书馆。谁知1957年旧帐重提，给他戴上了一顶“右派”的帽子，处境沦落到更加不堪。据说五十年代周总理曾派人看望过他，但没有人能说得确实。
　　
　　张申府生命的青春期一直热心政治，激情所自，出于对自己祖国和种族的纯真爱恋。但他智慧之优长所在是哲学。很早就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但真正感兴趣的却是数理逻辑和西方哲学，尤其罗素哲学令他狂喜无状。他在《新青年》上著文称赞罗素是“现代世界至极伟大的数理哲学家，是于近世在科学思想的发展上开一新时期的一种最高妙的新学”。
　　
　　1927年，他把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翻译成中文，书名取《名理论》，一个过了多少年之后他还很欣赏的书名。这是一本在三、四十年代有影响的书。维氏哲学后世比当世走红，张申府不失为有孤明先发之见。他所致力的学术目标，是冀图把解析哲学与辩证唯物论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最理想的世界哲学。他还用一个极富哲学意味的概念涵盖自己哲学的中心点，称之为“具体相对论”。
　　
　　他给自己书斋起名为“名女人许罗斋”。“名”指名学，即逻辑一门。“女”指《列女传》，他个人对此书有偏好。“人”是三国时期刘劭写的《人物志》，一本他平生最推崇的书。许是《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罗”自然是罗素，他最喜欢的西方哲学家。
　　
　　他还说他一生有“三大爱好”：书、女人、名声。
　　
　　然而这样一副极具想象力的坚强的思维头脑，当五十五岁之盛年却停止了思维活动，不是自然规律使然，是环境不容许他思维，这未免太令他痛苦也过分残酷了。
　　
　　《张申府学术论文集》以年代为序，只收到1947年，以后无文。《张申府文集》，基本上也都是五十年代以前的著作，五十年代之后，加上检讨，只有16篇短文，其中13篇还写于八十年代以后。他自己叙录《解放以来发表的文字》，除1953年的一篇公开检讨文字《自白》，其余只有两篇极短的短文。
　　
　　无怪后来他说，这篇《呼吁和平》是“毁灭了一生政治生命的东西”。
　　
　　但他的自然生命到1986年才结束，享年九十有三。晚年的张申府，生活是凄惨的，他女儿写的《先父晚年生活琐记》，有些段落令人不忍卒读。
　　
　　张申府晚年的一件幸事，是一位来自异域的女作家在半年时间里对他采访十八次，使他有了用自己的方式回顾自己丰富阅历的机会。
　　
　　经历是痛苦的，回忆却可以得到心理的补偿，特别在自以为是非经久而论定之后。
　　
　　这位女作家是美国威斯里安大学的舒衡哲教授。她根据访谈写了一本书，耶鲁大学1992年出版，书名是《说真话的时候已经到来——与张申府对话》。
　　
　　张申府早年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有一段今天读来犹感警醒的话：“想从根本上打破以虚伪为一种特性的现世界，吾以为很有组织一个‘实话党’的必要。这种党要从心理上，从形成这种心理的人间关系上，毁掉不说实话的因缘。”
　　
　　舒衡哲女士在采访中发现，处于生命晚期的张申府在倾谈中经常回到他早年的这一充满激情的思想。
　　
　　我生也晚，张申府先生被迫停止思维活动的时候，我还是贪玩的少年。到了渴求知识的年龄，他的言论已不复流行。仅仅由于近年涉猎中国现代学术史，才注意到张申府其人其事。
　　
　　我感到惊诧悚栗的是，一个社会需要结成怎样的文化张力，才能做到使这样一位在二十世纪前半期叱咤风云的知识界精英，将近四十年的时间突然消失得如此悄没声息。
　　
　　言论需要言论者付出的代价应该如此沉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