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志坚老同志是比我高一辈的老同志，是我志同道合的忘年交。

前些天我在广州，突然传来85岁的他逝世噩耗！

我从父母老一辈口中知道他坚持土改正确路线的事情。

为了捍卫正确路线，他不怕左棍高压，面对枪口，老黄偏不怕邪，不怕死，反而缴了那位左棍连长的枪，打下了其气焰。

他为人正直，曾被诬成“右派”，但他至死不认错，不检讨，铁骨铮铮一辈子。

离休以后，继续发挥余热，为老促会、兴宁市史志等做了大量工作。兴宁市历史纪念馆的负责人沉重告诉我，黄老的逝世是对他们非常重大的损失啊！

黄老对人宽容，但对自己非常严格，深怕麻烦别人。去年他去广州做大手术，没有告诉我们；

弥留时的关键时刻，也没有告诉我们……

黄老走了，却留下永久的思念和不贵的精神财富！

黄老，走好……

附    黄同志，您在哪里

“如果不是黄同志，说不定土改我家要遭殃了！”

“黄同志是我家的救星，只是不知道他如今在哪里。”

“你们要永远记着黄同志的好处，做人要有良心！”

几十年来，我的母亲一年年，一月月，不时在我们面前叨念着土改复查时的工作队员黄同志。看来，只要她老人家在世有多久，“黄同志”挂在她嘴上便有多久。

土改时，我不过六、七岁，的确不懂事；但父母讲得多了，我们也便清楚来龙去脉。我家世代书香，曾祖父张虚谷，十分崇文。连我母亲回到广东，已二十出头，他还要她去读小学！不过，在他众多儿孙辈中，只有我父亲聪颖，造化不同于族人。父亲与张超曾、张中等前辈是县立中学同学。父亲毕业后就读于江苏省测量训练班，任过土地测量员。全民抗战高潮时，他曾在国民党蒋经国部下做激励抗战的“少校指导员”，大震于乡下。以后，又任龙南县政府秘书。因时局动荡，解放前三年回乡务农。没两下，则两袖清风，家徒四壁。

因为我家在解放前高出人家一截，族人“红眼”。土改时，一开始定我家为贫农；后来，一帮人上窜下跳，一定要定我家为“官僚地主”。我母亲在长汀参加过红军，见过毛主席、朱总司令，是贫农的当然代表。但是，谣言多传几下，不久，农会便不让母亲去开会了。

我父最怕事：“我最怕大庭广众下被斗，还不如上吊自杀好了！”

母亲不愧为长汀红军代理排长经历。长征时她因重病未去，失去联系，后来嫁往广东。她一方面安慰父亲，说“工作队不会乱来的”；另方面向刚调来四角楼的工作队员黄同志详细汇报。是福是祸，全系于黄同志了！

一天，妈兴冲冲地告诉我们：“不怕了，我见到黄同志了！黄同志真是好人啊！”原来，黄同志对政策掌握得好，人家说父亲是“少校”反动军官，他明确回答，是抗战时期，不关事的，都是打日本；人家说做秘书是“官僚”，他明确指出，这是“阿婆官”，不过是抄抄写写，没问题的。他还告诉母亲：“你是贫农，又是当过红军的老革命，最有资格参加农会了！不用怕，你尽管去！”

有工作队撑腰，母亲又有资格开会了。不过，那帮人还不死心，我叫曾祖母的陈老太婆还端了老酒来“招待”黄同志，黄同志却婉拒了。

以后长达几十年的“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因我家是贫农，才避免了许多劫难；而且我能上大学，父亲、弟妹，长期任生产队干部。退一步来说，黄同志来大成之时，属土改扩大化的左的时期，叶帅的土改已被陶铸否定。如果黄同志顺水推舟，趁机“根据四角楼广大群众意见”，多查出一个“官僚”、“反革命”之类，说不定还对其“升官发财”有利。

以后，黄同志一去不返。那白白净净，小个小个，戴军帽，腰挂短枪的黄同志，到底在哪里？而且，我们连他的名字也不清楚！

直至前些年，我才从何鼎同志口中得知，他叫黄志坚，为人正直，曾被诬成“右派”，后任佛岭小学校长，如今在县“党史办”工作。

黄同志的血气方刚，还有佐证。南下大军中的一位连长在土改复查中左得出奇，突然拨出手枪对准老黄他们，说工作队“包庇地主”、“右倾”，要“枪毙你们”！真是生死关头，血雨腥风。但是，老黄偏不怕邪，不怕死，反而缴了那位连长的枪，打下了其气焰。后来，事情闹到黄专员那里去，也是没有什么的不了了之。

近五十年过去了！我如今还不时拜访“大恩人”黄志坚同志。大家一起反思民族与个人的风风雨雨。我说：“在中国大陆，只要是非法治的‘斗争’与‘运动’，便成左祸；小生产者的农民意识，必然导致相当一部分小人乐于在左祸中趁机捞一把，让祸上加祸；但不管风云如何变幻，世上总有正气，总有好人！”

黄同志永远是我的教科书，做人要做黄同志那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