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被人们冠以清朝文化遗老的辜鸿铭，以一个文化落伍者的顽固形象，走进人们的精神视野。围绕他，人们大多谈论的是一些逸闻趣事。随着这些逸闻趣事的过度消费，辜鸿铭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作为“文坛怪杰”的形象源源不断地为人们提供着各种逸闻趣事。虽然满城争说辜鸿铭，但辜鸿铭差不多成了众多说客的一个消遣对象，与动物园里供人们观赏的动物没有多少差异。事实上，这对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史上这个罕见的文化奇才是有失公允的。

辜鸿铭虽然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定支持者，但他却是近代中国最早接触西方文化，并且在西方文明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作为我国最早赴英国的留学生，曾经遍游大半个欧洲，且精通英、德、法、希腊、拉丁等九种西方语言。虽然长期生活在西方，并且是一个精通西方文明及语言的天才人物，他却以清朝遗老自居，并高谈“尊王”、“尊孔”，反对当时在中国大行其道的新文化运动，这使得他这位海归派人物，与其它海归派人物的言行显得十分另类。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当时的海归派学者们都是向中国介绍西方的现代文明，并且猛烈抨击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而辜鸿铭却反其道而行之，以他所擅长的西方语言才能潜心翻译中华传统文化，向欧洲输出中华文明。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文明的滚滚涌入，对中国当时知识界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普遍有一种新鲜感。向国人介绍西方文明的严复、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在封闭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界起到了开风气的巨大进步作用。而性格倔强的辜鸿铭却甘愿忍受世人的冷嘲热讽向西方介绍中国积淀数千年的传统道德观念和人生哲学。由于走的是两股道，严复、蔡元培等人虽然在国内名气较大，也更顺应了时代潮流，但在欧洲，辜鸿铭的影响则是远远超过严复和蔡元培等人的。

辜鸿铭的学术生涯主要是向西方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很显然这在西学东渐的滚滚时代潮流面前，他的这一做法在常人眼里显得十分不合时宜。正因为如此，人们便忽略甚至抛弃了辜鸿铭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其一生学术活动的精神价值，而是从世俗生活的层面抓住他一些超乎常人的生活细节大做文章，就这样辜鸿铭成了人们随意调侃的一个时代落伍者，这不但有失历史的公允，而且也多少暴露了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自轻自贱的一种心态。如果把辜氏放在世界范围内来观察的话，其在海外的影响恐怕很少有几个与他同时代的中国人能与之相提并论。在二十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过这样一句话，“到中国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不可不看辜鸿铭”。西方人之所以说这样的话，那便是基于辜氏当时在学术界的重大影响。这位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拥有13个博士学位头衔的大学者，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等一批儒学经典用英文、德文向西方介绍。特别是在1916年他把《春秋大义》这部儒学经典以《中国人的精神》一名翻译成德文，在德国掀起了一股“辜鸿铭热”。这本书后来风靡世界。他还运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宣讲孔学，与俄国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通信，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可以说，在近代中国他是第一个拿自己的民族文化与世界文明进行交流对话的中国学者。他尊重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并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价值，这也是他一生不不遗余力向西方传播中华文明的动力之所在。他的工作虽然在国内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与喝彩，但西方人读了辜鸿铭的著作，对他的劳动成果却给予了相当高的关注和评价。就连作为近邻的印度圣雄甘地也将辜氏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由于辜氏在海外学术界的影响巨大，1913年他还被提名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

辜鸿铭处在崇洋、惧洋成风的年代。作为一个满腹经纶，才华横溢的大学者，国弱民穷的中国国情使他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大地伤害。虽然他在欧洲系统地接受了西方的近代文明，但是西方社会物质文明进步过程中存在的大量社会问题使他充分看到了科学手段在推动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功利性。科学在给人们生活带来幸福便捷的同时，也在制造着灾难。他预言，“将来科学愈进步，世界战争也将愈激烈”。他并且尖锐地指责西方人，“你们喜欢机关枪，你们也将被机关枪判决”。在他心目中，西洋文明太注重物质利益，结果产生了军国主义和拜金主义，并由此引发了世界大战。要消除人类面临的战争之苦，非推行中国的礼教不可。辜氏的这一言论虽然带有某些过激和偏颇之处，但却让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痛苦的西方社会的有识之士们对古老的中华传统文明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对辜鸿铭的观点逐渐有了认同感。辜鸿铭凭借其非凡的才智在那样一个不幸的年代向西方世界传播一个弱国古老的文明，并在对自己文明普遍具有一种优越感的西方社会造成了非同反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然而与辜鸿铭在国外的影响相比，其在国内的影响不但小的多，而且因其狂放不羁的狷介生活行为，他还招来了众人的非议，被作为时代落伍者这样一个顽固形象而广受人们嘲讽，时至今日，这一局面也没有得到根本改观。这无疑对我们真实全面地去了解辜鸿铭这一历史人物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影响。

辜鸿铭是一个天生为了学术事业而生，又为了学术事业而倾注毕生精力的人。正因为如此，要真实地了解辜鸿铭，我们必须走出轶事的误区，而把目光投入到他的学术事业中去。辜鸿铭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作为一个中西血统的混血儿，从一出生就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生长、学习。在充分接受了西方近代文明之后，才开始接触中国传统文化。通过深入的学习和系统的研究，在对中西文化加以比较之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谓欧美主强权，鹜外者矣；中国主礼教，修内者矣。言一时强盛，似优于中国，而图长治久安，则中国之道盛矣，美矣！”作为一个对中西文化有着深入了解的大学者，应当说他的这一言论是有着深可见地的，并且有着十分超前的预见性。但在当时，中国作为一个弱国，被西方列强任意欺负，此时大谈中华文明的优越性，无异于一个痴人在说疯话，无人支持与喝彩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时代发展到了今天，辜氏的很多见解已经被得到了证实。西方和中国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被辜鸿铭早就预见到了，这些问题已成了当今世界和谐发展的突出问题。仅从这一点来看，辜鸿铭作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学者是无可非议的。