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卷三三八写道：“程氏（苏东坡之母）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东汉范滂究为何人？竟能使苏东坡母子如此动心感慨？
　　
　　汉桓帝是一个比较英明的皇帝，范滂有幸生于斯世。青年时代的范滂因为品行清正，被州里推举为孝廉、光禄四行，从此步入仕途。他虽然官资不深，但清正的名声却很大。《后汉书》说：“时冀州饥荒，盗贼蜂起，乃以滂为清诏使，按察之。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赃污，望风解印绶去。”从这里可以看出范滂清正威名的震摄作用，那些贪官污吏听说他要来按察，有些竟不声不响地弃官而去。（范滂名清行正，可不像我们现在的一些“钦差”，下车伊始，装模作样，雷声大，雨滴小，点酒不沾，过不多久便同流合污，接着便满载而归。）
　　
　　范滂生而与官场邪恶贪腐势力势不两立。他在太尉黄琼府上为官时，曾举报刺史、二千石权豪之党二十余人的贪腐不法行径。尚书省的官员责备他举报过多，怀疑他挟私报复。范滂掷地有声地回答说：“臣闻农夫去草，嘉谷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贰，甘受显戮。”他知道当时的贪腐邪恶势力很强大，虽然皇帝英明，但终究正不敌邪，于是断然辞官而去。
　　
　　若他从此再不为官也便罢了，偏偏后来经不住太守宗资的一再举荐、邀请，又出来做功曹，还被宗资委以重任，负责处理本州的行政事务。《后汉书》说：“滂在职，严整忌恶，其有行违孝悌，不轨仁义者，皆扫迹斥逐，不与共朝。显荐异节，抽拔幽陋。”他是一个忌恶如仇的人，他运用自己的权力，在管辖范围内驱逐贪腐邪恶之徒，提拔被压抑埋没的清正廉洁之士。有人偷偷在太守宗资面前举荐了他的外甥李颂，而李颂恰恰是一个品行低劣为乡人所不耻的无赖。他得知李颂被宗资任命为府吏后，气愤非常，坚决要求斥逐外甥李颂。
　　
　　由于他一贯坚决与官场腐恶势力作对，从而招致腐恶势力对他的极端仇视。这些家伙经周密谋划，必欲置范滂于死地而后快！“乃指滂之所用以为范党。”他们诬蔑范滂结党营私，诬称范滂及其周围的人为“范党”，并悍然将所谓“范党”的人一个个逮捕下狱，企图问成死罪。然而，汉桓帝毕竟是一个英明之主，他委派中常侍王甫去调查此案。在审问范滂时王甫说：“卿更相拔举，迭为唇齿，有不合者，则见排斥，其意如何？”范滂仰天慷慨陈词说：“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愿埋滂于首阳之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夷、齐。”甫愍然为之改容，乃得开释桎梏。范滂的凛然大义感动了王甫，他被宣告无罪获释。。
　　
　　至汉灵帝刘宏即位后的建宁二年，皇帝昏聩，政治气候急转直下。“遂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汉灵帝受朝中腐恶势力的左右，下诏诛戮党人，火速逮捕范滂等。执行逮捕令的督邮吴导是一个良心未泯的人，他到达范滂居住地的县衙，将自己的房门紧闭，抱着皇帝的诏书，伏案大哭。范滂得知此事后，就径直到县监狱去，他不愿吴导因此为难。县令郭揖也是一个正直好官，他深知范滂凶多吉少，力劝范滂与自己一起逃走（由此而知古人重于义而轻于利，而今人则反之。）而范滂却说：“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范滂说得明白，他不愿连累他人，更不愿自己的老母因受牵连而流离失所。只有自己死了，一切才会了结。他的母亲来与他诀别，并没有痛哭流涕，而是意味深长地对他说：“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他的母亲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要他在面对死亡时看得更开些：一个人既有了美好的名声，即使死了又有什么遗憾的？美名与长寿哪能都得到呢？
　　
　　当范滂开始与官场强大的腐恶势力作对时，他并非没有意识到这种危险，是真理与正义的力量在支配他的一切行为。我们再看看近代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历史，有多少革命志士、热血青年岂不都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此去不复返，慷慨悲壮携剑行！然而令人备感困惑的是：当代人怎么了？为何在正义之举与利害关系的生死抉择中，竟然总是选取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