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万王之王，奥兹曼斯迪亚斯。功业盖物，强者折服！
　　
　　——珀西•比西•雪莱
　　
　　雪莱诗中的君王留下的只有沙漠中的废墟，蒋夫人留下的遗产要复杂得多。现在对她下权威的判断可能还为时过早，部分原因是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人对她的声誉评价还处于两极分化状态，并且还在变化。但这个非同寻常的女人在中国与西方，尤其是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动荡的联系中担负着神话般的角色。这种意义是我们很难理解的，在她逝世后，我们只能从她错综复杂的人生历程中去慢慢搜寻了。
　　
　　宋美龄在其长寿的一生中有许多称号，但基本上都来源于她作为蒋介石的妻子所获得的权力和威望。讽刺的是，中国“第一夫人”的称号在技术上是那么的虚无缥缈。在他们结婚之后的20年间，蒋介石不是国家元首，而是军事独裁者。
　　
　　宋美龄地位的细微差别是现实与她作为中国代言人的神话之间紧张关系的象征。这个来自19世纪殖民地上海，栖息于东西方边缘的混合社会的中国基督徒，如何能自称代表中国呢？宋美龄成为国际人物像流星一样短暂，但她的魅力消退得如此之快却是不可避免的。
　　
　　作为一个年轻的女人，宋美龄的工作不仅仅是为了维系与其在一起的丈夫。她发现了蒋介石，在这方面，她跟随了她的姐姐宋庆龄的脚步，宋庆龄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嫁给了孙中山。原因在于姐妹之争，也在于她不论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的个人性格，宋美龄想要与她的姐姐竞争并超越她。
　　
　　一个特别令中国研究者迷惑的问题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是否政治联姻。这个问题常常被强加于婚姻中，抱负和爱情是互相排斥的，但在他们的婚姻中，二者不是相斥的。他们的婚姻是盛大的政治合作伙伴关系，在这场婚姻中，他们相互利用并进一步提升自己的雄心抱负。虽然爱情并未缺席，但爱情是次要的。
　　
　　但是，这场婚姻是建立在一个错觉上的，那就是蒋介石是中国的“救世主”。当然，他以自己的方式爱她。她对他的爱，至少起初是掺有英雄崇拜主义的，并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增加或减少。不管她对于丈夫的爱有没有减少，她对作为领导人的他仍然忠心不二。她猛烈抨击中国人好面子的观念，却十分在意保护自己的面子，并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两者之间的矛盾。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宋美龄逐渐成为西方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她被视为西方化的亚洲女性，是中国步入现代社会的正面形象。在美国，她被视为美国文化影响世界的化身、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女性的光辉榜样、中美之间的大使。而在中国，宋美龄也受到了同胞的敬仰。她被一些同胞尊为为中国人地位和权益而战斗的勇士。确实，蒋介石统治下的大陆，国民党政府名义上统一了军阀混战的中国。由于中国是抗日的主要战场，虽然国民政府并不强大，但它作为二战中的盟国四巨头之一，还是赢得国际谈判桌上的一席之位。总之，与之前相比，蒋介石夫妇使得中国更被西方社会尊重。治外法权被废除，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之一，并在联合国安理会有一席之位。除了香港和澳门还分别是英国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外，在中国公然的殖民主义结束了。确实，看起来中国同胞最终收获了这些成就的果实，宋美龄的贡献不是微不足道的。
　　
　　在宋美龄的努力下，美国与中国结为友好关系。赛珍珠在1943年5月10日发表的《生活》杂志上写道：
　　
　　“美国人能够理解宋美龄，她不是遥远的、难懂的、守旧的谜一样的人物，而是现代国家的现代女性。对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来说，中国通过她霎时成为一个现代国家。”
　　
　　她以不同的方式吸引着美国的男性和女性。可以说，男性被她苗条的身材、线条优美的打扮以及异国情调的外表所吸引。但更重要的是，她激发了他们的骑士精神和男子汉气概，还有美国人“英雄救美”的国家使命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被拟人化为宋美龄。对美国女性来说，她的吸引力更复杂。直到1943年，许多美国女性才第一次成为军工厂的工人、农场工人、武装部队以及作战区护士等，进入许多传统上是男性领域的劳动岗位。宋美龄实现了美国女性未能达到的愿望，即女性的价值不仅是作为妻子和母亲，她们发现战争使她们有机会进入男人的领域，以此来改变自己作为女人的社会地位和自身形象。
　　
　　蒋夫人是一个温柔、漂亮、忠实的妻子，她聪明坦率，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男人们同台竞技，不论在国内还是世界上都相当有影响力。不像大多数政治家的妻子，她不满足于站在丈夫的背后，或者像与她最相近的历史人物罗斯福总统夫人那样局限于国内和社会问题。她勇敢地处理当时最大、最复杂的问题，如盟军战争策略、殖民政策、种族主义以及战后地缘政治。
　　
　　然而，她在西方取得的成就越大，就越疏远自己国家的人们。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她在美国的受欢迎程度令人担忧，甚至厌恶，仿佛她是在迎合美国人，象征性地出卖自己从而推广中国，以获得别国对一个女性化的、柔弱的中国的援助。这种民族自尊的受伤感有助于解释她被一些中国人强烈鄙视的原因。她深思熟虑的“炫耀”战略在美国也很快事与愿违。许多美国人一旦褪去最初对她的迷恋，开始认识到美龄的魅力是一种表演后，就不悦地注意到她“第一夫人”的排场和爱慕虚荣的行为与中国绝大多数贫苦人民的生活有着明显的差距。这种看法使她在某种程度上被丑化。
　　
　　但蒋夫人似乎永远难以意识到这个鸿沟——和她一起存在的还有她4.5亿的同胞——不管心理上还是物质上。这种冷漠的态度是她的家人所共有的，除了宋庆龄。
　　
　　然而，或许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蒋夫人与现实情况的隔离状态日益增长，随着她一些性格缺陷的加剧，她也发生了转变。在某些时候，她似乎从理想主义者转变为脆弱、死板、自以为是和武断的人了。
　　
　　她无法从国民党败在共产党手里的创伤中完全恢复。她个人深深的挫败感可能也来自于往日与她姐姐宋庆龄的斗争，而如今她姐姐却站在胜利的共产党那边。在她回到台湾经过一段短暂的反省后，她似乎被痛苦和受伤的自尊击垮了。她曾是一尊受人尊敬的圣像，转眼又被砸得粉碎，她从来都不被看做是一个普通人
　　
　　她是上个世纪中国苦难历史的象征，在那段历史里中国人民两极分化，留下的伤痛至今尚未愈合。在艺术作品中，蒋夫人不可避免的总是以令人不快的形象出现，与她圣洁的姐姐宋庆龄形成鲜明对比。近半个世纪以来，两姐妹从20世纪分裂出的两种伟大的意识形态堡垒中各自大力宣传自己的政治信仰。对于一些美国人来说，她是盟军精神的象征，因为她和丈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领导中国反抗法西斯的侵略。但对于其他人来说，她总是被看作她丈夫的国民党政权的弊病和她的腐败家庭的象征。
　　
　　她很漂亮、爱慕虚荣、机智、活泼、任性、诡计多端、自私、有积极性。她才华横溢，还像小孩子一样天真，对于她来说，为了结果可以不择手段。她非常戏剧化和浮夸，并具有巨大的权力意识。
　　
　　有一点是肯定的，她是一个政治天才，但具有明显的个人缺陷，她不是简单地认为自己领导或者代表着中国，而是和丈夫一起把自己看成中国。因此，她经常提到“我的人民”和“我们的人民”，对她来说，她拥有所有权——她是上帝而不是公仆，是家长而不是朋友。
　　
　　她堂而皇之地称自己为中国工作，但事实是，她努力保持她丈夫的独裁政权和她自己的地位。尽管她经常用高超的华丽语言修饰民主原则和民主理想，但是她没有做任何改变他丈夫统治性质的事，无论是在大陆或台湾——都是名义上一党专政，实际上一人独裁。蒋夫人从来没有看到国民党统治的高压政策是有问题的，因此，她显然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民放弃了她的丈夫而选择了共产主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中国人都认为蒋夫人已经完全“西化”，并经常因此批评或排斥她，但她骨子里完完全全是中国人。事实上，心直口快、关注环境等所谓的“西方性格”只是她的表面，她的价值观、动力及行为准则很大程度上依然源自于她对中华文明的忠诚。
　　
　　对宗族的绝对忠诚和坚持人情大于原则的观点体现了她的“中国价值观”。在中国传统的世界观中,任何对抽象的原则、意识形态或者目标的承诺都永远不及对个人的忠诚。因而，当原则和宗族之间出现冲突的时候，她总是站在家人的一边。这样做不仅严重破坏了自己和她丈夫的公众形象，也削弱了国民党的执政根基。
　　
　　显然，蒋夫人几乎是一本活生生的自恋教材，有很多自恋特征，诸如：孤傲、浮夸、喜欢被溜须拍马、渴望获得各种头衔、得到各种破格优待、强势，即便受到很轻微的批评也会极力反击。蒋夫人和其他自恋狂一样，会巧妙利用自恋吸引别人，表现出的往往是超凡的能力和迷人的魅力，并且往往会取得很高的成就。
　　
　　蒋夫人的生活是中国人的活教材，也是美国人的。那时美国人和现在一样，欣赏个性，喜欢用美国式的“友谊”和肤浅的美国黑话以及“美国价值观”之类的词汇。美国人喜欢制造英雄，当他们最终被证明是人类后又非常失望。宋美龄就是如此。
　　
　　对于女性来说，蒋夫人的遗产是模糊、令人敬佩且困惑的。她是历史上第二个——也是第一个有色人种——在美国国会演讲的女性。1937年，她和丈夫一起被时代杂志评选为“年度风云夫妇”，她是自1927开始推选“年度风云人物”以来仅有的四位女性之一。
　　
　　无论是她的缺点、个性或政治，女人们都不可避免地把蒋介石夫人当做模范——尽管不无保留意见——只是因为她作为为数不多的女性领导人的美德。这个群体几乎所有的成员都是通过出生或者结婚得到她们的地位，蒋夫人也不例外。但不同于其他人的是，她努力呈现了跨越国界的形象。这或许是在向世人宣告：中国需要一个女大使到西方国家。而她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前所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