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与布道

　　“十年后的于建嵘，较之学者，更像一个社会活动家。中国或许不缺少一两

　　个学者，缺的是为声音微弱的底层代言、为民众的命运奔走呼喊、能够影响政

　　府决策的人物。他扮演了这一角色。”

　　厦门街头上，六岁的杨伟鑫从地上半支起身子，吸吮大拇指，淡淡露出天

　　真的微笑。身后，一只脏黑的断把水杯孤伶伶地躺在地上。

　　被拐、弄残、行乞……2011年1月17日，收到孩子父母的求助信后，“愤怒极了”的于建嵘将这张照片发到自己微博上。

　　1月25日，他另设微博——“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新浪上一干网友、媒体人纷纷响应。

　　2月6日，歌手、全国政协委员韩红也在网上传递，将在“两会”上递交提案—“严厉打击和惩罚拐卖儿童”，请问“于先生可否帮我一起来搞这个提案？’’

　　同时，也有人在尖锐讥讽这位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通过乐清村长事件，名声大振，一跃成为中国弱势群体第一救世主。但当乐清百姓给他下跪时，他欣然接受并迅速逃离。如今，这位沽名钓誉的民生大佬，又摇身一变，成为‘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发起人……”云云。

　　“在‘乐清事件’中，于建嵘有自己的观点，他不太愿介人其中。" 2010年年底，与于建嵘同属“学界公民乐清观察团”中的一员思忖说道。

　　“我在这里不对乐清发表任何意见，该说的都写出来了。" 2011年1月初的某晚，寒冷的北京。单向街书店内，于建嵘在演讲《中国的底层社会，我的研究和立场》结束后，迅即打断了台下的提问。

　　转型社会的医生

　　那场演讲是为推广他的新著《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距离他的成名作《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两本书相隔十年。

　　“一部解读了国家行政权力下沉乡村社会的理由及其后果，一部专门研究近年来一系列社会冲突，它们就是我来北京十年的重要概况。”于建嵘简明扼要。

　　他自喻为“一个医生”，假如社会是一具人体，他人研究的是细胞，是结构；那么，他则紧盯“溃烂”——“中国底层农民、工人，包括市民在内，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与其维护自身权益的方式。”

　　顺延这条思路，他从未乐观，“这十年里，中国农民经历了从赋税之争到土地之争，维权方式从上访到自焚；底层意识从仇富到仇官再到‘社会泄愤夕’；让人焦虑的是，社会公权力越来越失去规范，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社会规则底线一直在突破。”

　　不久前，他还在大声驳斥电话那厢的记者，“守护社会规则与幸福指数的高低是两回事。幸福全凭个人感受，当二奶、三奶也有幸福的，有人做狗也有幸福的；可是，社会规则被破坏，意味着底层人民的权益无法通过正当途径维护。我们提倡法制建设、社会改革、政治改革，最后一律归结为公权力怎样维护社会规则，这才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杀了我某某，还有后来人

　　1997年，于建嵘第一次找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时，俨然已是“成功人士”。

　　“他自驾私家车前来，这在我接触的人中较为少见。”徐勇印象深刻，于建嵘自报家门，湖南衡阳人，硕士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社科系，曾在体制内的媒体做过记者。其后打破“铁饭碗”，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执业律师。在海南等地闯荡8年，金钱固然不再存有负担，却也从不是他的人生根本追求。

　　徐勇说：“与一般人在商言商不同，他是在商言政。他坦承，知道我们做农村研究，他就想来做访问学者，了解农民问题。言谈中，我感到他具有很敏锐的政治意识、强烈的国家情结。<20世纪)90年代初期，三农问题还只初有呈现，他就预感这一趋势将日益严重，必会影响中国发展。他决心要为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寻找一条出路。”

　　做完访问学者后，于建嵘并不满足，既而在徐勇门下攻读法学博士学位。

　　1999年，于建嵘筹写博士论文。徐勇对自己最早的博士生明确提出：一要走向农村；二是亲历调查。他进而建议，“1927年，毛泽东写过一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震撼了中国。你也是湖南人，能否按照那本报告中走过的路线再去行走一番，考察当今的农村发生了什么变化？’’

　　当年5月，于建嵘按图索骥—在湖南中部的湘潭、湘乡、衡山、酸陵、长沙五个县跑了一个来回。“他一跑回来，就向我大谈新发现：当年的这些地方又冒出了新的农民运动。由于当地农民对征收农业税极为不满，发生了群体性反抗事件。我要他全身心投人进去，摸索为什么它们会在七十年后又会重现。”徐勇说道。

　　2000年1月，于建嵘第四次到达衡山县后，终将研究重点落在那里的白果镇绍庄村。

　　那个不足七百人的小村庄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最早农民协会“岳北农工会”的发祥地，于建嵘在村中安营扎寨，按照学术研究的通行方式，为它命名“岳村”

　　2000年年初，于建嵘几乎调查了湖南省近十年来所发生的全部较严重的农民对抗基层政府的群体性事件，他本想利用这些调查资料撰写博士论文，“但后来，我改变了写作计划，决定通过岳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政治关系、权力体系、政治控制、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的变迁过程进行客观的描述和分析，从政治社会学和政治人类学的角度，来剖析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发展的过程和特征。”那便是《岳村政治》的由来。

　　徐勇曾预言，《岳村政治》所附录的《衡山调查纪事》会更有长远价值。

　　《衡山调查纪事》中6. 2-6. 4记载的文字，十年后在新作《抗争性政治》的第二章“集体行动与维权抗争”中被隐名引用——

　　3月20日晚，衡阳县两村民范某、彭某来访。

　　问：你们认为负担如何?

　　彭答：现在农民的负担重得已没有办法承受了。从1998年我们团结起来减负，1999年负担要轻一些。

　　问：你们如何团结起来减负?

　　范答：农民负担这么重，农民肯定没有钱交，这样，那些乡村干部就组织黑社会的人(社会流氓)到农民家里收钱。这些人很不讲道理，看到什么值钱的就拿什么，并作抵价出售后算上交款。只要和他们讲理，他们就打。真是喊天天不应……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们不服，开始有人单独到省里上访，上访后省里给他们看一些文件。他们把文件拿回来后，给大家看，这样大家才知道有不超过上年农民纯收入5%的规定。有的农民提出，党的政策是好的，是地方基层干部败坏了共产党的名誉，有些愿意为党和农民做好事的人就发起成立了减负组，谁愿意加入就加入，开始只有13人，都是同乡村民，属于13个村，由最早上访的一个退伍军人彭某当头……等了五天，管区与减负组彭某等人和谈。那天镇里请了两辆中巴黑社会的人守在管区附近，管区干部召集村干部守在通向管区的各路口……在谈判的过程中，管区主任打了一名代表。这时街头就有人喊“打人了”，彭某爱人听见后认为是打彭某，所以就找到乡政府去了，喊了两声，那些镇里面请来的人将她打得鲜血直流，昏倒在地……

　　彭说：农历11月25日夜里，政府就派人到处捉减负代表。农历11月28日晚，到我家里捉我，我听到消息后从后门跑了。事实上，我不是减负组代表。

　　范说：只要捉到的，就打。农历十二月初一，镇干部以综合治理为名召开万人大会，搭了台子，用绳索将捉到的六名代表捆绑挂牌在大会上亮相。由于群众愤怒，团结起来围攻干部和那些戴了红袖章的黑社会的人，群众将车子砸坏，搞得会也不敢开了。干部们只得草草收场。减负代表让群众解救出来，自此之后，减负组就没有活动了。

　　“……面对中国农民的苦难，我一介书生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良心和责任来完成这一研究课题。尽管我已体会到这中间的无比艰难。”

　　“在那些日记性的文字里，我想表达自己思想最深处的某些东西。" 2011年1月初某夜，寒风飒飒，北京单向街书店内，于建嵘的演讲《中国的底层社会，我的研究和立场》正在进行中。

　　他急速展示一张张PPT,“这是2002年12月22日，我在湖南衡阳拍下的片子，叫作‘皇粮国税不可抗拒’—你们看，这些农民在做什么?他们在组织农会。可当地就是毛泽东主持第一个农会的地方，那里还出过一位人物——夏明翰。”

　　在《抗争性政治》一书中，他如实记述，一次，H县农民廖某某宣传党的减负政策时，被当地派出所找去。

　　派出所的人说:廖某某，你告乡政府，你以减负为名，实则你是反党为敌，乡政府奈你不何，我派出所能奈何你，你这个‘钉子’我就要钉服你……你这个组织，还有后台，你组织有哪些人，要把人员交给我。要按政策落实，把你们这些人搞死……我(廖)当时讲，只要主义真，杀了我廖某某，还有后来人。你把我搞倒，还会有后来人。

　　说者平静，闻者伤心。于建嵘当时笔不停歇，热泪盈眶，“感到有些迷茫与心痛。当年夏明翰烈士说这些话时，面对的是‘国民党反动派夕，而今天这些农民维权精英们高呼‘杀了我某某，还有后来人夕时，恰好面对的是夏明翰们为之献身的政权。而且他们赋予了这首诗基本相同的意义—‘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死得其所，比泰山还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