诀别
　　
　　一九三六年的大半年，我们的日子是在忧喜交错之中度过的。父亲的健康状况起伏很大，体力消耗得很多。因此，家里的气氛总与父亲的健康息息相关。
　　
　　每天清晨，我穿好衣服去上学。按照过去惯例，父亲深夜写作睡得很晚。今年以来，因为他不断生病，母亲就叮嘱我，进出要小声，切勿闹出声响，以免影响他休息。
　　
　　遵照母亲的嘱咐，每天我从三楼下来总是蹑手蹑脚，不敢大声说话。父亲的房门一般不关，我悄悄钻进卧室，侧耳倾听他的鼻息声。父亲睡在床外侧，床头凳子上有一个瓷杯，水中浸着他的假牙。瓷杯旁边放着香烟、火柴和烟缸，还有象牙烟嘴。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尽点微力，让他一展容颜，也算是一点安慰。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细心地插进被熏得又焦又黄的烟嘴里面，放到他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这些动作十分轻捷，没有一点声响，也不敢像过去那样每当出门，总要大声说一声“爸爸再见”。中午吃饭的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装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不料，父亲往往故意不提。我忍不住，便迂回曲折地询问一句：“今朝烟嘴里有啥末事？”父亲听后，微微一笑，便说：“小乖姑，香烟是你装的吧。”听到这句话，我觉得比什么奖赏都贵重，心里乐滋滋的，饭也吃得更香了，父亲和母亲也都相视一笑，借此全家人暂离愁城。
　　
　　然而父亲的疾病却是日渐加重了。来访的客人不能一一会见，只得由母亲耐心解释和转达意见。每当病情稍有好转，就有萧军、萧红两人来访。这时候父亲也总是下楼，和他们一边交谈，一边参观萧红的做饭手艺，包饺子和做“合子”（馅饼）这些十分拿手的北方饭食，一眨眼工夫就热腾腾地上了桌，简直是“阿拉丁”神灯魔力的再现。尤其是她那葱花烙饼的技术更绝，雪白的面层，夹以翠绿的葱末，外黄里嫩，又香又脆。这时候父亲也不禁要多吃一两口，并且赞不绝声，与萧军、萧红边吃边谈，有说有笑，压在大家心头的阴云似乎也扫去了不少。这时，我小小的心灵里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常来，为我们带来热情，带来欢快。
　　
　　自六月以后，父亲的疾病更令人担忧了。六月末的这一天，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追述说，自五日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日记）遂不复记”。连一向坚持的日记都不能记，可见他的病是相当严重了。
　　
　　秋天来临，一片萧瑟。因为父亲日益病重，家里寂静得像医院一样。每天要测量体温，医生也不时前来注射（有时由护士代替）。我耳闻目睹的几乎大都是有关治病的事情，因此，心情更加晦暗。每次吃饭也没有过去的那种欢乐气氛了，父亲虽然还是下楼和我们一起吃饭，但吃得很少，有时提前上楼回他的房里去。陪客人同餐，也不能终席。所以大家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正在越来越沉重地向我们袭来。我虽然不懂父亲病情的变化，也不懂什么叫做“死期”，但脑子里影影绰绰地感到它会产生巨大的不幸，而且与父亲的生命有关。只是希望它不要降临，离得越远越好。
　　
　　有一天，父亲的呼吸比较费力。内山完造先生得知，就亲自带来一只长方形的匣子，上面连有一根电线可以接上电源。打开开关以后，只见匣子微微发出一种“滋滋营营”的声音，匣内闪出绿色的微光。过了一阵，便可闻到大雷雨之后空气中特有的一股气息——臭氧。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二日，父亲在日记中写道：“夜内山君来，并持来阿纯发生机一具。”说的便是这件事。使用它的目的，是为了使呼吸舒畅一点，但试用了几次，似乎没有明显的疗效。不久，内山先生也就派人取回去了。
　　
　　说来也许奇怪，父亲去世前两天，我下午放学回家，突然耳朵里听到遥远空中有人对我说：“你爸爸要死啦!”这句话非常清晰，我大为惊讶，急忙环顾四周，附近并没有什么人。但这句话却异常鲜明地送入我的耳鼓。一个七岁的人就产生幻听，而且在此后这么多年再也不曾发生过，这真是一个不解之谜。姑且写下，以供研究。当时我快步回家，走上三楼，把这件事告诉许妈。许妈斥我：“瞎三话四，哪里会有这种事。”
　　
　　但是不幸终于来临了。这年的十月十九日清晨，我从沉睡中醒来，觉得天色不早，阳光比往常上学的时候亮多了。我十分诧异，许妈为什么忘了叫我起床。连忙穿好衣服。这时楼梯轻轻响了，许妈来到三楼，低声说：“弟弟，今朝你不要上学去了。”我急忙问为什么。只见许妈眼睛发红，但却强抑着泪水，迟缓地对我说：“爸爸呒没了，侬现在勿要下楼去。”我意识到，这不幸的一天，终于降临了。
　　
　　我没有时间思索，不顾许妈的劝阻，急促地奔向父亲的房间。父亲仍如过去清晨入睡一般躺在床上，那么平静，那么安详。好像经过彻夜的写作以后，正在作一次深长的休憩。但房间的空气十分低沉，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母亲流着眼泪，赶过来拉我的手，紧紧地贴住我，像是生怕再失去什么。我只觉得悲哀从心头涌起，挨着母亲无言地流泪。父亲的床边还有一些亲友，也在静静地等待，似乎在等待父亲的醒来。时间也仿佛凝滞了，秒针一秒一秒地前进，时光一分一分地流逝，却带不走整个房间里面的愁苦和悲痛。
　　
　　不一会儿，来了个日本女护士。她走到床前，很有经验地俯下身去，听听父亲的胸口，心脏是否跳动，等到确认心跳已经停止，她便伸开双手隔着棉被，用力振动父亲瘠瘦的胸膛，左右摇动，上下振动，想用振动方法，使他的心脏重新跳动。这一切，她做得那样专心，充满着必胜的信念，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我们也屏息等待，等待奇迹的出现。希望他只是暂时的昏迷，暂时的假死，忽然一下苏醒睁开眼睛。然而父亲终于没有苏醒，终于离开我们而去，再也不能慈爱地叫我“小乖姑”，不能用胡须来刺我的双颊了……
　　
　　我的泪水顺着脸颊倾泻而下，连衣襟都湿了。我再也没有爸爸了，在这茫茫无边的黑暗世界之中，就只剩下我和母亲两个人了。我那一向无所忧虑的幼小心灵突然变了，感到应该和母亲共同分担些什么，生活、悲哀，一切一切。母亲拥着我说：“现在你爸爸没有了，我们两人相依为命。”我愈加紧贴母亲的怀抱，想要融进她温暖的胸膛里去。
　　
　　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些人，有录制电影的，有拍摄遗照的……室内开始杂乱起来，不似刚才那样寂静了。
　　
　　这时来了一位日本塑像家，叫奥田杏花，他走近父亲的床前，俯身打开一只箱子，从瓶子里挖出黄色粘厚的凡士林油膏，涂在父亲面颊上，先从额头涂起，仔细地往下，慢慢擦匀，再用调好的白色石膏糊，用手指和刮刀一层层地搽匀，间或薄敷细纱布，直到呈平整的半圆形状。等待了半个钟头，奥田先生托着面具边缘，慢慢向上提起，终于面具脱离了。我看到面具上粘脱十几根父亲的眉毛和胡子，心里一阵异样的揪疼，想冲上去责问几句，身子却动不了，母亲拥着我。她没有做声，我又说什么呢!奥田先生对面膜的胎具很满意，转头和内山完造先生讲了几句，就离开了。
　　
　　七八点钟以后，前来吊唁的人渐渐多起来了，但大家的动作仍然很轻，只是默默地哀悼。忽然，我听到楼梯咚咚，一阵猛响，我来不及猜想，声到人随，只见一个大汉，没有犹豫，没有停歇，没有客套和应酬，直扑父亲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石破天惊般地号啕大哭。他伏在父亲胸前好久没有起身，头上的帽子，沿着父亲的身体急速滚动，一直滚到床边，这些他都顾不上，只是从肺腑深处旁若无人地发出了悲痛的呼号。我从充满泪水的眼帘之中望去，看出是萧军。这位重友谊的关东大汉，前不几天还在和父亲一起谈笑盘桓，为父亲消愁解闷呢！而今也只有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父亲的感情了。我不记得这种情景持续了多久，也记不得是谁扶他起来，劝住他哭泣的。但这最后诀别的一幕，从此在我脑海中凝结，虽然时光像流水一般逝去，我始终难以忘怀。
　　
　　关于父亲的突然亡故，后来据日本友人鹿地亘回忆，前一天，父亲曾步行到他寓所访谈，离去已是傍晚。那时天气转冷，以致当晚就气喘不止，并不断加重，引发气胸，仅半天就告别人世。鹿地亘也就成了父亲最后一位访问过的朋友。
　　
　　回头再说石膏面膜的事。当时面膜翻注一具，交由我们留作纪念。它上面粘有父亲七根胡子，但已不是父亲生时的模样了，脸庞显得狭瘦，两腮凹缩，我想那是奥田杏花翻模时全副假牙没有装入之故，以致腮部下陷的吧。但不管怎样，它是极其珍贵的。五十年代，上海鲁迅纪念馆落成，我们将这副面膜捐献给他们，现在作为一级文物保存着。
　　
　　一九九九年，上海鲁迅纪念馆重建完成。在新馆落成典礼上，市委副书记龚学平同志和我一起商量，认为胡子里有父亲的DNA，或许若干年以后会有科学研究价值，应该以特殊的手段专门保存。这当然是好事，作为鲁迅后人，我十分感激和欣慰。
　　
　　但是此前，我也曾遇到过令人愤慨的事。那是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北京美术馆对面有一家工艺品商店，竟在出售父亲的“再”复制面膜。它在白色的石膏成品上喷涂了墨绿色，手感分量不重。我买了一具，回到家里稍加研究，发现它没有制作单位，也无任何别的标志，可以判断它是从某一石膏面膜上复制的，而不似“再创造”。我经过多方打听，始终找不到它的出处。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如果奥田杏花先生归国时不能多带行李，把这具“原始”阴模留给了谁，这位“保存者”在“文革”后期“生产”了这些“产品”出售，以救穷急，这倒还情有可原。但是，如果它出于某位艺术家的“创作”，那么我不禁要问：拿一个死者的原始面膜翻制赚钱，你的基本道德在哪里？何况这是鲁迅，人们心目中的伟人啊!我祈愿这种亵渎先辈的事，只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