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的陨落是正常的，而我们眼前这颗星是坠落下去的。突然的坠落，或许因了外力，那是什么力，我们不知。他去世一周了，我仍无法得知，这位有影响的杂文家——不，一位思想家——自寻短见的真正原因。
　　
　　我晓得一点关于抑郁症的常识。抑郁症，原因不明，而诱因是明确的。患抑郁症，总有可查的最初的诱发因素。然而这些，我浑然不知。我只能猜测，倘若不是由于个人生活的诱因，则定而无疑是外界环境的诱因。我还知道，这种称作“情感性精神病”的抑郁症的治疗，是以药物治疗为辅、以心理治疗为主的。倘若他的病由环境因素所致，环境不变，病则难以治愈，心理治疗也会失效，因为思想家与一般人不同，他是被强大的理性所主导的。
　　
　　我只能从有限的信息中探知他内心的苦痛。他有著名的十五个字：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敢写无处发。这是一个写杂文者的体验，我也同样。然而他又是副刊主编，肯定比我多一层苦痛。倘若作者敢说敢写而他不敢发或因上头说不而不能发，他的抱憾与抱歉的心理大概会折磨他的。我未曾听过他的陈述，且永远再也无法听到他的陈述，但我敢肯定地说，与一般作者比较，他的痛苦是双重的。
　　
　　他曾两次以电子信件向我约稿，一次说“有杂文，请发来。天热，望多珍重”（2010年8月2日）；另一次说“此文不太适合本报，请另传一篇，谢谢支持”。我想，在发稿艰难的时日，这样的约稿定是十分谨慎的。第二次约稿是今年4月9日，而后我向他送了两篇稿件，都未见报，他也未回应。我知道，或因吾文的拙劣，或因“口径”问题，他，定是无奈的。约了稿，而不能用，他是否有抱歉之意呢？生前，我不能问；死后，更无法问。关于我，并不重要。但倘若这种情况非我一人，他在上头与作者之间“受夹板气”，会否因此抑郁或至少苦闷呢？何况，还有他个人杂文的境遇。
　　
　　我只在心里珍存着他的寥寥数语且是“虚拟”的信件，我也因此深深地悼念他。我还记得，当他还是“小青年”的时候，我们多次在一起开过会；在2004年马坡会议时，还一起打乒乓球。也是在那次会议上，一些与会者在会后以书法消闲，他说过“给我写一篇吧”，然而，时间仓促，我竟未做，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以为我的字太业余，不入流，不值得送别人。过后想解释，甚至想补写补送，终于还是没有这样做。当时，他是否在意了呢？今日又泛起这欠账感，然而他已经去了！他给我的信件中总称“老师”，他其实应是我的老师，他的文章比我写得好。只因年龄的原因，我回信仍称他“怀谦”。这份尊重，我也牢记在心里。
　　
　　他去了，而他的文尚留人间，我有他的文存，我只能以读文来纪念他。而他的杂文是有个性的，与前辈不同，也卓立于当代杂文家的行列。他的杂文平实而睿智，亦如其人。
　　
　　他如日中天，本应向世人奉献更多的好作品的，然而他的生命过程突然中断了，我惋惜他的英年早逝，更惋惜那本应接着闪光的文字的戛然而止！
　　
　　说到此，我已哽咽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