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沈昌文先生82岁了。文化圈里圈外的人，都好称他为沈公，我们为他80岁祝寿时，王蒙先生开篇就说：“大哉沈公，无所不通；大哉沈公，无所不精；大哉沈公，随心所欲；大哉沈公，嘻嘻松松。”王蒙妙语连珠，寥寥数语就点破了沈昌文的人生品质，点睛之笔落在最后四个字上。一位有大成就的出版家，各方面超群之处不胜枚举；而他一生为人处世，“将身段降到最低点”的表现，却让王蒙用“嘻嘻松松”形象地概括出来。
　　
　　沈昌文在上海出生长大。他祖辈家境很好，后来家道败落，小时候连正常上学都很困难。他原名叫沈锦文，为了上学，顶替一位王姓亲属的孩子，起名王昌文，念完书又把姓改了回来，才有了现在的名字。对于这些往事，沈昌文从不隐晦，还常常挂在嘴上，说自己的正规学历还不足小学，当年是上海的“小赤佬”，曾经在金银首饰店做学徒，曾经伺候牌局，端茶送水。前不久，他还开玩笑说，早年的经历使他养成习惯，最适合给作家、学问家、文化人做秘书，做服务性的工作。
　　
　　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沈昌文勤于自学，最终成为出版家、学问家，赢得人们的尊重。他通过自学，通晓英日俄多种语言，译著《控诉法西斯》、《列宁对全世界妇女的遗教》等。做出版，他一生努力，一直做到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杂志主编，组织出版过《宽容》、《第三次浪潮》、《情爱论》等，还有策划《万象》杂志、“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最早引进金庸、蔡志忠、几米等作品。
　　
　　我曾向沈昌文请教：“您取得这样的成就，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呢？”他说，我什么都一知半解，要听专家的话；我不是知识分子，最多只是一个“知道分子”；我读书是为了冒充知识分子，云云。他还说，我如今成了“八零后”，耳朵背了，记性差了，成老顽童了，哪还有什么经验可谈呢？听到沈昌文这些话，千万不要上当，这正是他低调做人、降低身段做事的表现。其实他个性十分鲜明，剥去云山雾罩的外表，就会发现许多精彩的东西。
　　
　　从沈昌文那里总结出的第一条经验，就是勇于向专家说“我不懂”。这一条对于做出版、做传媒的人而言，显得尤为重要。我们经常见到一些记者采访时，压着采访对象说话，喧宾夺主；一些编辑把职务当成权利，热衷于给作者“命题作文”。沈昌文说，这样做不是不可以，但我们职业主流还是服务于作者。他说，一个编辑能拿到一些好稿子，往往不是因为他的学术水平高，而是因为他作为编辑的职业化精神做得到位。说“不懂”，是实诚，是角色定位，是学习精神的表现，也是对作者的尊重与检验。如果他也不懂，那就不适合成为你的作者；如果他懂得不够，你可以通过交流，检验他的提升空间；如果他很懂，你组稿的工作目的就达到了。沈昌文时常会叹息，现在最难的是人与人之间打开心扉，真心沟通。你约见作者，上来就摆出领导的架子，好像什么都懂，那还谈什么？
　　
　　沈昌文做出版，另一条重要的经验是广结人缘。这里的核心是一个“广”字。为达到这一点，沈昌文说，出版人最好游离于各个学派之外，最好不要随意得罪人，遇事最好不要急于站队表态。这也是一种基本的职业训练。另外，“广”字还包含着对新人、晚辈，以及一般读者的尊重。做《读书》主编时，每天沈昌文最重视看读者来信，从中可以获取许多营养。
　　
　　我分析沈昌文做出版的两个特点：一是做出版要讲五湖四海，形形色色的人都要结交。正面的，反面的，热点的，冰点的，海内的，海外的，中国的，外国的……一次陆灏感叹，沈先生真厉害。如果一个人火了，你给沈昌文打电话，问能找到那个人吗？他常常会说，能啊，我前不久还与那人吃饭喝茶呢。二是做出版需要帮手，帮手分为上中下三手。上手是策划创意的人，中手是操刀落实的人，下手是加工整理的人。
　　
　　写到这里，我想起几天前，请沈昌文为我的新著《可爱的文化人》写序。他写了一篇《文化囧》，其中说到出版行业日新，自言已经过时。我为其风趣所动，却时时感叹，看来沈公的身段还要一直低下去，直到永远。（2013年5月9日）
　　
　　沈昌文，1931年9月26日生于上海。1951年至1985年，在人民出版社任校对员、秘书、编辑、主任、副总编辑。1986年至1995年，任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
　　
　　（本文已刊于人民日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